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下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范文

摘要：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从中可以揭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诸多特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交叉对比，对这一经济指标予以重新核定。从核定结果看，当时的东北农村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趋势：一是传统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农作物种植结构向自给化倒退；二是日本殖民者根据自身需要强行推广的新兴作物呈现畸形增长。这两种趋势既揭示了伪满政权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远大于建设，也充分暴露出日本殖民者低于成本价掠夺东北农产品的暴虐性及其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扩张其所需农作物的掠夺本质与荒诞性。

关键词：东北；伪满；农作物；种植结构

一、资料分析与数据核定

关于伪满时期农业生产力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单一农产物的发展史或农业技术史，鲜有对该时期农作物整体生产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就现有的涉及上述问题的少数研究成果而言，其研究重点亦聚焦在对几项主要农产物的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的核定上。对于农作物整体种植结构情况这一重要的经济指标往往缺乏足够关注，即便是东北农业史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和山本有造《“満洲国”经济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等亦难以避免上述缺憾。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原始资料记述的缺陷。首先，缺乏一套记录或能赖以推算出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情况的时段连续性资料。大多数此类资料仅仅反映一年或数年的情况，还有一些资料记录的仅是几种主要农产品的情况（这也误导了不少后来的研究者）。特别是伪满后期，因局势动荡和日本殖民者迫不及待地全力疯狂掠夺东北农产品，有组织的农村调查统计工作大大停滞，从而导致这一时期东北农村可信的统计数据极其缺乏。其次，各个不同系统资料的统计口径分歧严重，以油料作物为例，一些资料将大豆、大麻子、小麻子、苏子等多种油料作物的数据分别详细开列，而其他一些资料则仅列出大豆或少数几种油料作物的数据，将其他油料作物与一些未开列的农产品如果蔬等归类于“其他”，由此造成使用不同来源数据进行年代比对的工作困难重重。另外，当时统计工作主体业务水平和业务要求各不相同，有些统计工作对准确性要求较高，而有些则仅要求业余统计员对情况做出一个概估，因此伪满时期农业统计数据的可靠程度参差不齐，不同来源数据相互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

此外，对使用数据可靠性的考证亦较为复杂。笔者对比分析了现存不同年代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并对其统计口径和可信性进行了逐一核对，在这一基础上，将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情况加以整理。该表涵盖伪满初期、中期和后期有代表性的六个时间节点：其中1931、1932年的数据主要来自满铁经济调查会的《昭和七年满洲产业统计》，[1]是当时东北经济统计的权威机构——满铁经济调查会的调查统计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性。1937、1940、1943年的数据则来源于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所编写《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2]是解放初期对伪满兴农部、满铁、关东州经济会等机构所遗留统计数据的整理，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伪满崩溃前的1944-1945年情况十分混乱，伪满当局将主要行政力量投入到疯狂的粮食出荷工作中，大部分理性的调查统计工作都趋于停滞，且这一时期资料散佚比较严重，现存数据亦较为混乱，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处是第一批接触日伪遗留资料的研究机构，然而其所研究资料中又有相当部分在内战中再次散佚，因此，该研究处整理编写的《东北收复区（辽宁、辽北、吉林省）农产物生产量调查报告书》一书无疑对了解这一混乱时期东北农村生产状况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3]此外，《昭和七年满洲产业统计》在统计口径上将不少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归类入“其他”项中，幸好在《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和《满洲农业要揽》这两部公认可信度很高的资料中有不少相关的数据，由此亦不难推算出这两种农作物当时大致的种植情况。

