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向技术溢出的跨国公司论文范文

一、后向技术溢出的途径

后向技术溢出途径可以理解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与供应商建立后向联系实现跨国公司的知识技术扩散与本土企业获取溢出知识的可能途径，也即技术知识是通过怎样的流动渠道从溢出方跨国公司到达吸收方本土企业的。Brash（1966）［4］认为因为技术差距的存在，跨国公司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会对上游供应商设定更高的产品质量标准，从而促使本土供应商不断改善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供应商就通过从学习和共享生产标准及生产工艺而获益。Lall（1980）［5］、Blomstro和Kokko（1998）［3］、Javorcik（2004）［6］都认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提高东道国当地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即跨国公司通过为当地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人员培训、质量控制、原材料供应和公司管理等方面的帮助来促进所选择的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同时，Javorcik（2004）［6］在其文章中也提到，如果跨国公司能从当地供应商的技术改善中获得好处，那么跨国公司就不会阻止技术的溢出。国内对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具体溢出途径的相关研究偏少，彭静（2004）［7］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本意上并不希望技术溢出发生，但是为了能够在东道国降低采购成本，才不得不与东道国供应商相互联系，而技术溢出就是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发生的。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①人员培训；②模仿效应；③示范效应；④合作交流。杨亚平（2008）［8］将后向技术溢出的途径归纳为：需求关联（包括后向需求和前向需求）、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和提出标准。

二、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研究主要着力在行业内，而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一直是实证研究的薄弱环节。在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的分析文献中，Rodriguez-Clare（1996）［9］首先利用美国经济学家Hirschman（1958）［1］提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思想，构造了后向关联效应指标，这一指标主要表示外资企业每一单位的劳动所引起的上游当地企业就业量的变化，一般来说，外资企业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系数大于本国企业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系数，那么，跨国企业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就为正。同时，Rodriguez-Clare（1996）［9］和Markusen&Venables（1999）［10］还分别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和局部均衡模型对跨国公司后向联系效应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跨国公司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可以促进东道国当地企业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其他学者一般通过计量方法，运用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产业层面或企业层面的数据去检验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计量方法和统计变量存在差别，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不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正；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显示为负。

（一）支持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中，Kugler（2000）［11］最早开始运用计量方法对FDI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FDI的行业间溢出效应远远大于行业内溢出效应。Schoors和Tol（2002）［12］利用匈牙利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正向的技术溢出只来源于后向联系，跨国公司的出现对前向关联的当地厂商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Blalock和Gertler（2003）［13］对印尼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在分析中采用的是Olley-Pakes分析方法，其研究发现跨国公司作为下游企业进入东道国能够大大促进东道国上游企业的生产率。同样，Mohamad等（2005）［14］借鉴Blalock（2003）［13］的方法，并同时将前后向关联指标都纳入分析中，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匈牙利、立陶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在匈牙利和立陶宛的FDI都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后向关联溢出，而前向关联效应和水平溢出效益的结论不一。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将研究的视角转入到服务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如Marcella等（2012）［15］就利用意大利1999-2005年服务业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的前向与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服务业行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对意大利当地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力的影响，其研究发现：①跨国公司的进入引致需求的增加，从而通过后向关联途径促进意大利当地上游供应商生产力的改善，即后向关联效应为正；②跨国公司的进入导致竞争的加剧，从而通过前向关联途径促使意大利当地相关下游企业不断创新、改进技术水平，即前向关联效应为正。在研究中，虽然学者发现了正的后向和前向溢出效应，但是作者也提出了意大利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以及其与跨国公司的关联程度都会影响技术溢出的大小。国内学者在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后向关联效应为正的证据。在行业研究方面，陈羽（2006）［16］利用中国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1996-2003年24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许和连、魏颖绮等（2007）［17］利用中国1999-2003年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进入我国的FDI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外商直接投资的前向关联指标和后向关联指标，并将指标纳入模型中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详细检验，结果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后向关联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王耀中和刘舜佳（2008）［18］、王文治（2008）［19］也都采取类似的方法，得出类似的结论，即：FDI通过后向关联渠道对上游行业东道国企业产生了显著为正的技术外溢。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文献最后的结论基本相同，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学者对数据的选取以及变量的选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研究结果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比如，王耀中和刘舜佳（2008）［18］在C-D扩展模型中不仅加入后向溢出指标，还加入了前向溢出指标和水平技术溢出指标，从而考察FDI技术溢出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显示FDI只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正，而对所有工业企业的后向技术溢出却为负；王文治（2008）［19］也是利用扩展的C-D模型，但是其在模型中只加入了后向溢出指标及其滞后项，单独考察FDI通过后向关联对工业产值的影响，结果显示出显著为正的后向技术溢出，并且滞后期的结果比当期的结果更显著。在地区研究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广东地区。杨亚平（2008）［8］利用广东省工业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了正向的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刘焕良（2011）［20］也对广东省的内资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文章利用广东省1999-2008年制造业数据，借鉴Javorick（2004）［6］的模型，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内资企业和非国有内资企业都受到跨国公司在前向关联方面带来的负向作用，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在水平上显著为正，并呈逐渐增大的趋势。方健雯和赵增耀（2010）［21］也利用江苏省2000-2007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将内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作为自变量，将资本、劳动连同FDI的不同的技术溢出途径指标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和前向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且前向溢出效应和水平溢出效应更明显。杨晓雯（2009）、周楠（2010）和郭莹（2010）［22-24］还分别对山东省、湖北省和辽宁省的制造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三篇文献都采用利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运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整理计算得出制造业的水平溢出指标和前向、后向关联指标，并将这些指标纳入模型考察FDI水平溢出和前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山东省、湖北省和辽宁省FDI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

