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社会保护范文

希腊就业政策成本很小，约占年GDP的1%，其中GDP的0.7%用于津贴，低于GDP的0.25%用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津贴受益人不足登记失业人口的1/5。1985—2008年，每年有3.5万人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中获益，约占登记失业人口的10%—12%。由于拓展的公共债务及民众私人储蓄在雅典证交所能获得的高收益，抵消了失业津贴资金不足的状况，也未给社会造成普遍的不稳定性。而希腊积极就业政策的受益者并非最脆弱或弱势的失业者，却是那些与政党领导人建立网络联系的“精英”。由于地下经济活动的流行、家庭援助的可及、住房高自有率、公用设施的可负担性以及社会服务（医疗、教育）的普遍性等，大部分没有失业津贴的人员也能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

危机下的社会保障随着希腊政府债务危机的发展，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驾马车”强制希腊当局采取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以规避违约风险。这些措施聚焦于快速削减公共部门薪酬并传导至私人部门，引起大部分希腊民众购买力的严重下降，反过来又导致希腊更持续的经济衰退，进一步造成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因此，应对高失业率的影响是希腊政府除了规避违约风险外最重大的挑战。“三驾马车”严格监管下的希腊政府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旨在通过减少雇佣和解雇成本增加工作的可得性，这些措施包括：（1）官方调低最低工资，成年劳动者约调低22%，低于25岁的劳动力新进入者约调低32%；（2）增加流动性岗位及固定期限合同以增加灵活性；（3）减少50%冗余薪酬水平；（4）提高企业集体解雇的法定限额，从每月劳动力的2%增加到5%。（5）在失业率降低到低于阈值10%前禁止工资上涨，以此从法律上限制集体谈判的作用。这些支持就业的立法措施被证明是无效的，并未能抑制失业率的急剧上升。

债务负担迫使希腊政府将高水平的直接支出用于债务的分期偿还，也导致希腊社会福利、医疗等公共支出的大幅削减。2011年前由于证券市场资产价值贬值以及私人部门强制参与所谓的主权债务“剃头”方案：即对私营机构持有的国债按对半作价减记处理，大量民众因投资于希腊公共债券损失惨重，很多家庭不能再像危机发生前那样为其失业的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援。希腊经济紧缩计划使失业率攀升，2013年达27%，其中，年轻失业者占42.7%，妇女失业者占27.3%；而危机发生后失业津贴领取者占登记失业人口比例从低于20%降至低于16%。巨大而持久的失业强化了希腊贫困的深度与个人的绝望。紧缩下的就业措施在严厉监管下的希腊，最严重的紧缩措施是与削减雇佣与解雇成本相关的措施。更多的福利与劳动力市场措施着眼于收紧社会保障给付的限制条件，在减少待遇给付水平及持续期的同时，对受益人引入更严格的资格要求。这些措施是经合组织一揽子建议中的一部分，意在实现希腊“工作-福利关联体制”的重整以适应经济危机造成的相关限制。尽管希腊支持弱势群体的就业政策为一揽子拨款且受益人数有限，其仍旧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就业措施有以下几个政策维度：一是削弱劳动力成本的同时增加灵活就业安排。希腊就业措施的最终维度是“工作福利制”，这是社区及公共服务部门固定期限准就业的延伸，在“工作福利制”规则下，若失业青年、长期失业者及低报酬职务工作人员同意每天在社区工作6小时，将给予5个月的雇员福利，但提供最低固定工资的同时只享有很少的权利，二是提高就业能力。希腊在危机期间建立了标准化的措施以增进就业能力，包括向失业人员提供培训机会及培训券，以克服之前培训计划广泛收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增加就业的主要措施包括：（1）对高素质劳动力的授权：预先确定给予7800名毕业生一次性经济援助以支持其在绿色经济部门创业；（2）补贴雇员社会保障供款：主要补贴对象为旅游部门就业人员及雇佣30岁及以下人员的雇主。依据雇员目标群体，在2—4年内为每一位雇员提供范围25%—100%的雇主社会保障供款的公共补贴。在这一计划下，据估计超过20万份工作（主要为季节性的，受益人多为年轻人）获得资助，中小型企业约40万份工作将得以保留。三是在非营利机构及公共部门增加固定期限准就业。希腊于2010年实施工作福利计划，旨在雇佣人员参与诸如残疾人照护、街道清洁等工作。政府当局不得不运用希腊政府与主权债权人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规则，禁止新增政府机构雇员。从2012年起，公共服务部门固定期限准就业的雇佣服务期为5至6.5个月，就业者没有集体协商、职业生涯长期规划、职业培训、带薪休假等长期员工享有的机会与权利。每年大约5万人参与到“公共利益就业”计划，25岁以下以每月427欧元、25岁以上以每月490欧元的水平获得报酬。希腊国家就业组织（OAED）按照特定标准（包括资格、失业持续期、家庭状况及家庭年收入等）筛选参与计划的人。

应更有效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危机前，欧洲及全球经济体系为希腊经济提供了廉价且丰富的资金用于增加公共与私人消费。这种特殊的金融体系允许社会保障及就业部门在近20年间有效应对了人口压力、低参与的正式就业及高失业率并存的状态。通过为提前退休人员提供慷慨的养老金，为中产阶级提供可支付的商品与服务，这种状态并未引起公众较大程度的不满。持续的经济危机对希腊就业福利体制产生了颠覆性影响，2013年失业率攀升至27%，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就业水平降至55%以下，不再有国家借贷融资支持无效的公共服务或私营企业，公共贷款融资的缺失及资产价值的下跌使大多数家庭丧失了从私人市场负担社会产品的能力。

希腊政府采取的就业措施是一种“剩余化”思路，更多着眼于“制裁”而非就业创造。第一个措施通过削减最低工资的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在禁止任何形式的工资上涨的同时加速雇佣与解雇进程；第二个措施在于补贴那些面临裁员风险的企业及雇佣年轻失业者、长期失业者的企业的社会保障供款，并通过培训券等措施提高就业能力；第三个措施在于工作福利计划的引入，通过向社区及公共服务的固定期限准就业人员支付固定系数的就业津贴，援助失业人员的收入。希腊在经济危机下施行的就业政策更多是失败的教训。首先未给最弱势群体提供充足的资源，也未显著提高失业津贴受益人数对总登记失业人数占比，措施及资源的使用指向也由欧洲结构基金预设了优先性。其次，希腊“就业福利体制”并未克服“福利国家的三难选择”，畸高的养老金支出需要极高的社会保障供款，包括那些微型企业的就业者及自雇者，这种选择造成小微企业的广泛倒闭并进一步加剧失业率的攀升。应对这一困境的临时性选择——大范围扩展社区及公共服务的固定期限准就业，也未能有效保护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

作者：王敏 单位：北京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