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范文

一、文献综述

余珮、孙永平(2011)利用条件Logit模型，对1995－2007年世界500强公司当中的美国、欧洲子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其结论为:在华外资(主要是制造业)具备集聚效应，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如果盲目吸引外资以缩小区域差异，其作用不大。刘荣添、林峰(2005)指出，我国东、中、西部FDI分布不均衡，利用1986－2003各省份历史统计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指出，FDI有很强的资金、产业集聚效应;中央给予各地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在初始阶段作用很大，但随着时间推移起作用会减弱;低人力成本是吸引外资的初始优势，但高层次的外资企业更注重高人力素质的人才。何兴强、王利霞(2008)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市级城市进行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东、中、西部地区FDI的主导类型分别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和水平型。沈桂龙(2007)对作为宏观投资的FDI和GDP之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FDI的贡献率比以往文献的研究要低;此外，通过对整体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数值研究，可以发现FDI对净出口贸易影响并不显著，从而削弱了对GDP的贡献。因此，提高外资质量、促进技术进步、增强微观的国内企业活力以及引导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邱斌等(2006)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分别运用外资企业数据、全国数据以及江苏省数据重新检验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长期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促进关系，基于全国数据的国际贸易与FDI之间没有相互促进关系，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国际贸易和FDI之间只具有单向促进作用。

二、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面板方程估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情况，方程如下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FDI数量;α为截距项;Xit`代表了解释变量向量，βit代表系数向量;δi、γt代表横截面效应;εit代表了截面的误差项。解释变量包括:跨国公司在中国上一年的直接投资，FDI－1，因为某一地区的投资数额具备惯性特征，即以之前的投资数额为依据;当年各地区的GDP总值，这一变量代表了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无论是从实证还是经验层面来看，FDI同中国各省的经济总量呈正相关关系;当年各地区的国际贸易值TRADE，这一变量代表了国内各省的开放程度。FDI选取每年外商在华的实际投资额，按照当年美元计算，国内各地区的GDP总值和贸易值也按照当年美元计算。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分析结果如下表: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来，影响三个地区FDI的最主要因素是相关地区上一年的FDI数量。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存在很强的惯性，当年的投资和上一年的投资具备很强的关联性。从地区来看:西部FDI－1系数最大，为0．94，这说明作为一个整体，西部地区当年的FDI数量基本取决于外资前一年的投资情况;中部其次，并且和西部地区数值接近，为0．89;最后为东部地区，为0．77。FDI－1既可以说明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时间方面的特征，同时也可以说明各地的招商引资政策的稳定性以及给予国外投资的优惠与便利条件。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对国外资本有着政策方面一贯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当地吸引外资的最重要条件，持续稳定的政策利于外资企业经营;优惠便利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我国给予外资最主要的优惠措施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以后，中国给予外资税收优惠政策表现为:

1.降低税率。主要表现在企业所得税方面。2008年以前，中国的内资企业所得税为33%，而外资企业所得税只有15%。

2.税收减免。对于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如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外资公司取消税收减免及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后，优惠政策主要是各地方政府的返税，即对于外资公司注册在当地的，将一部分由外资公司交纳的税收，再返还给外资企业。其中，以上海外资公司返税优惠政策较为突出。上海外资公司注册所在区不同，其税返税税收优惠政策也不尽相同:上海崇明区，营业税可返外资企业实际交税额的40－50%，企业所得税返16－20%，增值税可返实际交税额的6－9%。奉贤区、金山区的营业税可返外资企业实际交税额的35%左右，企业所得税返16%左右，增值税可返实际交税额的6%。中西部地区对外资同样持政策。以山西为例，该省《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和限定外商股权比例项目的设立条件和市场开放度，可比东部地区适当放宽;鼓励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该省再投资，外商投资比例超过25%的项目视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应待遇;允许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该省承包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内资企业。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不仅有政策方面的扶持，同时还对外资进入的领域有一定的导向规划。根据商务部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年修订)》，山西、黑龙江、河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新疆等省份鼓励外资投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种植养殖产业以及旅游景点开发保户产业;针对青海、宁夏、甘肃、陕西这些省份，国家鼓励外资进入节水灌溉、生态养殖产业。总体上看，国家倾向于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旅游产业。产业目录当中也有一些工业项目，但是国家更侧重于环保、生态、旅游这样的绿色产业。

三个区域以GDP总值代表的经济规模对各自吸引外资的作用不如上一年FDI的作用那么明显。该变量的系数，东部为0．1;中部略高，为0．18;西部为0．48。三个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相应地造成了对外资吸引的不平衡。但是，西部地区经济规模的变化对该地区吸引外资的作用最为明显。这表明，随着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扩大，对其吸引外资有着特别明显的促进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南沿海省市率先开放;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催生了诸如长三角、珠三角这样强劲的区域性增长地域。但是，由于市场化程度、政策、基础设施、教育诸多因素，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较之东部地区却大为落后。针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国家2002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2004年，国家制定中部崛起战略，是促进中国中部经济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项中国中央政策。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扶持、振兴政策对涉及到的省市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弥合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各地区的贸易值TRADE代表了各区域的开放程度，其系数东部为0．1;西部最高，为0．62;最低为中部，是0．01。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对自身吸引外商投资的作用最为显著。各区域国际贸易规模能够体现自身开放程度，而各区域开放程度可以从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数量体现出来。截至2013年，全国共有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1家:东部92家，占全国48%;中部57家，占全国29%;西部42家，占全国23%。东部，也是全国范围内江苏省最多，有22家，其次是浙江有18家，山东有13家;中部地区安徽省最多，有10家;西部地区新疆最多，有8家。从经济开发区设立的时间来看，依然是东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1984－1988年，首批设立的15个经济开发区不包括中西部地区;1989－1994年第二批设立的21个经济开发区当中，有5家来自中西部地区;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区逐渐增多。

三、政策建议

1.中央及地方政府应进一步稳定外商投资政策，完善投资环境、简化投资手续，给国外资本创造一个安全、透明、稳定的投资环境。各级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更应积极拓展吸引外资的渠道。从分析结果来看，稳定的投资环境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推动作用最大。各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应该对外资投入的领域进行导向性的规划。为配合国家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各地应大力引导外资进入生态、环保、旅游这样的行业，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这一导向对中西部地区尤为重要。东部地区也应充分利用自身已经积累起来的科技、信息、产业聚集优势，实现招商引资层次的上升。与此同时，东中西三地应该充分交流，实现要素、信息等全方位的资源共享，在充分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2.各地继续扩大开放力度，结合自身特点拓展国际贸易。西部地区国际贸易规模递增是当地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应重点把握。新疆、西藏、青海可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特点，大力开展传统及新型能源产业贸易，可以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发电，拓展同中亚国家的能源贸易;还可以将重点投资放在节水灌溉、栽培技术、生态养殖技术等领域;另外，还可充分利用自身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开展旅游贸易。东部地区应利用外资实现自身产业升级换代，从重化工业向现代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过渡。

3.强化外资的知识、科技、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率等方面的溢出效应。为达到这些目的，各级政府应加大力度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本地区的招商引资的硬件条件;各级政府财政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受过良好教育及训练有素的专业技能人才能够更好地为市场服务;国家还应该在立法、执法方面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侵权违法行为，这样才会使国外高技术、高科技行业资本对中国投资更有信心。

作者：黄慧雅刘林奇单位：湖南理工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湖南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