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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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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前提和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文章提出了应当如何理解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思想,如何对邓小平经济哲学进行界定,如何把握其形成发展的阶段、核心、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指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本质以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经济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及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使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生产力理论、三步走的战略、改革成败的标准等一系列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又一结合,这种结合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因此,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可以从另外的视角来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当前,中国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正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哲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途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无法否认一种深刻的哲学正流趟在经济的血液里,哪怕是不从事研究的人,亦能感受到有一种形而上的内容需要被澄明,那就是邓小平经济哲学。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引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简单平白的语言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以至于人们无论以西方哲学式的,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解释,都无法轻易地扣开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大门。虽然人们从上世纪末起便有学者涉猎关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研究,但从系统性和学术性来看,还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邓小平经济哲学未以“思辨”的语言出现,又并未以标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态出现,甚至在某些学者眼中会出现对于“偏离”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容(如学界曾存在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手段的争论)。但是,作为一种深刻的哲学,如同尼采的肆意一样,未必要固守陈规地使人接受抽象的“洗礼”,反而可以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改造,邓小平经济哲学可能正是沿着这样的进途前行的。

一、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现象去蔽

邓小平经济哲学从被纳入学术研究视野起,就意味着和其他重要的经济哲学一样,要给经济的实践提供一种系统性、全面性的指导。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邓小平经济哲学所具有的正是它的实践意义。当然,我们通过研究邓小平理论就会发现,邓小平的一系列的重要经济思想内涵着一种形而上的逻辑价值,这种价值可以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得到一以贯之的解释。最终将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更具系统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但是正如已然展开的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显示的那样,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去蔽或是发掘一条揭示邓小平经济哲学“真相”的理路远未达成共识。哲学的语言思辨之长显然不宜于与邓小平经济哲学的通俗性相匹配;与之相对,邓小平经济思想中展现出来的却往往是带有辩证色彩的。由此,我们不妨试图从非德国古典式的思辨中出来,不再以“辩证回环式”来解读邓小平经济哲学,也不以现象学的、解释学的语境检查邓小平经济哲学语言,而是回到一条主线上,邓小平经济哲学之于“改造世界”的意义及方式上去,用邓小平式的通俗直白的语言来揭示出邓小平经济哲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哲学意义。由此,我们需要给邓小平经济哲学重新梳理一条研究理路,那就是既要讨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界定,也要讨论邓小平经济哲学核心,并且要抽取出讨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现象之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来说,是要研究讨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认识论与实践论,从而发现邓小平经济哲学之于改造中国现实的价值。

这样一来,无论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法论原则,还是以“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论和实践论原则,抑或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引致的“生产力哲学”都可以作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现象之壳。打破这些现象之壳,或说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现象去蔽可以用邓小平的原话来说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通俗表述。邓小平在谈到改革时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从马克思哲学出发的,他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这样总结道:“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在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来引领我们走向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改革”,这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一种理解。

二、新千年来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回顾

中国的经济哲学研究一般被认为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随着现代哲学对于思辨的扬弃,语言分析式的、解释式的哲学使得现代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现实与抽象交错的模糊境域中。谈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工作便是一个鲜活的注解,现实的经济理论与唯物辩证法充分交融,以至于人们甚至迷惑于研究本身究竟是要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邓小平经济哲学,还是要使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成为拯救哲学的新路。而就像回答所有对经济哲学的困惑一样,邓小平经济哲学表明,当经济要解决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经济现象时,它就需要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全新的事物,它是解释人与经济现实之事,但走何种路并无参照,而且,对与错的真理之辩并不能在简单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等现象面前得出,否则,经济便会在量化中迷失方向———或者更直白地说,经济的任何分化都会被质疑为经济的哲学问题,建国以来几次重大的思想大讨论便源于此。

