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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西方经济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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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1895年-1919年)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下,代表着中国思想领域先进力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在经济方面,他们学习西方社会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以期推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和束缚,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实现国家富强。这一阶段,在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是海外留学生。他们翻译和编著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以及新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等西方经济学流派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经济范畴的第一人,严复翻译的《原富》一书对晚清经济思想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76年,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正式出版,而出版于1902年的《原富》则是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思考,初步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作为中国人翻译的首部西方经济学著作,《原富》使得中国人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到通俗易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武器,一方面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经济思想,另一方面也大大推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梁启超是严复之后又一个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人物,他在1902年到1915年间发表了数篇经济论著。梁启超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1903年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本书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国家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各主要理论,主要包括斯密派、非斯密派和新学派。梁启超详细介绍了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并认为这二者是西方经济理论界的前沿问题,这体现了梁启超经济思想的敏锐性和前瞻性。区别于严复,梁启超并未绝对否定重商主义,相反地,结合中国当时实际,他认为重商主义有利于保护中国民族工业和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梁启超“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学说史学科”。孙中山是将西方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关键人物。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孙中山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孙中山早年在外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对其后来的“民生主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本是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民生主义一方面要求“平均地权”,对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要求“节制资本”,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提出了合理的规划和要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带有纲领性色彩的经济理论,它不仅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也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予以考虑和关怀,同时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溃疡,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不仅包含内容丰富类别完整的经济理论,也对解决经济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主张。所以说,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经济政策也由自由放任转变为贸易保护,此时的西方经济学说已经是庸俗化了的经济学。但在长期封闭的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重义轻利”等封建传统经济思想面前,即使是庸俗化了的西方经济学说,对于那时候的国人来说仍然是那样的醍醐灌顶。这些理论的传入逐渐瓦解了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思想,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大解放。

二、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继续扩散与发展(1919年-1949年)

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留学生主要以留日学生为主,相应的,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也主要是经过日本这第一道口的二手资料。但是随着大批在欧美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回国,这一局面终被打破。从欧美国家回来的留学生带回了他们在欧美学到的第一手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这也使得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具有时效性。据文献记载,这一阶段,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理论已在国内开始传播,以及后来的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也被引入中国并被大批学者接受并传播。这说明了当时被引入中国的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滞后于西方国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年代差距也并非很大。在这一时期,对我国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通过海外华人传入中国,包括旅欧华人、旅日华人以及旅俄华人。旅欧华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先驱。在欧洲的华工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先进分子成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重要力量。他们身处西欧,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实际状况,亲眼目睹了在这样的大机器工业背景下备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同时,西欧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旅欧华人在这里最早接触到了最纯粹最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观念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思想中。旅欧华人在西欧组织了多个进步组织,如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公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华工杂志》《旅欧周刊》《华工旬刊》等由他们创办的刊物成为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蔡和森、邓小平、周恩来等旅欧留学生直接研读并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成为较早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到处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行者。

旅日华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使者。日本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里的留学生和华人通过创办报刊,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除此之外,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最早在日本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回国后在国内把马克思主义一步步由理论变为实践,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经济理论。旅俄华人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生力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俄国的中国劳工纷纷加入到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去。他们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或加入苏俄红军和工人赤卫队,总之,旅俄华工是最有觉悟、最具先进性、最先接触到列宁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旅俄华工联合会”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并陆续在全国建立了分会,出版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仅局限于报刊宣传,“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会员回国,向中国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面对面宣传十月革命。此外,“旅俄华工联合会”还想方设法和孙中山取得联系,积极主动地向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孙中山向全中国人民广泛宣扬。旅俄华人在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国内影响深远,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

三、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从短期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不仅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建设途径等内容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而且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压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纲领。此外,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从振兴中国经济的需求出发,把西方经济学说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指导了中国的经济实践。本时期民族企业的发展催生了大批的民族企业家,他们在结合自身企业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提出了很多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思想。在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了建立强势政府、规范经济运行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僚家族借经济发展之名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大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相共存的局面。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理论成为了以后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无论是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还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有着西方经济理论的支撑,这也是我国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基础。

作者:费小颖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传播西方经济理论论文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