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价值范文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为了探讨不同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作用的机理，本文遵从学界前辈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即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做进一步的诠释。第一次人口红利是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升高、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有利的人口结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的条件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最初采取粗放型增长方式，因劳动力的低廉和资源的过度消耗而实现。当时生产的产品比较低端，附加值不高，主要靠简单、重复的劳动，加上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段时期摸索出了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模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外汇，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在总人口抚养比将大幅上升的预期下，个体会相应调整个人消费储蓄行为，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储蓄决策，从而通过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劳动比率而推动经济的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主要内容有人力资本增加、储蓄的增加、制度创新等。其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储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能够取代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来发展经济。其实质是要利用前期的积累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另外，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红利的实现也并不是同步的，孟令国（2011）瑏瑡提出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如图1。

广东省各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建国以来，广东的人口总数、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变动、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

1．广东省人口总量变化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人口总量的变化经历了恢复发展、缓慢发展、快速增长、控制增长、有计划发展和低速增长等六个阶段（见图2）。第一阶段为恢复发展期（1949～1958年）：当时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经济正值复苏，并且随着医疗设施的改善，人口死亡率逐渐下降，因而人口的出生率比较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比较高。第二阶段为缓慢发展时期（1959～1961年）：这一时期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三年的严重冲击，在极端困难时期，老百姓营养不良、饥肠辘辘，导致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相当低，且死亡率还比较高。第三阶段为快速增长时期（1962～1970年）：这一时期在三年自然灾害后，人口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加上当时的人口政策比较宽松，导致出现了4246‰的高生育率水平，形成建国以来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第四阶段为控制增长阶段（1971～1979年）：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长，广东省也进入了计划生育的时期，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第五阶段为有计划的发展时期（1980～1989年）：这一时期，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广东，特别是80年代中期，形成了“百万民工下广东”的局面，因而人口的增长率特别是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得到较快提升。第六阶段为低速增长时期（1990年至今）：这一时期，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措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以下，形成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阶段。

2．外来务工人口对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变动分析

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经济增长较快，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劳动人口的迁入。外来务工人口的大量迁移，对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变动造成了较大影响（见图3）。由图3可以看出，内地劳动人口的迁移对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78～1991年，属于人口迁入缓慢增长期。广东省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并且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加之国家批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因而广东省成为许多淘金者的热土。许多打工者和投资者满怀激情而来，导致人口净迁移率缓慢上升。其中，1985年迁入的人口首次突破了100万。第二个时期为1992～2006年，称为人口加速迁入时期。由于政策的持续利好，加上外来劳动人口的赚钱效应非常明显，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内地人口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纷纷南迁广东。仅1993年就迁入了1582万人口，达到峰值。第三个时期为2007年至今，属于外来人口迁入的缓慢下降期。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结构和产业政策发生了转变。一方面，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加上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导致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存在，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迁入广东的外地人口逐步减少。

3．广东省人口抚养比、老龄化程度的分析

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和老龄化程度发生显著的变化（见表1）。表1显示，自1982年以来，少儿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逐步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则迅速增加。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1）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死亡率下降，人口寿命得以延长。近年来死亡率一直保持在5‰以下。（2）由于计划生育的有效实施以及人口抚养费用的增加，使得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从而使得少儿抚养比下降。（3）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特别是以青壮年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的流入，使得广东省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全国人口结构相比较，广东省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总体来讲，广东省人口结构类型从最初的年轻型变为中年型，最后又转变成为了老年型。

4．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比分析

最近三十多年以来，广东省的经济呈现出稳定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1985年设立经济特区之后，基本上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甚至1992、1993年的增长超过了20％。从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来看，在大多数年份里面，消费和投资起到了主导作用，单个作用对经济的拉动超过了5％，在1985、1992、1993三年都双双超过了10％，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贡献比在1985年甚至接近了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8％。2003年以来，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比都在5％上下的区间内波动。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波动比较大，有很多年份都出现了负值。特别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出口持续下滑，2009年达到最低点－44％，之后又开始回升至零，这对近年来广东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影响巨大（见图4）。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人口总数、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变动、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人口总数出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低速发展态势，加上迁入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因素，使得广东省人口结构的类型转变为老年型。人口的逐步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珠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较多，长期以来都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而生存，但最近几年，由于劳动力供给出现了短缺，劳动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因而部分企业出现停工停产甚至破产倒闭的现象，最后导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

实证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分析

劳动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投入与经济增长数据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广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不变价）和劳动人数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699，说明经济产出与劳动力的投入关系很密切。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分析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投入和资本的作用。因此，经济总产出符合：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以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不变价）表示；L代表劳动力投入，以广东的从业人数表示；对于K为资本投入，由于统计部门没有公布资本存量等数据，我们采用张军等人（2003）的方法结合广东省统计年鉴测算出的资本存量，以1978年的不变价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α表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在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得到：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到2011年间劳动力投入的弹性为01140，资本投入的弹性为08860，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虽然劳动力对近年来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作用非常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投入的弹性大大高于劳动力投入的弹性。如果此时加大对资本的投入，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效用。

