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研究范文

摘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资源枯竭、生态失调、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矛盾凸显，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受到挑战。近年来，“美丽中国”和经济新常态等理念和战略的相继提出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不仅是我们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本文旨在通过构建新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熵权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予以时空测度与评价。结果发现，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水平由失调总趋于良好协调；各要素发展不均衡，大致分为三类发展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地优化调配。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山东半岛城市群

20世纪中期以来，多诺拉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水俣病事件等震惊中外的工业环境污染大事件接连发生，工业与环境之间的拮抗已经危及到人类的健康持续发展，经济与环境非协调已凸显为全球性问题[1～2]。相对于欧美，我国工业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作为契机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并呈现出快节奏、收效大等特点。与此同时，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人口迅速聚集、能源消耗加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生态环境问题又反过来制约城市经济发展[3]，进而制约人类生存与生活[4]，生态环境问题已发展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与重点[5～6]。“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是重要转变方式，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成为社会各界追求的目标。且自“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的概念相继提出，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要求，是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水平、供需平衡、同步性的表征。因此，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我们切实实现可持续发展，平稳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山东半岛城市群位于东部沿海，与苏、鲁、豫、冀交界，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是连接南北、承启中外的重要枢纽。2005年，《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批准实施，首次范围涵盖青岛、烟台、威海、淄博、潍坊、东营、济南、日照8个城市；2014年，新规划将半岛城市群扩大到13个设区市，涵盖“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2017年2月，《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颁布实施，确定山东半岛城市群涵盖整个山东省17地市，是“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第四大城市群，战略意义重大。因此，基于耦合协调视角，以最新规划范围山东半岛城市群17地市2000年～2015年的经济与生态数据为基础，结合新背景构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二者发展水平，再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进行定量评价，考察二者的演变及协调发展格局，以期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本文主要基于国家公布的2017年山东半岛城市群最新的划分范围，研究2000年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并进一步选取2005年、2010年、2015年三个时间截面，研究山东半岛城市群范围内各地市的耦合协调情况，以期为半岛城市群进一步良性发展发展提供一些思路。鉴于研究需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统计年鉴》（2001-20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6）、部分《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作为分析来源。

1.2研究方法与过程

1.2.1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背景下对经济发展的度量，本文对经济发展拟从经济实力、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益三方面予以测度，其中，经济实力中包含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两个指标，经济活力分别从GDP增速、三产产值占GDP的比重、工业制成品占GDP的比重，科教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四个角度进行衡量，经济效益包含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而对于生态环境测度，主要是按照PSR模型（压力——状态——响应）进行分类衡量，对于生态环境水平，主要包含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两个指标；生态环境压力包括万元GDP能耗、万元GDP水耗、万元GDP电耗和万元GDP工业SO2排放量四个指标；而生态环境治理包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两个指标。

1.2.2研究方法

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协调发展测度，本文旨在选用TOPSIS熵权法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客观给予各指标权重，并进行相应赋分，对山东半岛城市群近16年时序和当前的空间分异状况进行定量评价。

2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对2000年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水平耦合协调程度计算后发现，半岛城市群近16年不论是经济还是生态环境都呈现稳定性增长，且经济水平较生态环境发展速度更快，2010年后更是有加速态势，并于2015年首次超过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呈现经济和生态综合得分“并驾齐驱”的场景；耦合度虽在发展中发生三次小幅回落现象，但总体上较协调发展度仍然提升明显，2012年后，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实现并持续了99%的高位，2015年更是基本达到完全耦合的状态；而协调发展度从明显失调稳步提升6个等级至良好协调状态，可持续性势头发展良好。此外，对协调发展指数(L)动态分析中还可以发现，不论耦合度还是协调发展度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就耦合度而言，2002年～2009年是其阶段性活跃发展年份，就协调发展度而言，并无明显的跳动性发展期。进一步，通过梳理指标体系中各项准则层后发现，各要素发展情况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平滑增长型，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和经济效益两要素，其平滑增长动力来源于良好的国家大环境与政策导向，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城乡人均收入持续走高。第二类，波动增长型，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力和生态环境响应两要素，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政策由注重速度转为注重质量，经济发展由高速正向中低速增长转变，GDP增速降低也是影响经济活力波动性的主要原因；受来源趋广、材料复杂性和技术等影响，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涨势不稳，一定程度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得分。第三类，异速下降型，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水平和生态环境压力两要素，生态环境水平在2006年～2009年中处于低谷期后又逐渐缓慢上升，近16年基本保持水平性发展，主要受目前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增速远大于稳定的资源供应量增速尤其是水资源的影响，人均资源拥有量不升反有下降趋势；而受到技术、环境管制日趋严格等因素影响，单位GDP能耗、电耗、水耗及SO2排放量得到了显著降低，故生态环境压力指标持续性下降明显，由于是负项指标，进一步也可以说明生态环境保障得到增强。如何让半岛城市群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有的放矢的“扬长避短”，如何解决“短板”区域，发挥本土特色，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实行东部对口帮扶等，切实实现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推进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1]张晓东,池天河.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1,20(4).

[2]余凤鸣,周杜辉,杜忠潮,等.陕西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2012,32(04).

[3]赵雪雁.甘肃省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交互耦合关系[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6).

[4]王振波,方创琳,王婧.1991年以来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及其空间演化模式[J].地理学报,2011,66(12).

[5]王继军,郭满才,姜志德,等.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过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J].生态学报,2010,30(09).

[6]李波,张吉献.中原经济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时空差异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3).

作者：丁菊凤 单位：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农村经济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