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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开放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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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视角,采用含有4个准则层、21个指标的区域经济开放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了中部六省2001-2013年的经济开放度。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经济开放度呈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省际间差异较大,而且均低于广东省。

关键词:

中部六省;区域经济开放;指标体系;开放型经济;主成分分析

沿海省份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但中部六省既不靠海,也不沿边,而且目前正处于中部崛起的关键阶段,如何有效地加快经济开放步伐,构建新型开放经济体,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基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视角,采用含有4个准则层、21个指标的区域经济开放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中部六省2001-2013年的经济开放度,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区域经济开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开放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涵,并参考赵伟(2005)、龚洁(2015)等从区际开放、国际开放、政府干预、基础设施限制四个维度,共选取21个指标构建区域经济开放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2.区域经济开放的评价方法

2.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六省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为得出有效的评价结论和政策建议,研究对象中增加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省。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2002-2014年《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2权重的确定区域经济开放度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选取合理的指标后,对各指标赋权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赋权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但主观赋权法很难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误差,而且专家评判所需的时间和费用问题都限制了它的使用。客观赋权法则能更加真实、客观、科学地反映各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选取的指标较多,且各指标的单位不一,数值的波动性也很大,故采用被已有文献广泛使用的主成分分析法。

2.3指标体系权重测算首先,根据本文权重确定方法,分别对各准则层下的所有指标赋权并计算各准则层得分;其次,重复上述步骤,对各准则层赋权;最后计算出各省的区域经济开放度。各指标层和准则层的权重如表2所示。

3.综合评价

将中部六省及广东省的相关数据按照表2所示权重进行加权算术平均,可分别得到各省区际开放度、国际开放度、政府干预度、基础设施限制度和区域经济开放度,如表3和图1-图3所示。

3.1区际开放度由表3可知,中部六省的区际开放度具有三大特点。第一,2001-2013年中部六省的区际开放度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2001-2005年缓慢上升、2005-2007年下降、2007-2013年快速上升。第二,中部不同省份间的区际开放度差异较大。从绝对值来看,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湖北省的区际开放度在2001-2004年远高于中部其他省份,2003年甚至达到区际开放最低的山西省的2.8倍,2005-2007年仍位居中部第一,但安徽省通过积极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自2008年起至今一直稳居中部区际开放榜首,其他省份的区际开放度在六省中的位次波动较大。第三,与广东省相比,中部大部分省份大多年份的区际开放度较低。2001-2013年,广东省的区际开放度位于中部第一或第二,是中部区际开放最低省份的1-2倍,说明中部部分省份的区际开放度与广东省差异较大,江西、湖南等省份亟需提高其区际开放度。

3.2国际开放度表3中国际开放度最显著的特点是广东省的国际开放度远高于中部六省,最高达到中部国际开放最高省份的4.8倍、最低省份的33倍,主要由历史、地理、政策等因素造成。另一明显特点是,总体趋势上中部六省国际开放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受益于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2001-2007年中部六省国际开放度在波动中上升,但并未呈现出较多文献中近似线性上升的趋势,主要由于仅用外贸依存度表示对外(国际)开放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最后,中部六省国际开放差异虽然在2007年后明显降低,但仍较区际开放差异更加明显。2001-2013年河南的国际开放度均最低,2001-2007年期间,大多年份中部六省国际开放度的最大值是其值的5.7倍以上;2007年后,大多年份该比例降为3以上,但较2001-2013年区际开放最大值为最小值2.8倍的差异更加明显。

3.3政府干预由图1可知,除山西省外,中部其他各省的政府干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随着我国逐步全面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取得积极成效。但山西省的政府干预在2004-2013年基本稳定,主要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支撑度和控制度未明显下降的同时却对资源的支配度大幅增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14.53%增至2013年的24.04%,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煤炭资源重组更是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出现了较大幅的“两连升”。其次,中部不同省份间的变化趋势差异明显。河南、山西的政府干预水平一直稳居中部倒数第一和第二,江西省政府干预值在中部的名次升幅最大,2009年以来安徽省的政府干预值均为除山西省外的最低。最后,中部六省政府干预值与广东省的差距不再明显。2007年之前,广东省的政府干预值均大于中部六省,但差距逐步缩小,自2008年开始先后被河南、江西超越。

3.4基础设施限制图2显示了2001-2013年各省基础设施对经济开放的限制程度,该图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省基础设施限制度的变化趋势非常一致。2001-2013年各省的基础设施水平保持基本相同的上升速度,表明不仅各省完善基础设施的效果显著,而且省际间的基础设施投资较为平衡。2006年基础设施值的快速提高,主要因为公路里程的大幅增加导致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提升明显。第二个特点是中部六省基础设施限制的层次清晰且较稳定。六省的基础设施限制可分为高低两类。其中,山西、湖北稳居低限制的省份,且限制程度与广东省相当;一直位于高限制度的省份包括江西、湖南和安徽;河南省凭借交通优势,于2006年从高限制度跃升至低限制度省份。

