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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义的经济哲学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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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配正义的旨趣是在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中,建立一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合理配置机制,以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实现程序上来看,分配正义主要包括“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在经济活动之前,每个人对资源的使用机会是平等的;在经济活动之后,每个人分享的收益和承担的责任是公平的。然而,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的“责、权、利”配置原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

[关键词]

金融化;分配正义;经济哲学追问

分配是经济活动健康运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表达了关于分配与正义之间的真实洞见:经济分配的不公平会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的价值[1](P88-96)。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既存的“责、权、利”分配原则,主要表现在: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金融运行的基础是以财富实力为核心的信用,“嫌贫爱富”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这意味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之初,使用资金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导致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更须提及的是,金融通过杠杆运作制造了一种财富幻象,通约着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和价值准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这是由于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问题,使得分配正义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金融权力通兑政治权力,“最后贷款人”的政府角色遵从金融逻辑,使分配正义失去了被追问的制度基础。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经济现实,对分配正义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与追问,是捍卫人的生命尊严,提高人的存在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金融化视阈中分配正义面临的困境

资本经历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嬗变。希法亭曾经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深刻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实现了对经济的主导与控制。金融资本的出现,在希法亭看来,使“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2](P1)。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垄断特征时,也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他认为是金融资本加大了世界经济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黄金非货币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充足的货币量和金融监管的放松,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创新,金融不断拓展着资本增殖的边界。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中为产业部门提供融通资金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中进行“价值创造”。也即通过“实现价值流通”和“经营活动资本化”两个渠道,掌控了整个经济的资金命脉,将社会运行统摄到金融逻辑当中,打造了“金融主导经济”的图式,形成了经济“金融化”的景象。对于“金融化”的定义,简而言之,是金融活动在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戈拉德•A•爱泼斯坦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3](P14-21)。他还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实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金融化的表现形式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迈克尔•赫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通过将在垄断行业获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5](P6-12))。大卫•科茨认为将“金融化”取代“金融统治”,能够准确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虽然各学者对金融化的定义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都集中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从广度上来看,金融活动已广泛渗入到经济体系当中;二是从深度上来看,金融已经取得了对现代经济的支配权。金融化颠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金分配上“嫌贫爱富”,因而在经济活动初始,人们对资金资源的使用机会是不平等的。这源于金融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以财富实力为尺度的信用之上,这种信用与人的品行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即是说,财富实力越强,则信用越强,越能从金融部门融到更多的资金,而真正缺乏资金的人则由于信用较差,很难得到金融资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国银行业时曾鲜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别是在伦敦———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如果对人们拥有的财富或实际资产毫无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们是不是可靠,……我想证明:尽管比较穷困的人一般都比别人勤勉,但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时将其资产状况写在他的前额上,那我国的产业将会因而大大发展。”[7](P90)

因此,由金融主导资金配置,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分化。在一个开放性的金融市场中,高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源通常会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财富实力弱的人手中转向实力强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逻辑中,决定其资源流向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当下的财富实力;二是未来的升值预期。前者是传统的通行标准,后者主要表现为现代金融的风险投资。从经济的运行后果来看,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成本共担,导致收益和责任分摊上的不对等。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在经济的金融化语境中,虚拟经济对整个经济体系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正是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为分配问题带来新的挑战。这是因为,金融市场解构了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商业交往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金融合约所消解。产品交易无需考虑生产过程,因而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金融产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因而无法在外观上被感知,也难以在经验中被检验。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纯粹的智能设计,财富获取的高度或然性与赌博类似。金融产品的载体———金融合约在内容上极具复杂性和高深性,投资者和开发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动力只是出于“赚钱”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场是人们宣泄财富狂热的场所,被财富欲望所驱动的人性,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得以高度张扬,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资产的增殖,而对于金融市场非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后果并不知晓。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脱域,刺激了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这对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是一种不公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资产主义财富生产的奥秘是活劳动,不是资本。而作为资本最高级形式的金融资本,其本质内涵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调剂资金余缺”和“经营活动资本化”,“流通”是其内核,尤其是虚拟经济中的巨量资产从实质上看只是一种数字符号。也就是说,资本在虚拟市场中的增殖只是一种数字的增殖,在实体中并没有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物质产品。然而,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种转换机制,即虚拟资产可以兑换实体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意味着,金融资产不生产物质财富,却具有分割物质财富的权力。虚拟资产的总量越大,对社会总产品的分割就越大,这对从事产业部门的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分配权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8](P10)

