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范文

摘要：

基于循环经济发展目标体系，构建了生态效率类、物质流状况类及人类发展类三大类指标为基础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兰州市2000—2012年统计数据年鉴为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兰州市各生产要素生态效率提高明显，输入端和输出端物质流总量增长，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提升明显，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逐渐提升。但整体上兰州市资源循环利用程度仍较低，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关键词：

目标体系；指标体系；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兰州市

1研究述评

国外认为循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均是为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对策，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对于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研究以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点。托宾、诺德豪斯两位学者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概念，将城市中污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在指标体系中增加了社会义务、家政活动等项目[1]。Daly等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概念，将失业率、犯罪率、财富分配不公等社会因素所带来的成本损失考虑在内，对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进行了更加清晰的区分，在他们看来，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对经济是不能计为贡献的[2]。Prescott-Allen提出了“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模型[3]。Wackernagel等提出以“生态足迹”计量在一定人口与经济规模下，维持资源消费及废弃物吸收所必需之生产土地面积[4]。Cobb等提出了“真实发展指数”[5]。上述研究中各类评价方法总的特点是：指标单一、直观、易操作，但评价结果相对简单，无法全面反映循环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近些年来，一些新的评价方法相继出现并受到学术界热捧：生命周期评估[6]、能量流分析[7]、物质流分析[8]及全额成本评估[9]等。这些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将物质流与能量流视为关键变量，直接促进了提高生态效率等相关研究的开展。国内学者中，于丽英、冯之浚构建了基于产业、城市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及社会消费四大体系，涵盖经济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及人文发展指数等共24个指标的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10]。孙龙涛采用“目的树”方法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投入、污染减量排放、资源循环利用及生态环境质量在内的5大子系统，28个分项指标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1]。林伟柏立足于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四大基点，构建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2]。郝莉花等将指标体系分为主要指标和辅助指标，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法进行了评价[13]。李王锋等提出包括三层次（系统层、要素层、指标层）、四要素（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社会）、21个指标的资源型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和指导资源型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建设[14]。王晨等构建了包含资源利用率、污染减量排放、资源循环利用、经济效益及科技水平在内的区域循环工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5]。

循环经济是最大程度上契合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自2003年以来，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那么，我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效果究竟怎样？我国批准的第一批循环经济发展试点城市及地区等正要迎接一个建设周期结束后的评估，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而由于研究者理解上的差异和指标选取原则上的各种混乱，具体能够选取哪些指标来表征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尚无统一和标准答案，相关评价体系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部分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未将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区域循环经济的实质加以区分，导致未能体现出区域循环经济的独特性。事实上，循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正是可持续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与区域的有机结合，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高端目标。三者在概念、内涵上有细微但很重要的差别。（2）部分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不符合可得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间两张皮。如表1是我国国家层面颁布的比较权威的指标体系，各个省市区目前主要以此为标准评价本地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但该指标体系的系统数据短期内可得性成问题，且目前只能适用于单个指标的独立评价，无法满足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需要[16]。（3）部分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的减量化指标是静态指标，不能反映与上年度相比减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另有一些研究中提出的再循环指标不够明确，只能评价区域的生态发展水平，无法动态综合评价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

2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总目标可以分解为3个基本子目标：第一，通过生态效率的大幅提高实现减物质化，简称减物质化。第二，从总量上减少对于生态系统的压力，实现代际间环境资源的公平利用。第三，进入无（少）资源消耗的人类社会，生态商业、功能经济占据主宰地位，实现人类整体发展及福利增长。根据上述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总目标及分解后的基本子目标，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为3层：总体目标层（区域可持续发展）、分项目标层（集约利用资源、总量上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提高人类福利）和准则指标层（生态效率类指标、物质利用状况指标、人类发展类指标），见图1。这3层构成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结构清晰，一目了然。减物质化类指标包括资源生产率指标和环境生产率指标两部分。资源生产率指标的选取上，考虑到当前各地经济发展中首当其冲面临的用地、用能、用水紧张状况，首先选取GDP/单位土地、GDP/单位能耗和GDP/单位水耗3个基本单项指标用以评价，GDP/单位物质评价上述3种资源之外的其他资源生产率状况。环境资源生产率指标则包括GDP/单位废气、GDP/单位废水和GDP/单位固体废物（臭名昭著的“三废”）3个基本单项指标。这样，一共有7个单项指标属于减物质化指标体系。