二、粮食作物对传统商品化作物的替代

在现有的关于伪满时期农业的研究中，一方面对作物种植比率缺乏较长时段的数据整理，另一方面多侧重于研究水稻、棉花等单项作物在伪满政府干预下的畸形发展。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上述作物的畸形发展可以完全概括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动趋势。实际上，通过前面对不同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面积比率数据的整理可以看出，上述概括并不准确。1931-1945年间，伪满政府全力扶持的水稻、棉花等作物确有很大程度的增长，棉花从0.28%上升到3.36%，水稻从0.58%上升到1.77%，然而即便是到了1945年，其所占比例仍较为有限，难以概括农产结构变动的整体情况。就粮食作物比率的提高而言，高粱、玉米、谷子、其他粮食作物四项总和从1931年的55.95%上升到1945年的69.32%，而东北传统商品化作物的代表——小麦和大豆，从1931年41.16%下降为1945年的17.18%，这种情况显然更能够代表这一时期农产物结构的变动趋势。大豆、小麦等传统商品化作物被粮食作物替代的趋势在日本侵占前的东北某些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东北地区农户往往选择将一些货币价格较高的农产物大部分出售以换取货币，进而购买用来该地区稀缺的织物原料——棉花。在日本侵占东北前，东北农民主要是选择将大豆和小麦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而非自身消费，其商品化率常年保持在80%以上。[6]受人地压力和市场价格动荡的影响，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比率在1931年前就开始在东北部分地区出现被粮食作物替代的趋势。[7]不过在日本侵占东北以前，上述现象还仅存在于部分地区，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显著。日本侵占东北后，因时局混乱和国际市场变化等原因，东北地区传统商品作物的贸易受到很大冲击。以大豆为例，“东北方面大豆、白米生产，亦告过剩。于去年（1933年）竟有将大豆作燃料的骇人事件”；[8]“哈尔滨函：……大豆近来行市节节下落……往年视同黄金之粮产，而今至无人过问。”[9]贸易市场的萧条，进而加速了商品化作物在农户种植领域的退出。不过，对传统商品化作物冲击最大的因素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村农产品的掠夺政策。

特别是在制定掠夺方针时，对东北大豆提出要“奖励多种经营农业”，对其加以“抑制”“替代”，进而实现东北农产品种植结构向日本军需战备急需的“特用作物”转变。[10]而对于小麦，伪满当局虽然名义上也提出要“改良增产”，与棉花、洋麻、大麻子等更急需的战备物资相比，对促进其生产所做的工作可谓微乎其微。特别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深陷战争泥潭，其对东北地区农产品的掠夺也越来越近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出售传统商品化作物获取货币收益的可能性也日渐渺茫。日本殖民者对于东北农村农产品的掠夺主要是通过掌控东北农产品流通领域来实现的，即通过殖民政府国家机器强力介入粮栈等东北农产品原有收购机构，使农民一切出售农产品的行为必须按照规定的价格在日伪政府监视下进行，从而以远远低于合理市价甚至生产成本的“公定价格”强制征收农民出售到市场上的一切农产品。如表2所示，很多农产品的“出荷价格”尚不及生产成本价的一半，可见其掠夺的残酷性。而雇工、肥料等生产成本价格也随着日本殖民者经济统制政策的推进逐步升高。因出售农产品难以收回成本，农民对于农业生产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很低，农业生产中肥料、畜力、雇工等要素投入数量明显不足。这就导致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东北农作物的亩产量连年下降，1931-1944年间，仅高粱、玉米、粟米三种主要粮食的亩产量就下降了13.3%。[4]4-5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投入越多，则亏损越大，因而势必倾向于选择低生产成本的作物。根据1939年伪满“产业部”的统计，东北农村中每石大豆的生产成本为7.47元，每石小麦的生产成本为9.36元，每石高粱的生产成本为5.09元，每石玉米的生产成本为4.92元，每石小米的生产成本为4.72元。[5]446-464另外，小麦受病害影响颇大，还存在着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在市场价值规律完全无效的情况下，选择粮食作物远比选择传统商品化作物更容易降低生产成本上的风险（表2）。特别是到了伪满后期，日伪的“粮食出荷”越来越带有强制性，其数量则完全依靠伪满当局的需要落实到每户农户。为确保“出荷”数量的完成，伪满政府往往“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春订秋不变”，不管秋后收成如何，都强迫农民如数“出荷”给日伪组织的“出荷督励班”。一些地方甚至发展到“武装出荷”这种明火执仗的抢劫行径。[12]44-45当时东北地区的“出荷额往往在粮食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农民在平常年景只能吃糠咽菜，如遇荒年，只能家破人亡”。[12]186以阿城县为例，该县在将自己所生产的粮食半数都交了出荷，“剩下的粮去了交地租、做种子、饲料，余下的口粮已经是所剩无几了”。[13]面对伪满政权完全不计后果的疯狂掠夺，东北农村的粮食自给都成为问题，传统商品化所带来的些许货币收入对于东北农民来说更加没有实际意义。除大豆尚因土地轮作原因保留一部分种植外，大批种植传统商品化作物的土地被生产成本更低、生存需求更为迫切的粮食作物所替代。

