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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公司在中美跨国并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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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企业在美能够顺利完成跨国并购的案例数量远低于计划,其中一项重大原因就是政治阻力。本文就着重分析游说公司在解决政治阻力过程中的可行性。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中国企业对美跨国并购的现状;从目标国政治力量阻挠方面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提出借力游说公司的建议并用案例阐述其优势。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在美国市场中摩拳擦掌,但笔者提出:游说公司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游说策略仍需审慎施行。

关键词:游说公司;跨国并购;作用;局限性

在新型大国外交战略下,中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中美关系的不健康发展对于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规划都是极大的阻力。然而,由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对美投资采取双重标准甚至是明确的歧视政策,加剧了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也有向政治领域蔓延的趋势,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经济侵略者”显示了美国在新时期对华态度的明显消极。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愈发不平坦。在这种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游说公司就为维持良好中美经贸关系创造了条件。

1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政治阻力

普华永道的报告显示,2016年第一到第三季度,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共计671宗,几近2015年的2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蓬勃发展成为部分国家的安全隐患,最为显著的就是中美关系逐渐演变为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激起了西方关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中资企业的收购征程也因此变得颇为艰辛。一方面,“国家安全审查”成为了国际投资壁垒的新形式,使得一些跨国并购案被迫流产;另一方面,大多中国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则及其背后的博弈不了解,时常低估安全因素在美国外国投资评估中的重要性,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在并购前期投入诸多精力却铩羽而归。据商务部网站援引GrisonsPeak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并购交易总额为461亿美元,第二季度为494亿美元,而第一季度高达956亿美元,呈逐季减少趋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来自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经常意味着资本与技术从该国的外流,所以一些国家对中国公司的跨国并购审查程序极其繁琐严格,审查结果往往也不如人意,尤其是在涉及到战略资源(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大型港口(中远集团收购洛杉矶长滩军用码头)、技术性企业(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部分资产)等敏感行业时。据《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年度报告》统计,在受审理的国家里面,中国所占比例从2005年的1.56%攀升到2013年的21.6%。2010—2013年间,提交美国安全审查的并购案共415件。直至2016年,CFIUS的170宗对外商投资审查案件的数目创下最高记录,中国一直是最大的被安全审查国。

2游说公司对跨国并购的润滑作用

游说是美国华盛顿一项巨大的新产业,游说者因其深厚的人脉关系和专业的决策能力影响着国会的政策,也帮助各种利益团体实现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游说行为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在美投资的政治环境的恶化,相反,游说者大多是退休美国官员或是投行高管,既深谙行业情况又长袖善舞,他们其实能够更高效的向决策者传达优质建议,这在客观上是为美国政治决策的制定消灭了信息不完善。而缺乏对于游说的应用常常是中资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之一。华为在进军美国的过程中,因其军工背景对美国家安全的威胁多次被拒之门外,不仅是由于华为缺乏美国市场上的盟友,且没有提供足够清晰完整的公司信息,更重要的是因为华为本身的企业文化有着传统中国企业的封闭性神秘性的缺陷,不善舆论公关,使得美国对华为猜忌加深,2008年,华为联手贝恩收购3Com;2010年,华为参与Sprint招标;2010年,华为竞标收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设备业务;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均因安全问题以与机会失之交臂。对此,华为的回应仅仅是强调产品的安全性,丝毫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疑虑。归根结底是不熟悉美国的政界的游戏规则,没有重视游说的功效。若想疏通美国政经层面的关系,华为作出的应对可以是培育自己的游说团队。两个成功的例子,在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一案的国家安全审查环节中,双方倾尽全力投入到游说准备中。在此期间,两公司聘请了考克罗夫特——前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由他负责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进行专门游说,因此得以顺利收购。2014年Bloomberg在一篇关于阿里上市即将通过SEC审查的文章中写道了阿里通过安全审查的大部分归功于阿里拥有的一个政治游说公司,该公司涵盖了前内阁人事主管、前贸易顾问、前财政部主管等角色,据该文章所揭露的信息,阿里巴巴每个季度用于游说华盛顿政客的费用高达十万美金,这都是使得阿里这样一个同样是信息密集型的敏感产业得以通过安全审查的高门槛的秘诀。

3游说公司的局限性

游说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新行业,其打法律擦边球的本质就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即缺乏有效监管,在美国,该行业的法律监管可以说是几乎空白,因此,国会在游说领域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游说文化盘根错节,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深入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会造成整个说客系统的腐败。说客们因其深谙个种规则,自有各种办法绕过法律监管,有许多说客不进行正规注册,这样就对任何后果免负法律责任,这对于不熟悉美国游说行业却亟待寻求帮助的中资企业无疑是一个陷阱,不仅会使得耗费大量精力的并购案全盘失败,还会影响该企业在美国商界和媒体界的声誉,拖慢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步伐。除此之外,游说公司因其对人脉关系的依赖性使得政党的更迭对游说公司的效用影响巨大,据华盛顿“K”街的统计结论,与执政党关系最近的公司往往吸金最多,而在每次大选期间,社会各界对于选票的猜测也极大地影响着游说公司的业务量分配。这其实暗含了游说行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游说行业定价的不稳定性,也就会阻止游说行业的完善。显然,借力游说公司确是润滑政企关系的良好手段,但却不适合每一个想要对美进行投资的企业。对于进行大规模并购的企业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培养自己的游说团队,同时全面了解美国相关法案的限制与惩罚措施,聘请熟悉行业内情的人士充当顾问,防止在游说过程中触及法律底线得不偿失。小型并购案所面临的安全审查常常较宽松,若需要游说可事先对游说行为进行初步预算,再结合前人经验来选择游说机构,还要组建专门小组负责对游说机构的调查与监管。保证游说行为的合法进行。此外,需要明白游说是一项需要统筹兼顾、全面规划的商业政治活动,不仅要事先摸清政治和法律因素,其所处行业的敏感性、竞争对手的反应、审查过程中需要接洽的各方政府部门都要事先考虑到,这就需要中国企业保证在交易过程中提供的条款有足够的透明度,然而这正是大多数中资企业无法做到的一点。

4中资“走出去”需要双方精诚合作

对于中美商务往来的疏通,企业和个人行为都不过是辅助,真正能够铺平对外投资道路的还应是两国政策的互利与协调。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政策的多变性是让许多中资企业望而却步的原因。但是应当理解贸易和投资虽紧密相关但却相互独立的关系。特朗普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崇虽然是确然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会完全抵制中国在美的投资,因为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其实是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的,是为美国的发展注入动力。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强大,与中国这个最活跃的经济体进行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其培植的内阁成员都对中国有着较强的敌对心理,这就使得美国对于中资企业并购行为的安全审查力度有可能继续加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路途上这一路障的解决仍需中美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孙郁婷,陈莹莹,阿细,等.游说美国[J].21世纪商业评论,2012(22).

[2]孙卓.k街游说公司盈利关键在“站队”[N].第一财经日报,2010-07-29.

[3]孟令宇.单边游说条件下的两国策略性贸易模型研究[J].中国市场,2017(14).

[4]石培培.国会、总统、政府和游说公司[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7).

[5]宏宸.跨国公司游说:谙熟运作规则[N].民营经济报,2017.

[6]张小溪.美国政治游说体系亟待加强监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30.

作者:郝淼 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游说公司在中美跨国并购中的作用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