（二）不支持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理论研究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后向关联途径会促进东道国上游企业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FDI的后向技术溢出效益一般为正，许多实证文献的检验结论也与理论研究一致。但是，还有少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FDI没有产生正向的后向关联效应。国外学者的研究中，Aitken和Harrison（1999）［25］的研究发现：委内瑞拉制造业的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在委内瑞拉制造业的FDI一般属于进口型，具有较高的进口倾向，通过进口来满足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从而通过后向关联与委内瑞拉当地企业发生的联系较少，所以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也不明显。这一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从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出口导向型的跨国公司比当地市场导向型跨国公司更容易产生后向技术溢出效应。Girma等（2004）［26］对英国1992-1999年公司面板数据的OLS分析也得出了这一结论。Harris&Robinson（2001）［27］和Driffield（2004）［28］都对英国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前者的研究发现竞争和“吸收能力”效应有时超过潜在的收益效应，从而导致负溢出效应；后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英国制造业的后向关联并不明显，同时，其研究还发现地区不同，吸收FDI关联外溢的效果也不一样。SalvadorBarrios等（2010）［29］运用爱尔兰1990-1998年的面板数据，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对FDI的后向关联效应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在文献中，三项假设条件是：①跨国公司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与东道国国内采购的中间投入品的比例相同；②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国内企业需要相同的中间投入品；③跨国公司的中间投入品的当地需求相对于其最终产品的产出来说是极少的。在这三项假设条件下，后向技术溢出不明显，但是如果对假设条件进行一定的放松，研究结果就显示出了正向效应。国内学者中，严兵（2006）［30］设计了行业间溢出效应指标对中国分行业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行业内和行业间的外资溢出效应均不明显。姜峰（2007）［31］利用GMM分析法，运用上海1999-2006年十五个工业产业部门的面板数据，构建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在只考察后向关联的模型里，后向技术溢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不能通过检验；而在全面考察前向和后向关联的溢出效应的模型里，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姜瑾和朱桂龙（2007）［32］运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FDI影响中国工业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FDI产生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效应为正，而后向联系溢出效应为负。其中，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的结论是理论研究相一致，但是负的后向溢出效应的结论与目前大多数的国内文献不一致。对于这一情况，目前作者也无法给出严谨的理论解释。陈琳（2011）［33］利用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的企业数据，同样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前向关联指标和后向关联指标，考查FDI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发现FDI通过前向关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后向关联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三、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的经验研究表明，FDI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后向联系产生正的溢出效应，而在另外有些国家或地区的产生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为负。由此可见，跨国公司通过后向联系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是有条件，而这些条件就是影响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的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除了对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存在性进行研究之外，还通过大量文献对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①从技术的吸收方——东道国角度来说，技术差距、东道国开放水平以及东道国上游供应商的技术吸收能力等都影响着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的效应；②从技术的溢出方——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说，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以及外资企业在行业中的集聚程度等也会影响后向溢出效应的大小。