(一)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界定理论上来说,邓小平经济哲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理路,首先需要被完成的就是其本身逻辑的界定,即邓小平经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董德刚提出,经济哲学的界定需要解决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为何、经济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还有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随之,董德刚把胡义成著的《生产力哲学———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探稿》(1998)看作是对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代表作(董德刚,2000)。这一看法实际表明了过去邓小平经济哲学遵循的是一条“哲学”之路,对于经济实际问题的触及较少,这种看法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在新生的经济哲学面前,要找到一条先进的道路并不能一蹴而就。唐正东也在2000年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与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放在经济哲学是一门关于经济研究的哲学方法的学问下去理解,他引用邓小平在生产力发展理论上的两个主要观点,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论据,得出了邓小平经济哲学是建设性的,即促进生产力发展应该居于比批判生产关系处于更高的地位上(唐正东,2000)。这样一来,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研究走出了一条不完全同于之前学者研究的思路,不再是以哲学来研究经济学,而是以经济学所需要的哲学来研究经济学。这是一个关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创新性提法,具有开创新时代的意义。在理顺了经济哲学的定义之后,董德刚把邓小平经济哲学以“三个有利于”来概括,认为邓小平经济哲学是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建设哲学(董德刚,2001),这正暗合了新千年来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有学者提出,邓小平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哲学的概念,但是邓小平一直在用经济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的现实,即邓小平用带有“政治性”的、广义的、宏观的视角来把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经济与非经济的矛盾关系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理解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关键点,也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如何得以界定的关键(魏胤亭,史瑞杰,刘学敏,2003)。当然也存在尝试给邓小平经济哲学下定义的学者,如认为邓小平经济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规律的科学,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总概,是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蔡永生,2005)。对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定义研究表明,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尚处于新兴的阶段,为数不多的定义从不同角度把握了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定义,但遗憾的是,共识性的看法未能形成。

(二)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形成发展阶段邓小平经济哲学是如何形成的?曾德盛认为邓小平经济哲学是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将它们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情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曾德盛,2001)。显而易见的,新的研究者会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全部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一个概括,较早的学者提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孕育时期是在邓小平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时,作者引述了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文献作为依据,描述邓小平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哲学价值有较早的理解,邓小平经济哲学的萌芽时期定位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而形成时期则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这一时期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期,在邓小平经济哲学形成之后,又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中共十二大作为邓小平经济哲学初步形成阶段,二是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这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全面发展阶段,三是从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成熟阶段(朱书刚,2002)。对邓小平经济哲学形成发展的分期研究作品少之又少,上述的分期研究具有重大的探索意义,值得继续深入辨析和研究。

(三)邓小平经济哲学核心在新千年之前,对于邓小平经济哲学大抵定义在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重要核心(胡义成,1998)。新千年之后,邓小平经济哲学核心开始发生转变,不再是单纯地盯住“生产力”这一带有抽象性质的概念,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实际,这种转变与研究对象从更“哲学化”转向于更“实际化”,这也表示着邓小平经济哲学更多地着眼于全面的中国实际,如有学者提出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作为邓小平全部理论的内核,当然其中也包括了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内核,作者继而提出,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和层面研究这一根本问题,有助于了解其他邓小平理论(魏胤亭,史瑞杰,刘学敏,2003)。但是,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曲折性一样,还有一些学者仍持更具哲学意义的论断,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核心是矛盾分析法,邓小平通过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经济哲学,正是基于矛盾分析法,邓小平才得以应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关系、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关系等社会主义经济难题(尚红印,2004)。有的学者在2008年重提生产力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生产力是经济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的来源、动力和根本目的,同时还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检验的标准(陈宣明,2008)。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精髓(蔡永生,2005)。一种哲学精髓的提炼显然并非易事,邓小平经济哲学精髓的上述提炼表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带有中国实践价值的提炼则未能全面展现。

(四)邓小平经济哲学主要内容在新千年的早期,基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对象的新变化来归纳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预示着新思路下邓小平经济哲学要从形而上的位置更多地走向形而下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唐正东就提出经济哲学的主题、生产关系理论还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三者是邓小平对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重要继承和发展,除了建设式主题的确立,邓小平在生产关系理论方面实现了从“完成了从以对立着的阶级关系为主的解释角度向与特定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关系的解释角度的特变”外,还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唐正东,2000),即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分点”的主要内容。而董德刚提出的则是“一总三分”的内容概括,一“总”是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哲学出发点,归纳为经济建设中心论,三“分”是把、经济发展战略论、经济体制改革论和思想政治保证论三个方面,总体变成了四个组织部分,进而对四者进行深入的分析(董德刚,2001)。这一概括把握住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关键部分,把邓小平经济哲学真正地与经济思想结合起来,具有了全面包含的理论价值,其把握的难度极高,因为在新生的经济哲学面前,稍有偏颇便可能会滑向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