2．广东省城乡居民储蓄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之关系的定量分析

本文选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消费型支出、人均GDP、经济增长率、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六组数据作为储蓄率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城乡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程度。最终得到回归估计如下：其中，s表示储蓄率、g表示GDP增长率、y表示人均GDP水平、D1表示少儿抚养比、D2表示老年抚养比。由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可知，回归方程F检验的统计量为125822，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方程具有较好的显著性。Radjust＝07092，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也较高。此外，由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可知，只有少儿抚养比D1、老年抚养比D2和GDP增长率g三个变量的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因此，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不显著的系数，最终得到的结果为：回归方程F检验的统计量为163728，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方程具有较好的显著性。Radjust＝07082，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较好的。接着，由自相关的BG检验可知，nR2＝07370，临界概率为06918，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有交互项的white检验可知，nR2＝04664，临界概率为04664，说明模型也不存在异方差。因此，总体而言，回归方程的结果较好。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

（1）GDP增长率与储蓄率正相关。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一时期工作的人们都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发扬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把多余的资金都存了下来。其次，人们缺乏安全感，医疗、养老、突发事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必须留存一部分资金以防万一。再次，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改革与发展之中，很多因素使得人们被动储蓄。比如住房市场化之后出现的高额房价让人们不得不储蓄。

（2）少儿抚养系数与储蓄率负相关。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可以促使居民的储蓄率上升，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少儿抚养系数下降之后，人均投入到未成年方面的投资和消费就少了，人们可支配的资金就变多了，所以储蓄率便上升了。

（3）老年抚养系数与储蓄率正相关。可能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原因，实证结果与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有些冲突。老年人口本身的确不会增加自己的储蓄，因为他们已经退出生产领域，几乎没有收入。之所以会出现文中的情况，这主要由于我国仍然继承着以家庭养老方式的养老体系。一般来说，老年人一旦退出了生产领域，就属于纯粹的消费者。老年人的增加使得家庭预期将来的“负债”会增加，所以会加大储蓄力度。但是这种正相关却不是持续的，因为当老年抚养系数达到一定的限度，人们的储蓄能力也就受到了限制，没有了储蓄能力也就没有了储蓄率的提升。

上述分析显示，目前广东省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明显高于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且人口老龄化对广东省的储蓄有促进作用。前一部分的分析还表明，广东省正处于刘易斯拐点渐现的时期，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开始逐步消失。过去依靠大量的简单劳动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来发展经济，劳动力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广东省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力不仅在数量上需要增加，而且在素质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人才，这就使得原来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有必要以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取代劳动力与资源的投入来发展经济，引导企业在这个储蓄比较充裕的时期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第二次人口红利带来的效用。

对策与建议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可以看到，广东省的人口结构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虽然第一次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出现人口负债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的同时，由于储蓄的影响还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因此，应该把握好机会，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完全结束之前对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进行深入挖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人口流动性，促使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利于进一步解放人口的流动性。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是把人口从地域划分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劳动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其实，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包涵一个更加宽广的内涵，不仅仅是户籍上的改变，而且还应包含养老保险制度、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外来工权益的保护等，只有尽可能地降低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福利差距水平，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户籍改革。

2．在适当的时机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平稳人口扰动，为人力资源的持续供应提供保障。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生育率水平从较高的水平迅速回落至较低的水平。根据国际的7％的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因此，可以有条件地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比如先放宽特定人群再放宽到全体，先放宽试点地区再放宽到全国等等。

3．加快企业的升级步伐，促使企业转型，使二次人口红利产生的高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目前的情况是，“民工荒”在珠三角表现得尤为严重，而在长三角、江浙一带和京津唐地区，“民工荒”却并不显得那么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产业体系比珠三角要高端，企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比珠三角要快。因此，应该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来取代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投入，促使高储蓄转变为有效投资。

4．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促进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与我国的企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一方面，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促使我国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也将极大地促进外贸方式的转变。在这高储蓄的时期，应该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产业资本，对我国的贸易结构进行调整，提升出口商品的质量，扩大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高效益以及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提高计算机服务、信息服务、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咨询服务等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在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5．加快教育制度的改革，注重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高素质劳动力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应注重教育的结构体系与市场人才需求相结合，发展多层次教育体系。首先，要全面普及义务教育，使义务教育普及率到达100％，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需要更多的扶持，同时还可以把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阶段。其次，健全高等教育的教育模式和学科设置，使得高等教育具有科学性、目的性，同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提高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再次，要进一步规范出国留学教育，在合适的专业方面给予留学补助，为留学生学成归国创造良好条件。最后，要发展具有特色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应该与市场人才需求相联系，把技术训练与道德培养、临时培训与终身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了产学一体化的培养模式。

作者：孟令国单位：广东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