（一）东道国层面1.技术差距在研究技术差距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过程中，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后向关联的溢出效应越明显。如Findlay（1978）［34］和Wang（1992）［35］的研究表明，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的增函数，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溢出的潜力就越大。王耀中和刘舜佳（2007）［18］认为当上下游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大时，后向关联的溢出效应才会越明显；原因在于：技术差距的大小代表着上下游企业产品质量的差距，作为下游企业的跨国公司要想获取质优价廉的本地中间投入品，就必须对上游供应商传递先进技术，以缩小产品质量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就产生了技术溢出；所以，只有技术差距越大，后向关联的技术溢出效应才越明显；其实证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结论。还有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小，越有利于后向关联的技术溢出。比如Kokko（1993）［3］对乌拉圭的研究以及陈涛涛（2003）［36］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都得出结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小，国内关联企业越有能力学习和追赶外资的先进技术，从而达到外资企业对供应商的要求；而技术差距过大，一方面外资企业为避免技术溢出，更倾向于进口中间产品，另一方面，国内企业的技术的吸收和消化方面也会存在严重不足，这些都会导致后向关联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许蔚（2008）也从溢出源和吸收能力两方面对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中，后向关联溢出的系数为正；而技术差距较大的行业中，后向关联溢出的系数为负，且均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2.行业开放水平行业开放度或行业开放水平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行业越是对外开放（或对外资的进入不设置门槛），越容易促进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吸收。许蔚（2008）［37］的研究表明，行业越开放，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度越高，FDI的后向关联技术溢出就越显著，而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中，FDI对后向关联技术溢出呈现负的影响作用。杨晓雯（2009）［38］利用山东省的数据，以出口倾向这一指标作为开放度的衡量指标，然后将开放度与后向关联指标做交互项来考察开放度对FDI后向关联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为19.14755，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开放度对后向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也有学者的研究认为行业的开放不会促进FDI的后向技术溢出。许鸿文和方齐云（2012）在研究中也发现了市场开放度指标的负效应，也就是说，市场或行业开放不利于技术溢出。其解释在于：在市场体制下，本土企业的竞争实力不强，虽然市场开放会从一定程度上带来先进的技术，但是也引入了更多的竞争对手，在激烈的竞争下，企业的生存都存在困难，就更别提通过后向关联获得技术溢出的好处了。3.技术吸收能力按照Zahra和George（2002）的定义，吸收能力被定义为企业获取、消化、整合及实际利用外源知识的能力。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的强弱会影响FDI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一般来说，技术吸收能力越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道国上游企业越容易通过后向关联途径学习和消化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从而获得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技术吸收能力对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都将Borensztein（1998）的内生增长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和变形。比如有学者以男性受中等教育的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变量，从而来衡量技术吸收能力对FDI后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样本的人力资本存量值的增加，FDI后向关联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也有学者认为，R&D研发水平可以衡量一国或企业的吸收能力，例如，肖竞成（2008）［42］以R&D投入量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考察其对FDI后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得出显著为正的结论。王然、邓伟根和燕波（2010）在研究FDI通过后向关联对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过程中，以消化吸收经费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发现FDI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也就是说FDI的后向关联不利于本土上游企业的自主创新；同时，文章通过对后向关联与消化吸收经费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估计，发现其系数显著为正，即FDI后向关联效应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最终影响还要取决于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情况：消化吸收能力越强，越容易抵消替代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FDI后向关联效应对自主创新产生的正效应越大，反之，正效应越小。杨亚平和温勉（2012）构造吸收能力的指标，然后分别用水平溢出效应指标、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指标和前向关联溢出效应指标与吸收能力指标做交互项来考察广东省的企业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吸收能力通过后向关联渠道对溢出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