三、虚构的“农业经营多样化”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伪满统治时期，除大豆以外的油料作物、棉花等纤维作物、水稻等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每项增加的幅度均有限，但如相加起来却也不容忽视。1931到1945年间，大豆以外的油料作物的种植比率从1.42%上升到1.8%，水稻从0.58%上升到1.77%，纤维作物从0.62%上升到5.35%。另外“果蔬及其他项”也从0.27%上升到4.7%。对于上述现象，一些日本右翼学者认为，这种农业生产的多样化是日本统治东北农村过程中“新作物栽培技术”和“化学肥料、农业药剂使用技术掌握”的结果，可算作是“日本对满洲经营”的“无形的成果”。[14]在国内，普遍认为上述现象系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农产品实施掠夺政策的必然产物，也有一些研究者倾向于部分承认其对东北农业近代化所起到的客观作用。要理解这一时期东北出现的“农业经营多样化”，必须结合日本对东北农业殖民化改造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目前，学界对于日本对殖民地区实行的农产品掠夺政策常常存在一种误读，即认为日本殖民者更多地倾向于掠夺殖民地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固有农产品，而在日本殖民地体系的设计中，平衡日本本土与各个殖民地间“供给上的不均衡”是首要问题。由于各殖民地间物资流通的“不畅”，特别是货币贸易常“与危险相伴”，日本殖民者显然更倾向于将各殖民地间的农产品进行工业加工后交换，而非简单地将初级农产品在殖民体系中流通。[15]这种现象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而愈发突出。因此，就东北农业而言，“对于仰给‘外国’农产品讲求自给之法”显然更受关注。[16]32对于棉花、洋麻等纤维作物，以及水稻、大麻子和小麻子等“特用油料作物”的种植，日本殖民者相当重视。无论种植面积还是种植比率，这几种作物在伪满时期都有较大提升。棉制品历来系输入东北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扩大东北地区自产棉花的种植也一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作“充实‘满洲’战略资源”的重要举措。而洋麻“可供做优良麻袋之原料”，扩大其种植是为了掠夺农产品，达到“麻袋之自给自足”。水稻的种植可以确保日军军需的大米。而大麻子则“不仅可为飞机及其他精致机械之润滑油，在药用方面，亦颇重要”；小麻子亦随日本“转向战争”，而“需要骤增”。对于这两种急需掠夺的农作物，伪满政府也“劝导强制并行”，尽力扩大其种植的比率。日本殖民者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战备上并不急需的纤维和油料作物，不但在生产组织上加以忽视，甚至还经常加以打压以促其萎缩。

恰如前述，日本殖民者一直在极力推行“农业经营多样化”，促进对大豆的“替代”。另外，因伪满政府对于大麻子等战备急需油料作物“严定限量，迫令供应，致农民对芝麻以及落花生、向日葵等已无暇顾及”，因而造成这几种油料作物的种植比率在伪满统治时期出现持续下滑。对于原来东北地区种植较多的青麻，日本殖民者亦“拟利用青麻之耕种面积，谋洋麻之增产，乃以统制价格政策，抑制当地种植青麻”。[4]58,62,64,123伪满的农事实验机构甚至为此还刻意终止了对于青麻的农事改良实验。[17]尽管青麻是东北农村急缺的作物，农民不但种植的“需求甚殷”，还多通过私下交易，逃避日伪统制政策，但青麻的种植比率在伪满统治时期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可以说，对于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变动，日本殖民者为掠夺战略物资而进行的设计干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伪满时期的“农业经营多样化”显然是为日本殖民者掠夺需要而“量身定制”、强行催生的。不过，日本殖民者当时极力推行种植的很多作物在灌溉、肥料、病虫害防护、栽培技术等方面并不具备条件，而且“出荷”收购价格往往低于生产成本，因此多数东北农民对于这些作物的种植常常是消极甚至是抵触的。同时，伪满当局在东北农村中的行政控制力有限，往往仅集中于搜刮农产品，对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能力相对很弱。因此，只有对其最为急需的棉花、水稻、麻等少数几种农作物才是其“应力图积极改良增产的”，而对大豆、高粱及玉米等大多数农作物则只能“倾注主力改良品种而增产任其自然发展”。[16]41

