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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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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研究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批判

(一)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强制供给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者认为公共物品虽然是公众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场当中获得,但是如果国家介入,那么这种“家长式”的公共物品供给,就会满足社会中一部分群体的需要,而伤害到另一部分群体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优解。第二,政府供给容易出现依附文化,鼓励懒惰,大量劳动者“依附”国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会幸福。第三,政府供给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违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权力获取私利,所以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场”。

(二)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达到目标,重视效率而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瑏瑠工具理性主义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为视作政治市场,将公务人员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分析政治活动中的激励问题、寻租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运用计量经济学证明政府供给效率较低,而市场供给效率较高,否定政府供给,强调市场供给。认为政府只是传递个人偏好的管道,而不应该承担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是工具理性主义者在分析时都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不同,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提升社会正义,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其意义更为重大。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物品极度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经济发展受到极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传统批判忽视了公务人员的利他性,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伦理对人行为的规制,忽视公民、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忽视公共伦理的感召,只强调人行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与社会现实不符。所以,我国仍然要强调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二、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正效应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私人因为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对公众有利的物品。马克思也提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瑏瑢。

(一)人权与公共物品权利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私法中,也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哲学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义权利为“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资格说的看法,权利意味着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或者对某个事物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才对其享有某种权利。形成权利有两个要素:第一,别人不能否认你能够享有某物的资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时别人不能让你处于不利的状态或者让你受到打扰。公共物品满足这两大特征是权利对象。人权是一权利束,包含了发展权、知情权、受教育权、平等权、参政权、安全权、社会保障权等一系列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的实现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鉴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个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实质上是享用权。社会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它和私权不同,这项权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针对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针对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现代国家中,这种责任直接赋予了政府,并为它设定了一项严格的和特定的义务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坏或忽视它有责任保障的权利。”瑏瑤对于政府来说,保障人权是其基本责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当中对政府的这一职责也有所论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权利,作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样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与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强势概念。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学学派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人类不平等学说,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统治之下生活,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英国17世纪哲学家洛克认为“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限而言,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为平等的反面,体现了个体在权利上的差异。卢梭认为“不平等使人类失去自由,……,要让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权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极易在社会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让那些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觉到不平等,抚慰和劝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终得到了享用权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对于政府来说,消除社会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给公共物品,让最大多数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权。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时,收费、隔离等方法限制了未缴费主体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谐。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主体的公共性,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其在行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价值观的公共性。私人管理关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标体现公共性,以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民主和社会责任为目标;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同群众相分离的公权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权力;第四是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一定是国家事务、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且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追求人民主权、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等多元目标,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公共物品与公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会福利的效应。无论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务,提升了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应。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费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平和正义。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费,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特别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等一些关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上,由政府供给更能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四)满足农村及落后地区的需要农村及西部地区天然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质差、供给结构不合理、总体数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总量低,市场活力不足,居民财富较少,寄希望于民众的合作意识,建立市场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市场供给中,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减少支付,这是群体性的占优策略均衡,并且在参与者数量众多的情况下,监督每个参与者如实表述需求的成本较高,在经济上不可行,公共物品会供应不足。政府供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三、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瑏瑧。人们习惯于把具备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为纯公共物品,且认定纯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提供。但严格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范围极小,因为消费容量无限的物品几乎没有;严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几乎没有,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物品都有实现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这些变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围越来越窄[6]。随着工具理性思维的流行,政府供给缺乏效率的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在减小开支、缩小范围的呼声下,政府供给的种类越来越少,许多原本由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纷纷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场提供,企业逐渐成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但是公共物品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与公众利益和公众福利紧密相连,效仿发达国家缩小政府供给对我国并不合适,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政府退出供给带来的福利损失大于成本节省,制约了经济发展。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范围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认定。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大,市场经济活力强,社会财富积累丰富,合作意识较强,应强调市场供给,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种类的公共物品供给;在西部落后省份和农村,经济总量小,市场经济活力不足,合作意识不强,政府应放弃工具理性思维,更多的介入供给,提供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公共物品,保证经济发展和公众福利。

四、结论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过分强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公共物品供给,忽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应该强调公共治理精神与价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断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会效用函数水平。

(一)强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应以民主宪政为基石,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等多元目标,核心价值在于承担公共责任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要求政府扭转“注重效率,忽视公共”的问题,实现治理目标和行政价值的转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归公共性。同时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发挥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强化公共治理精神,让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体现在每一个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观念及信仰中。

(二)强调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观念把手段作为目标,禁锢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价值理性强调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高于行为的效率。马克思•韦伯定义价值理性为实质理性,他认为“实质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这些目的……往往以价值而非经济利益为取向,……要求保障一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抛弃传统观念,更多注重价值理性,注重人文关怀,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为最终价值取向。当经济学、管理学失去人文价值关怀时,也就成为了失去灵魂的躯壳。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减少直接供给,通过建立效率引导、结果引导的行政调控机制,间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给,依靠市场提高供给效率,减小效率损失;而在经济落后地区,适当扩大政府直接供给范围和数量,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三)规范政府行为失范哲学和伦理学中所界定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委托关系仅是理论抽象,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务人员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导致政府和公众关系错位、紧张,即政府行为失范。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实现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互动式管理,目标是在社会中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为了避免政府失范,要求在服务型政府转型中,巩固服务意识,从管理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角色,将决定权交回到民众手中,维护市场环境,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及环节,避免寻租行为发生;同时在政府工作中实现高度民主化、透明化和效率化,规范行政体制,建立有效的决策、实施、评估、监督机制,培育为经济发展服务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政府文化,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作者:林洁徐光远单位:云南大学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论文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