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现状研究范文

［摘要］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富民兴汉的重要源头活水，要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实施聚商育商工程，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在武汉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和地位。本文在摸清武汉市民营经济底数，认清发展短板，弄清制约因素，找到治本之策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武汉市；民营经济；营商环境

一、现状审视:武汉市民营经济短板明显

改革开放40年，武汉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6年底，武汉市个体工商户累计登记数60．26万户，私营企业累计登记数34．65万户，占到武汉市企业总数的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达1908个，占比83%;1113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占比70%以上;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5067亿元，占武汉市GDP的42．5%;提供的地方税收完成690．9亿元，占当期地方税收总额的77．3%。由数据可见，民营经济为武汉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后劲。同时，民营经济已成为武汉市吸纳社会就业的主渠道，武汉市城镇就业人员的80%、新增就业的90%集中在民营经济。尽管武汉市民营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和成就，但与我国其它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武汉市民营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差距和短板。

(一)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

从企业数量看，武汉市私营企业只有广州的50%、成都的80%左右;从户均规模看，武汉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户均注册资本(金)为208．62万元，普遍规模偏小;从民营经济增加值看，武汉只有重庆的60%、杭州的80%，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2/3;从民营经济占GDP比重看，武汉市不仅低于成都的48．2%、杭州的59．8%、长沙的61%、宁波的80%，同时还远低于54．5%全省平均水平;从产业层次看，武汉市民营经济主要以传统的第三产业为主，服装、食品行业以及批发零售业占比高，未能形成丰富的产业层次。

(二)民营企业缺大少强，竞争力、影响力

弱武汉市民营企业整体呈现出“星星多，月亮少”的特点，97．3%是中小企业，有影响的民营大企业(集团)明显缺乏。从数量上看，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武汉市仅有9户;排名最前的九州通医药集团仅居第68位，是武汉市唯一进入百强的企业。从营业收入上看，武汉市百强民营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总额约3668亿元，而同期华为、苏宁和山东魏桥集团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590亿、3502亿、3332亿，几乎“以一当百”。从资产规模上看，2016年武汉市百强民营企业中有58家企业资产规模不到10亿元，百强企业资产总额之和仅有3342亿元，约为大连万达集团的42%。到目前为止，武汉市还没有一家在全国有影响的民营大企业，同时民营龙头企业也不多，对中小型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与武汉特大城市的定位不相匹配。

(三)产业结构不优，发展活力不足

武汉市民营企业大多集中在进入门槛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部分，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商业模式陈旧。以2016年武汉市民营企业百强为例，先进制造业为20家，现代服务业为12家，仅占总数的32%。从区域分布来看，江汉区占比最大为21家，代表产业发展高地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新区分别有8家、3家和1家，新兴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集群集聚优势还不明显。(四)民营经济产业集中度不高武汉市现已形成一批支柱产业和优势行业，但在产业链的上下游，这些民营企业的产业配套相形见绌，民营企业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普遍，企业间协作不强，抱团发展少，没有形成优势产业链，也难以和武汉市主导产业相融合。各工业园区内企业间的产业关联度不高，无法形成分工协作的企业集聚。同时，由于民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企业不多，导致武汉市难以形成富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

(五)知名企业及其领军人物严重缺位

青岛有名扬全国的“五朵金花”，深圳有华为、中兴、万科、腾讯等一批海内外知名的企业和企业家，而武汉市民营企业家在数量或知名度上，均逊色不少。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涌现出了百步亭集团的茅永红、九州通的刘宝林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但从总体看，优秀企业家不仅数量太少，而且还没有产生一位在全国有较强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领袖。

二、原因分析:多种制约因素阻碍发展

(一)思想观念相对落后

保守武汉市民营经济发展在思想认识、战略定位、路径选择、政策环境等方面，与沿海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总是存在认识慢半拍、行动慢半步的现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的发展规律缺乏深切的把握，缺少制度创新和改革探索。并普遍存在“重国有轻民营、重大企业轻小微企业、重引进轻培育”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同时，与“重利尚义”的浙商文化不同，武汉传统上受“码头文化”影响较深，很多企业满足于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缺乏做大做强的胆量和气魄。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习惯于实行家族式管理，股权单一，人治现象较为普遍，缺乏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用人重忠诚轻才干，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缺乏科学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单打独斗多，抱团发展少，同行互相挖墙角，产品雷同，恶性竞争，抗风险能力差。

(二)企业经营面临“三座大山”的考验

一是融资的高山越积越高。受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推高的影响，企业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获得资金的难度和成本也不断增高，民营企业融资利率一般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0%～30%，再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利率往往高达10%以上。一些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借贷无门，只好高息借用民间资金，导致企业经营困难重重。二是转型的火山越逼越近。绝大多数家族制企业已到了代际传承关键时期，上一代有艰苦创业的情怀和抗风险能力，但创新转型动力不足;下一代要么接班意愿不强，要么掌控能力不足，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创新中传承已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三是市场的冰山越来越冷。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一些传统产业的市场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虽然政策层面对民营企业不存在歧视，但在实际操作中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往往成为国有资本的独有大餐。

(三)制度交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营商环境是城市软环境的集中表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集中反映。从单个要素来看，武汉市在人才、科技、市场区位以及土地、水资源等关键要素方面有比较优势，但综合配置效率却不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制度交易成本高。以社保费率为例，武汉市5个险种的单位缴费比例总计29．15%，高于杭州、重庆、成都、广州、深圳，其中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武汉市为19%，深圳、广州为14%，重庆则执行12%。而在营造支撑企业持续生存、发展下去的商务环境方面则存有差距。