对于前者，即使其种植对农民十分不利，日本殖民者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其小范围内的种植面积比率增长。如棉花种植，因其收成极易受冻害和虫害因素影响而很不稳定，加之伪满政府所订收购价格极低，伪满时期的种棉户往往对此怨声载道。[18]不过，日本殖民者对棉花的生产和交易实行了严格的统制，直接在年初时以“出荷指标”的形式将棉花的收购数量逐级下达至农户；在收获时，以不足平常市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户收获的所有棉花，并严禁农户私下里进行任何形式的棉花交易。“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户，则施以酷刑。如‘跪板凳、打板子、压杠子、灌凉水’等等。至于翻箱倒柜、打骂群众，则是家常便饭”。[19]另一方面，伪满当局还或多或少地订立一些“奖励”措施来引诱农民种棉。如设定一定“种棉奖励金”、对棉花种植组织一些诸如棉种消毒之类的技术指导、对棉花出荷者额外配给一定的豆油、肥料、棉布、粮食等。[4]120-122其中最后一点对当时东北农民的诱惑力尤其大。因为在伪满统制经济体制下，出荷农产品几乎是普通农户取得上述配给品的唯一途径。正是由于伪满政府这种对棉花种植不遗余力地威逼利诱、强制推广，东北棉花的作物种植比率从1931年的0.28%膨胀至1945年的3.26%。尤为突出的是伪满农产品统制政策推行最为疯狂的1943年至1945年，其比率从0.76%暴涨至3.26%。尽管日伪当局对其所需农作物的掠夺手段残暴，造成了一些作物种植比率的畸形增长，不过，这种建立在强制威逼基础上的增长毫无生产力组织上的支撑，归根结底是不可持续的。农民在日寇敲骨吸髓的掠夺下全无增加生产的动力，而伪满当局对于农产品增产的手段则多半依赖于单纯的威逼。

很多地区的农产品增产仅仅依靠政策的宣传，强制开发很多不适合耕作的“荒地”和逼迫非农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16]456-460在基本的软硬件条件都不完备的情况下，很多急需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的增长都受到严重制约。以水稻种植为例，由于先进栽培经验和技术只在日本和朝鲜移民中传播，东北农民在光复之前普遍“仍缺乏耕种水稻经验和技术”，[20]加之水利设施修建速度和技术远低于需求等原因，种植面积比率的增长长期缓慢。“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朝鲜移民开始在东北经营水田，水稻的种植比率迅速的从1931年的0.58%上升到1940年的1.74%。在水稻需求更加迫切的1940年以后，其种植面积的扩张速度却相对于其他作物明显放缓了，仅保持在1.7%左右，伪满后期水稻生产力反而出现了整体上日渐下降的情况。另外，由于基层对生产的控制力有限，日寇在“督励”“急需”的农作物增产时，常常顾此失彼。如洋麻，尽管日伪当局的需求十分迫切，种植面积比率经努力有了一定提高，但是在伪满后期，因地方行政系统的“指导”明显地向更需要的棉花作物倾斜，对洋麻关注甚少，极大影响了洋麻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另外如苏子，尽管“苏油为高级涂料，军事方面需要最大”，但因伪满政府收购价订立得极低，而且无余力顾及在乡村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生产和病虫害防治，苏子的种植面积比率不增反降。[4]56-57,127

四、结论

农作物种植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经济研究指标，其中能够反映技术、市场、政策等诸要素在农户经济中的博弈。通过研究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判明下列史实：其一，日本殖民者的农业掠夺政策破坏了东北农村中原有的市场经济要素，使当地农作物种植结构出现了向自给生产倒退的趋势；其二，日本殖民者所谓的“农业经营多样化”，只不过是根据其需要而设计的掠夺手段，非但没有任何市场化分工的进步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东北农民的困苦；其三，很多日本殖民者所急需的农作物扩张乏力，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相应收效，充分暴露其殖民统治荒诞暴虐的本质及其农村政策长于掠夺而短于发展生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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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大任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