物质利用状况类指标按照循环经济的输入、过程和输出的基本原理进行选取，由输入端物质总消耗量指标、物质循环利用率指标和输出端总物质处置量指标三部分共计10个单项指标构成。这一部分指标系统全面体现循环经济的实质性特点，与其他已有指标体系明显不同。其中，输入端总物质消耗量是区域内各类物质消耗量的总和。从细化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物质消耗的考虑出发，该指标下笔者选取了工业用地总面积（km2）、能源总消耗量（万t标准煤）和总用水量（亿m3）这3个基本单项指标，比较富于现实性、解释力和操作性。当然，目前在某些区域经济管理统计系统中输入端总物质消耗量指标数据比较难以获得，需要当地政府尽快加强完善相关物质流账户的数据统计内容。物质循环利用率反映了各类物质在区域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利用情况，计算公式为物质循环利用率=物质循环利用量（/物质循环利用量+自然资源等的投入量）。该指标包括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3个单项指标，具备基本可得性。输出端总物质处置量指标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系统之环境及生态系统压力的大小，分为最终排放量（气体或液体）及最终处理量（固体）两种类型。最终排放量=达标排放量（最终处置后）+直接排放量（未经处置）；最终处理量=所有各类废（弃）物最终处理量总和。在输出端总物质处置量指标下,选取了废水达标排放总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废水非处理排放量及废气达标排放总量4项单项指标，上述4项指标在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管理统计系统中具备基本可得性。

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及其福利的提升是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整体发展及福利类指标体现的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带给人类发展的最基本效果。选取6个单项指标对此进行描述：首先，参照联合国人类发展类指标选取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岁）、婴儿死亡率3个基本指标评价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对人类福利及整体发展的直接贡献大小。其次，区域循环经济发展中人类环境权及就业权具有人权属性，宜将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均绿地面积（m2）列入指标体系。最后，选取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为人类福利提升的基本指标之一。综上，就形成了表2所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3个准则指标层下，23个基本指标形成关联、渐进、互补、完整的逻辑关系。3个准则指标层的共性是覆盖的23个单项指标均为进程性、结果性指标，同时又各有特点：减物质化类指标能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本的集约化利用程度及其进步水平。但现实中的消费反弹效应（例如，家电效率的改进被家电数量的扩张抵消；住房效率的改进被住房数量的扩张抵消；汽车效率的改进被汽车数量的扩张抵消，等等）对于通过生态效率的提高所减少的生态压力具有部分抵消的效应，则减物质化指标也只能体现短期内资源与环境压力的缓解，并不一定能从绝对规模上反映社会经济系统的平衡与合理，这就需要物质利用状况类指标对此进行反映。物质利用状况类的10个单项指标能够积极体现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状况，弥补减物质化类指标不能控制区域社会经济总量规模的缺陷[17]。人类整体发展及福利类指标则直接指向循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通过反映人类自身从循环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多少，补充了减物质化类指标和物质利用状况类指标的不足。

3基于兰州市的实证研究

下面运用构建的指标体系对兰州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按照减物质化类指标、物质利用状况类指标及人类整体发展及福利类指标的顺序进行评价。

3.1利用减物质化类指标的评价减物质化主要体现生态效率的提高，兰州市历年生态效率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2看到，从2000—2012年12年间，兰州市各种要素物质流的生态效率均有所提高，且有成倍增加的趋势。废水排放生态效率与工业固废生态效率的增幅尤为明显，分别是2000年水平的4.76倍和3.02倍。其他要素物质流的生态效率指标则在12年间达到了相对于2000年指标的近1.5~2倍的增长。

