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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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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有:1.交易成本经济学,2.产权经济学,3.制度创新理论构成,此类原理作用于发现经济体系运行中制度的主要地位和作用的,并能够对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和从新解释。如何才能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对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的改革最初始于农业家庭承包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家庭承包制的创新作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典,它冲破了社会主义农业中的传统体制模式,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集体所有制中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第一次分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新制度经济学传播到我国的时候,正是我国改革进入到比较困难的时期。如何寻求理论支持来打破改革停滞的困局,是决策者和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难题。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传入正可谓恰逢其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改革之所以能不断推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与中国改革实践持续良性互动的结果。

一、产权理论与中国改革的互动

从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村主要实行的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模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村和农村农业生产的主要制度。基于此类体制的要求下,土地所有权不归个人而全部归集体所有。因此土地既不能作为买卖对象,也不可以进行出租更不可以作为经营成本。尽管此类产权制度在一大段时期里促进了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随着这种制度的运行,其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因初始产权制度未清晰界定而带来的机会主义的盛行及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20世纪70年代末由安徽小岗村自发创立的“包产到户”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改革,解决了农村效率低下的难题。从产权理论视角看,所谓的“包产到户”实质上就是一个产权初始界定问题,因为交易费用大于零,如果没有产权的初始界定,必然会导致每个人不会投入其所有的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因为偷懒问题的存在会使人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值得。而如果将产权界定给每一个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有产权制度下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有效解决。因此,以“包产到户”为实质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能够顺利地实施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功于产权的清晰界定,由此解决了体制内机会主义问题。仅仅依据这一点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制度完全的符合了科斯的观点,即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谈判的方法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产权理论。

二、交易费用理论与中国改革的互动

根据科斯对于此类学科的定义不难发现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主要是因为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极大程度的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从微观主体的角度来看,此类经济活动通常都面临着内部交易费用与外部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而企业究竟选择哪种方式,到底是采取外部的市场交易抑还是选择是内部的企业组织,原则之一在于取于外部交易成本的高低与内部的组织成本的大小进行比较。企业最终会选择那个交易成本第的并且放弃成本高的那一项经济活动。循此理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我国微观企业内部制度变革基本上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变迁的。其具体表现为加强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并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机制。一个主要方面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体制对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进行降价并减少内部交易成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则是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及外部治理来降低企业外部的监督成本等外部交易成本。基于以上原则,交易费用理论作为我国国企改革的最重要理论来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三、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改革的互动

有部分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制度作为影响经济效率的主要且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制度是否是有效或无效与制度变迁的方式方法和速度和规模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反复地经过创立和变更的过程。中国改革的30多年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的30多年,可以说是制度变迁促成了中国改革的奇迹。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又将制度变迁划分为了两种类型:1.是诱致性制度变迁,2.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第一种的含义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而第二种则必须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的。所以,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引发的变革,这种非组织性的变革决定了其规模必然是从小到大,对大众的影响力也是逐渐渗透的,直到得到上层领导者的认可才获得全国范围的推广。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政府在制度供给上不仅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而且在制度的实施及其组织成本方面也具有优势。科斯在其《变革中国》一书中对中国30多年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路径的改革: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改革和自下而上诱发的边缘革命。进一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曲折过程,顶层设计和底层创新构成了中国改革探索的模式。

从我国的改革历程看,我国改革采取的是两种方式的结合,即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共同存在。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从试点发展到进行推广、从局部发展到面向全国,从农村到城市、恰恰都是容易到困难但却又是这样的改革方式反而具有着效果显著的成果。中国经历的这30多年改革恰巧结合了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的发展这些都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方式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02.

作者:牟善刚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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