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的运行机理是把未来作为知识推断的目标,运用数理逻辑的论证和复杂的公式计算,将预期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进行交易,由此实现了“未来”与“当下”之间的价值转换。这种价值是对未来预期的价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观性基础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因为投资者、交易员,甚至经济学家、政府和媒体,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飞速上涨的数字假象所蒙蔽,从而助长投机和市场不公平。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具有两面性: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会导致虚拟资产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对危机的极度恐惧也可以导致资产规模的迅速缩水。实体经济永远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资本回报率的增长速度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食利者阶层增多,会使商业社会背负沉重的负担。此外,源于虚拟部门的通货膨胀吞噬了实体部门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金融危机在惩罚那些贪婪的金融投机者的同时,也冲击了众多无辜的诚实劳动者,危机的成本最终会转向社会,由全社会承担。近些年来,经济危机大多源自金融领域,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虚拟经济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真正做到“自我循环”,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发展到一定限度,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甚或金融危机。最后只能诉诸于政府救助,将成本社会化,让大多数人承担少数人因贪婪所犯下的错误。这会导致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让少数人享受权益而社会全体承担成本。

二、被财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义问题

在金融化语境中,财富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使得财富分配领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一对明确的对立主体。而金融化颠覆了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个异质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实施主体,并改变了传统的财富分配规则。金融通过工具创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技术手段的假象掩盖了金融市场之中的人对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的财富攫取。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资产价格上涨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物价上涨,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使从事生产制造的劳动者,陷入辛勤劳动实际收入却在下降、倍感剥削但又不知被谁剥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场中没有生产关系是分配正义被掩盖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场没有商务谈判,不存在雇佣关系,以通讯工具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与人打交道,投资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人。他们都被计算机转化为量的存在,遵循着数量的机械逻辑,因而没有交往关系。在金融市场中,个人被取消了物质的实体而成为抽象的存在,变成由符号、数字、图像所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质料。持有暴富欲望动机的投资者像一个个做着布朗运动的原子,通过数字的跳动和图线的波动表达自己的乐观、恐惧、自信、疯狂等主观情绪。在这样一个连续的、无摩擦的、完全流动的市场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无度和无节制不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场繁荣的内在根基。这里所践行的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诸如正义、道德、伦理等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被这样一个抽掉了质而只有量的运行机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场提供了财富获取量上的无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额资本回报率的意图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单一性和机械的数理逻辑,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导致的正义问题。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会导致投资者“动物精神”的张扬,从而失去了对金融市场飞速上涨的价格是否脱离现实,以及资产价格的飙升吞噬了劳动者的实际财富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账面资产的上涨数字成为投资者意识的对象化,上涨的行情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通过媒体的渲染,使这种高涨的乐观心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群之间扩散。对未来的普遍看好,诱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中,而无暇顾及资产的实际价值。当市场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突破临界值,就会引发一轮市场恐慌和价格下跌。当危机产生时,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当的,而丝毫不会认为由个人的狂热、失误所引起的损失,是应该由自己承担的。在政府救市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价值悖论”———救市的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数量众多但资金实力比较小的散户。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会考虑与个人的微量资本相比,政府救助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也损害了那些金融市场之外的人的利益。

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三个分配原则”[9](P23-25)中曾经提到过,分配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换的原则。自由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经济行为、经济程序和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反思与追问,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财富幻象所造就的社会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从而将实现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交给了“物”———资本,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现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纷纷放松或放开资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局面。然而,这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资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无限循环,利率差异和国际贸易在浮动汇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国的货币价值经常处于波动当中,诱发资本套利,加剧币值的不稳定,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它们金融市场不发达,监管不到位,极易成为金融投机大鳄袭击的目标,发生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案例。此外,资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劳动力的流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反映到实体经济上来,就是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分离导致资本缺乏或过度盈余,从而引发失业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金融为纽带的联系,不是交往互动,而是财富转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则借助于政治权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现象。“toobigtofail”生动地体现了金融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博弈。为了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诉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种被公认的正当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实质上是将坏账从私人手中转向公众,也即成本的社会化,从而让这些拥有高额收入的金融从业者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但对财富毁灭的担忧遮蔽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社会权威,使政府实施矫正正义的行为受到钳制。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理论为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得政府救助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在一种“如果政府不干预,将会出现经济萧条”的看似合理与正义的威胁中,正当地实施了一种非正义行为。政府权力遵从金融逻辑,最终将金融危机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而金融机构的从业者在政府实施救助以后,依然拿着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机与他们无关。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愤怒反抗。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问与反思,形成一种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础上的价值导向,从而使经济行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财富幻象打造了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被抽象观点所代替,经济规则也被如金融合约这样的抽象因素所决定,追逐个人私利成为人们行为的无意识。抽象观念对具体事物的代替,使人们对现实中经济状况的理解能力失效,从而对垄断金融资本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个体价值本位与整体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领域中的正义问题。