（二）跨国公司层面1.投资动机在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对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时，学者们一般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出口导向性，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东道国的廉价资源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将产品出口；二是市场导向性，这一类型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开拓东道国广大的需求市场。不同的投资动机所产生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是不同的。Reuber等的研究认为，后向关联效应更容易发生在市场导向型企业之间。原因在于：相比于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而言，市场导向型跨国公司更能适应当地市场需求，从而与上游企业产生联系，形成技术溢出。Javorcik（2002）的研究发现，在后向关联溢出方面，国内市场导向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比出口导向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更容易溢出。许蔚（2008）以及李建伟和冼国明（2010）的研究也证实了Reuber等（1973）的结论，他们通过选择两种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即港澳台投资（出口导向型为主）和欧美投资（市场导向型为主），来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对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来自于港澳台的投资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要小于来自于欧美的投资，也就是说，市场导向型的投资动机对跨国公司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要更大。李建伟和冼国明（2010）通过构造出口比率指标将我国制造业的FDI划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组，然后分别将两组指标引入模型来考察投资动机对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得出了与上述学者相同的结论，即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对上游行业中内资企业产出的影响更为显著。2.外资的集聚程度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外资企业的集聚程度也会影响FDI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刘耀中和王舜佳（2007）认为，外资企业的集聚从两个方面影响FDI后向关联溢出：一方面，外资企业集聚会增加对上游企业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数量，从而带动上游本土企业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下游外资企业的集聚也会扩大对上游行业中间投入品的需求种类，从而驱使外资企业主动提供先进技术给本土上游企业以满足其生产需求，在此过程中，外资企业和本土内资企业通过后向关联途径都获得好处。，然后按照外资企业集聚程度的大小将样本分为两组，从而考察外资集聚的强弱对辽宁省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也发现：下游外资企业集聚程度越强，后向关联溢出效应越明显。许鸿文和方齐云（2012）却发现与上述学者相反的结论，其从产出效应层面、新产品市场化层面和专利技术自主创新层面三个层面考察外资企业集聚对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的影响时，均发现了负向的冲击效应，也就是说下游外资企业越集聚越不利于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的发生。作者解释的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外资集聚程度越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实行垄断，从而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

四、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后向技术溢出的渠道和途径研究；二是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三是影响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研究。在后向技术溢出的渠道和途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上得出一致结论，认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可以通过人员培训、技术支持、原材料购买和质量控制等方式对本土上游供应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基本都属于定性分析，通过理论分析或案例分析的方式对跨国公司的后向技术溢出的途径进行阐述，缺乏对后向技术溢出途径的实证的检验，更不能确定不同技术溢出途径的作用的大小；这是研究上存在的不足与缺憾之一。在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方面，虽然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跨国公司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为负，但是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还是都显示了显著为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即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后向关联能产生显著为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数据选取以及方法选用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首先，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国内外学者大多采取静态面板数据方法进行研究，没有考虑时滞问题，并通常采用OLS回归检验，无法解决面板数据检验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偏误等问题;其次，变量的选择与测算存在不足。比如，在后向技术溢出指标的测量上，国内学者基本参考国外学者的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测算，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5年才更新一次，并且只有国家层面的数据，这就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并且为省市层面的研究增加了难度。最后，在样本选取方面，由于数据的稀缺性，大多数学者都是以国家或整体行业层面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很少有学者从企业层面出发进行研究，这也是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在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基本上从溢出源（跨国公司）和吸收方（东道国角度）分析考察企业集聚、投资动机、吸收能力、技术差距和开放程度等因素对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且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总的工业行业领域，缺乏对如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等具有不同行业特征的具体行业的研究，这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作者：陈汉林徐丹丹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