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主要内容进行综合梳理的同时,出现了邓小平经济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研究的作品,唐顺奇认为邓小平经济哲学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作者并未明确地表示邓小平经济哲学中的辩证法具有邓小平经济哲学中的何种结构意义,而是就邓小平经济哲学中的辩证法独立出来研究,认为邓小平在经济工作中娴熟运用辩证法,揭示出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的辩证逻辑,为经济范畴提供辩证解释,其二,邓小平对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矛盾等的矛盾进行准确把握,最后是邓小平运用普遍联系的原理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唐顺奇,2002)。必须得承认的是,邓小平经济哲学所表述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高度一致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由此,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最重要组成内容便应当是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了,作者抓住了事情的主要方面,看到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所在。

近年来,关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散乱的阶段,研究者选择不同的哲学进路,如从价值哲学入手,从方法论入手等。如有的研究把价值哲学和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价值原则放置于同一个语境下去讨论,提出邓小平经济哲学具有革命功利主义思想的色彩,基于无产阶级功利主义,邓小平经济哲学诉诸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这种实践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体现了主体需要和客观规律原则、目的与过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盛跃明,2009)。有的研究者提出要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论进行探讨,作者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论归纳为五种主要形式,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手段与目的相统一,三是创新改革,四是系统开放,五是协调发展(刘剑虹,2010)。从部门性哲学入手或从哲学的分支入手分析邓小平经济哲学开启了一种新理路,但由于并无前例可循,以至于问题的探讨显得有些以邓小平的经济建设实践来说明哲学的意味,而稍远离探讨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本意。

(五)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早期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入手的,以邓小平经济哲学为“经”,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纬”,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形式来对邓小平经济哲学进行研究(董德刚,2001)。朱书刚提出,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有一系列的方法,他列出了有利于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精神实质和体系结构的四种方法,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有以之为贯彻始终的原则,才能真正把握邓小平经济哲学;二是视角转换多维分析方法,从经济和社会的各种角度去分析邓小平经济哲学;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早期学者做研究最为常见的方法;最后是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作者认为邓小平经济哲学虽然是以发散性思维为主,但其逻辑体系与其自身的形成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去全面地看待邓小平经济哲学(朱书刚,2002)。朱书刚将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进行了总分结合的阐述,把邓小平经济哲学以辩证法的形式来进行理解,高度地总结了邓小平经济哲学,如果说稍有不足的话,可能在于以上的方法所具的纯哲学意蕴还是稍强。除了采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外,还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了新的逻辑理路,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经济哲学中的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两个层面的关系,有助于揭示历史唯物论在当代的形态真相(唐正东,2007)。现有的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哲学辩证性,有利于揭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真理,但若能适当辅以经济的研究方法,可能更有利于深入研究的展开。

三、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的可能方向

邓小平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将展现出中国特色是毫无疑义的,其未来研究的方向可能会沿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和市场经济伴生的哲学之路,前者是社会主义经济得以确立其本质的关键,而后者则表示社会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关键。这两种的方向的研究可能会使得邓小平经济哲学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本色,又能创新地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一)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都仍然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必要。一般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则是经济哲学的一种典范表述。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研究所持的态度本质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进行坚持,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未来发展中,历史唯物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还会是研究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规律着手,在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深化改革在不同的程度上并未真正地达成共识,而且,深化改革的方向及程度都存在着不统一的意见,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今天,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学界和社会对于改革的某些困惑恰恰说明邓小平经济哲学作为改革进程中重要的指针要得到更为深度的研究。

(二)市场经济的哲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尽管我们并不强调对于市场本身的逻辑进行研究,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逻辑是一种哲学形态。从亚当斯密和其他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对于市场的尊重开始,市场作为一种由人的自私活动最终达到公共财富最大化的理论集合了道德、伦理学和哲学式的人性论的现实形态配置着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资源。

当邓小平提出市场与计划可以是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资源手段开始,市场经济的哲学便存在一个需要被澄明的隐命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日益前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如公有制和私有制,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等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一些未被彻底解决的问题。正如笔者前文提到的,经济要解决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经济现象时,它就需要哲学。而邓小平经济哲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关键之处。因此,除了要在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继续保持邓小平经济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本质之外,要为它开拓一条真正深化改革的市场经济哲学之路。

作者:傅李琦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研究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