3.5区域经济开放度图3显示了2001-2013年中部六省及广东省的区域经济开放度及排序变动情况,呈现出明显的四大特征。特征一:2001-2013年,中部六省的区域经济开放度均逐年提升,除湖北2005年略有下降外。其中,山西平均增速最大达18.86%,其次为江西,增速最慢的是区域经济开放度连续处于较高位置的湖北,平均增速仅为8.01%。这表明我国改革开放效果显著。但各省经济开放度2001-2008年的增速远大于2009-2013年的增速,主要由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之前以外贸和外资为主的国际开放步伐遇挫,而扩大内需、转变政府职能等对经济开放的效果显现缓慢。特征二:2001-2013年的所有年份中,中部六省的区域经济开放度均低于广东省,但差距呈缩小趋势。表3显示,2001-2013年广东省的区域经济开放度始终排名第一,但与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差距分别从2001年的0.357、0.271、0.329、0.241、0.130和0.245降至2013年的0.311、0.172、0.239、0.168、0.097和0.238。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经三十多年,已由东部向中西部推进,2001年以来中部六省开放效果显著。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广东省国际开放优势下降,中部六省区际开放优势更加明显,导致中部六省经济开放水平与广东省的差距缩小。特征三:中部六省的区域经济开放度层次清晰。湖北省一直位于中部六省的前两名,而且即使排名第二,也与排名第一省份的差距很小,其最大差距仅为0.037;山西和江西基本固定在中部倒数第一和第二,其中山西不仅稳居第七位,而且与第六位的差距相对较大,其差距大多高于0.05,最高达到0.150;安徽、河南、湖南的排序波动较大。湖北省具有天然的地理、历史等优势,大部分指标均位于中部前列;山西不仅交通不便,而且以煤炭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着其政府干预较强。特征四:近两年中部六省的排序未发生变动。表3显示,2012和2013年中部六省的区域经济开放度从高到低排序均依次为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和山西,湖北也于六年后重新回到中部第一。

4.政策建议

(1)转变区域开放思维,由以前盲目扩大国际开放转变为国际、区际开放并重的高质量开放经济新常态下,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及优惠政策来促进出口并吸引外资以大幅提升国际开放水平的做法已不可持续,提高区域开放的“质量”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转变国际开放的内部结构。国际开放除了外贸、外资,还包括国际旅游、技术引进、对外合作等,要由过去只注重外贸、外资向加强技术与文化的交流合作,鼓励企业“走出去”等相结合的全面国际开放转变。另一方面,扩大区际开放,全面提升区域开放水平。如今国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中部六省凭借地理优势,扩大区际开放,全面加强区际合作,对于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尤为重要,对于重点区域,可以成立区际开放联络小组。(2)中央政府应加强区际开放的引导与协调,在推动区际开放中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中央政策的引导对于推动区际合理有序开放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中部六省的区际开放更多的是中央政策推动下的被动式开放,在现行行政体制下,中央政策的引导会对各地方政府形成正向激励;另一方面,我国各区域的历史、地理、资源等存在重大差异,加强中央政策的引导,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推动各区域合理有序开放,能有效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但同时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各区域的同时开放有利于共同增长,然而如果某区域实行市场分割或减缓区际开放的步伐,会使得其他区域效仿,最终陷入区际开放的囚徒困境。(3)以提高区域经济开放水平为抓手,促使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干预是区域经济开放的重要阻碍因素,以提高区域经济开放水平为抓手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简政放权,减轻对经济的控制。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时,充分发展其他所有制,特别是民营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其他所有制对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简政放权,降低民间投资的门槛,促进商品及各生产要素流动。二是由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向服务者转变。加大国有企业投资,一直是我国政府之前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三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获取资源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公共服务,在确保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前提下,政府应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程健,邢珺,章彦姗.内陆地区经济开放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4,15:59-62.

[2]龚洁.区域经济开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15,13.129-130.

[3]李平,王春晖,于国才.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11,5:93-116.

[4]毛其淋.二重经济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进[J].经济科学,2012,2:5-20.

[5]赵伟.区域开放:左右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因素[J].经济学家,2001,5:45-50.

[6]赵伟,徐朝辉.测度中国省域经济“二重”开放[J].中国软科学,2005,8:81-90.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作者:李向升 单位: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区域经济开放的综合评价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