3.2采用物质利用状况类指标的评价

3.2.1用输入端物质流总量指标进行评价兰州市2000—2012年间输入端物质流总量指标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兰州市12年间的输入端要素物质流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与我国国民经济1992年以来的持续两位数增长具有直接相关性。如图3所示，到2012年，兰州市的能源消耗总量已经达到2000年的2.5倍，2012年自来水的供水总量则达到了2000年的2.01倍。

3.2.2采用循环利用率指标进行评价由于统计原因，兰州市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数据不够全面。根据现有资料总结如下：第一，兰州市企业资源循环利用状况明显好转。2000年以来，在政府大力推进的环境友好型企业试点工作支撑下，兰州市的环境友好型（绿色企业、清洁企业）企业数目逐渐增多。兰州西固热电公司、中石油兰州石化、蓝星化工公司、方大碳素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兰州市发展循环经济的首批试点企业，均采用了先进的循环经济理念，不断优化资源结构、实现资源梯次利用、改造产品加工路线及产品结构、积极实施节能减排，企业节约发展、绿色发展、清洁发展的成效比较明显。不足之处是，目前大部分企业还未有非常规范的量化资源消耗量的管理指标体系，企业循环经济管理依据和方式缺乏可操作性。第二，兰州市资源回收再利用状况有好转。兰州市废弃物排放量最近几年大大减少，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工作随着《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推进和实施得到进一步加强。截止目前，兰州市工业废弃物利用率已近94%，生活垃圾利用率达到50%[18]。兰州市现有废弃物回收处理设备改进率不足，垃圾填埋场数量不足，赶不上兰州市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建筑垃圾及有毒有害废弃物等尚无独立的处理系统。第三，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兰州市的工业用水（电厂除外）重复利用率近十年来逐年得到提高，到2012年已增加到56.5%[19]。可是，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4）相比，兰州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见图5）仍处于较低水平。兰州市治污开始遵循从“末端治理”到“全过程控制”的思路，近十几年的物质循环利用率已经明显提高。但由于兰州市回收、资源化和加工处理技术落后，特别是在电子废弃物处理方面，除电子线路板有专业化、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理外，其他电子废弃物的专业化回收处理几乎空白，废弃物回收和资源化程度很低[20]。

3.2.3用输出端物质流总量指标评价兰州市输出端物质流总量指标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从2000—2012年，兰州市废水排放指标呈微弱减小趋势，其他输出端物质最终处理量与经济总量增长均呈现正比例增长趋势。也即，自2000年以来兰州市社会经济系统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增强。其中，2012年，废气排放总量是2000年的2.91倍，生活垃圾排放总量是2000年的2.3倍。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也有逐渐增多趋势。

3.3人类整体发展及福利类指标2000年以来兰州市人均GDP持续明显增长（如图7），从2000年的5850.17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17548.47元（以1999年不变价格计算），2012年人均GDP约为2000年的3倍（以1999年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兰州市的婴儿死亡率为34.1%，2004年这个数据是23.72%，2012年数据直接降低到13.68%，分别是2000年婴儿死亡率的14.38%和24.92%，可以看出自2004年后，兰州市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自2000年以来，兰州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呈现缓慢递增状态，从2000年的73.33岁增至2012年的76.29岁，增幅是2.96岁。

4研究结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自2000年以来的12年间，兰州市各生产要素的生态效率提高明显，这与近年来兰州市政府重视科技进步、改善产业结构等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更直接受益于《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强力推进和实施。兰州市输入端（input）物质流总量在增大，输出端（output）物质流总量也在明显增大，双增大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存在，原因是：其一，从经济基础看，兰州市客观上具有相对较大的工业经济总量；其二，循环经济尚未成为普世模式，兰州市尚不能完全摆脱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发现，本指标体系中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工业用水重复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生活垃圾综合利用率次之，也存在一定的上升趋势，这说明兰州市近十余年来的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提升明显。而对人类整体发展及福利指标数据的分析发现，兰州市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也在逐渐提升。整体而言，兰州市资源循环利用程度还是比较低，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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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金香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民商经济法学院 甘肃省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法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