三、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义与经济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金融化的社会语境之所以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在于金融配置资金的方式和运行机制都具有较强的选择性,高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广大的普通民众排除在金融的服务范围之外。金融化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症候,金融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发挥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将社会中的个人纳入到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中,因此,必须认真审视金融所产生的分配正义问题。金融所导致的不正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活动之前,对金融资源的使用机会和支配权利不平等;二是在经济活动之后,对权益和相关责任的分摊不公平,其表现形式是来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共担。更为重要的是,由信用扩张所制造的财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对分配正义的探讨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和被追问的制度基础。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超越金融学自身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从经济哲学的中观层面为金融活动寻找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首先,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希勒曾经说过:“创设金融机构时如果真正以人类的品性为核心,那么他们就能更灵活地调整金融创新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地运转。”[10](P13)

从本质上来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金融的杠杆化赋予经济主体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将经济“搞活”:工具创新将不能流动的大额资产实现上市流通;技术创新将未来价值翻转为当下价值进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财富实力为基础的信用标准,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上的“嫌贫爱富”,产生“马太效应”,尤其是在资金流通不畅的情况下,资本的稀缺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服从于构建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需要金融的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构建平等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金融服务是否涵盖了较低收入阶层和小微型企业。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价方式,长期以来,金融定价是以财富实力作为判断依据,探索一条以品性为基础的信用定价方式,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创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银行的总分行制在管理上实行统一标准,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马歇尔曾经说过:“一个银行家若一直与住在其银行附近的人来往,则常常可以只根据个人信用很有把握地发放贷款,而这是那些与其顾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银行的分行经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见,如果大银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银行,则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在困难时便无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债者告贷。”[7](P85)

发展地方性银行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正义不仅仅属于道德层面上的社会伦理,正如罗尔斯所说:“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任务,需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不能被当成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11](P32)。政府权力被金融权力所通兑、所重构,是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扩张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社会成本共担,带来了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这需要用政府权力来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对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可以从开征资本税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两个角度进行:第一,征收资本税。资本税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对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大于买入价格的差价部分进行征税。在内部一般表现为资产交易税,在外部表现为外汇交易税。资本税有利于减少过度投机,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托宾对于当时巨量的国际流动资金,曾经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当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认为开征全球资本税是一种理想政策。他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12](P532)第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

历史已经证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加大了金融风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监管、市场主体不成熟,通常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意味着资金在利润回报率的导向下自由流动,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本就资金缺乏的国家或地区面临资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在促进市场一体化的表象下,具有将市场分裂化的倾向。再次,揭开财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对称和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领域中出现的正义问题。信用经济创设了一个混沌的投资环境,运转机制的复杂性使市场主体对其运行后果陷入集体无意识,从而使分配正义失去了存在的规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义,需要拨开笼罩在财富概念上的迷雾,深入到经济运行的本质探究财富的真正来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财富更多的体现在产品可交换的经济属性上。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国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则是供给人们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是货币或金银的观点,“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但之所以会产生货币拜物教,在于货币具有通约一切商品的权力。以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在促进流通和价值通约上有了更高层次的表现。但金融与货币一样,功能在于促进财富实现,将流通手段等同于财富本身必将产生严重后果。从历史上看,荷兰早在17世纪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但由于没有将金融资本纳入到生产过程,终被英国发动的工业革命所超过。约翰•劳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国经济山穷水尽,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充分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财富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金融的实质是“搞活”经济,金融是与资金流通相关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决因资金短缺或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暂时性经济萧条,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金融的信用扩张,则是缺乏物质根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服务功能,但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如何解决生产过剩仍然是当下经济社会的重心所在。

四、结束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现代经济的运行与社会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和杠杆性会促进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从总体上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富裕。罗伯特•希勒曾经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谈到:“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10](PXXI)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信息足够充分;二是每个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力;三是市场监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时制止不合理行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服务无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使金融定价缺少最优的操作标准。金融作为人类智能设计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金融可以带来好的社会。但金融的运行遵从市场逻辑,它更为关注“效率”目标。当资金因为流通渠道不畅而显得稀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金融在分配资金上的“嫌贫爱富”。发挥金融对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的积极作用,需要将其服务功能涵盖大多数人,实现金融的民主化,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金融所带来的益处。这需要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实现金融领域内的民主,让每个人都有利用金融资源的权力。最后,金融的良性发展需要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放大了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其非理性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速度近乎光速,在发现问题时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资金,常常无法查清其来源和去处。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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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瑞敏 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分配正义的经济哲学追问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