(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不解渴

近年来，武汉市先后出台了“新56条”“黄金十条”“汉十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但由于缺乏配套细则，实际执行中没有能够把实惠落到民企身上。如“新56条”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交通运输、市政工程、水利工程、能源电力、电信、战略性新兴产业、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社会事业、国有与集体企业改革重组，从表面上看放开了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但实质上其放开程度非常有限。特别是出于思维惯性和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相关部门通过规章制度设置大量隐形门槛，本地民营企业的名优产品进入不了政府采购目录，享受不到同等待遇;有些领域进入条件虽然平等，但要素保障和政策享受仍不平等;有些部门虽然列出了合作项目，但没有合理的回报方案和合作方式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同时，民营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性不够，干货不多，激励性不强。如每年对再次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给予20万元奖励，企业兴趣不大，产生不了激励作用。而且这些政策存在“碎片化”现象，政府与企业的投资信息不对称，缺乏统一的政策平台，致使民营企业难有获得感。

(五)民营企业发展受资源要素的约束更严

近年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节能减排硬约束的强化，民营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遇到了用地难、融资难、用工难，以及原材料成本、融资成本和工资成本快速上升等问题，其发展面临生存考验。据调研，目前50%的土地指标分配给大项目，剩下绝大部分用于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可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利用的土地资源极少。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自身积累和民间借贷，直接和间接融资都存在较大困难，主要表现为贷款担保难，抵押手续繁，信用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后。虽然出台了信用担保、风险投资等方面的政策，但难以在基层落实。用工难问题也困扰着民营企业发展。目前，缺工率高的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机械制造业、电子电器制造业仍是缺工大户，餐饮服务、服装生产、食品加工、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等行业用工也较为紧缺。

三、对策建议:民营经济需加快实现品质革命

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表明，城市经济发展的希望在民营，活力在民间，动力在民资。因此，武汉市应坚持对症下药，采取有力措施，突破瓶颈制约，补齐发展短板，着力推动武汉市民营经济加快实现品质革命，从而赶超发展。

(一)优化顶层设计，健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参照武汉市招才办、招商局等机构设置，重新组建武汉市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高机构的领导层级和统筹协调能力;二是建立符合赶超发展要求的规划体系。按照赶超发展和品质革命的要求，抓紧制定武汉市民营经济总体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推动武汉市民营经济尽快实现高质量的突破性发展;三是建立科学的数据统计体系。组织力量对武汉市民营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下企业进行一次普查，逐步建立企业经营者诚信档案，同时组织专业财务人员辅导并协助各企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财务管理体系，为做好民营经济统计工作打好基础。

(二)完善体制机制，打造优良政务营商环境

一是按照“四个凡是”的要求，梳理和出台含金量高、系统性好、激励性强、解渴管用的政策支持体系。凡是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政策都可参照执行，凡是符合武汉实际的优惠政策都可借鉴利用，凡是国有经济可以享受的政策对民营经济一律同等适用，凡是单独针对民营经济的限制性规定一律予以废止。二是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步伐，完善政府网上办事大厅系统，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尽快实现全流程网上审批，提高审批时效，彻底解决行政审批事项多、部门多、环节多、效率低等问题;加大民营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及时公开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动态等信息，建立市场监测、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大力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三是要减少民营企业发展的成本和负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解决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商务成本过高的问题，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适度降低企业缴交“五险一金”比例;要降低税负成本，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范围，落实国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负政策，消除重复征税和多头征税，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要降低融资成本，在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企业融资政策性担保再担保机构、企业转贷方式创新试点等方面加快推进;要完善企业征信系统，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还款方式创新，减轻企业还款压力，降低融资成本;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项目，减免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

(三)坚持改革引领，实施“聚商育商”工程

一是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引导更多更强的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尽快拿出改革试点的国企名单和推进时间表，“一企一策”稳步推进。重点引导民营企业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同时壮大高科技中小民营企业规模，催生一批“小巨人”“独角兽”;二是切实放开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改革和清理制约民间资本准入的各种隐性障碍，鼓励国企和民企对接，参与城市重大项目建设;三是以商引商，加快形成民企聚集效应。把引进培育创新型、引领型民营企业作为重点，聘请知名民营企业家担任招商大使，以民企招民企，以知名企业家聚知名企业家，加快民营企业在武汉集聚发展。

(四)创新创业并举，全力扶持科技型民营

企业发展加快研究制定人才专项政策，深入实施“城市合伙人”计划，推进“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计划”，打造全国低成本创新创业中心。在加快集聚一批世界顶级产业科学家、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投资人的同时，以“创谷”为重点，加快建设大学生创业街区园区、环高校创新带，鼓励吸引更多的大学生、科研人员在汉创新创业。大力加强民营企业引才引智工作，支持民营企业以奖励股权、期权和利润分享等方式吸引优秀人才、技术团队加盟，逐步形成技术人才向民营企业集聚的机制。

(五)加快转型升级，推进民营经济品质提升

一是壮大科技型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政府综合协调职能，组织和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加强对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力度。认真筛选一批科技成长型企业为其提供服务，将它们培育成“专、精、特、尖”的小巨人企业;二是引导民营企业实施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打造一批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创业创新产业集聚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技术改造，进入战略新兴产业、大数据产业、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三是打造名牌品牌。针对武汉市民营企业产品质量水平不高、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较少、名牌数量偏少等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质量体系评价认证机制，加快建设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高品质、享誉全球的优势品牌。同时，加快推动民间资本集聚的民营金融、高端商务、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提升节点层次。

作者：汤达礼 单位：武汉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