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广义虚拟的经济理论论文范文

一、文献综述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广义虚拟经济成为了社会与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突出对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特征。当今传统的经济研究将重点放在对物的研究上，而忽视了人的心理需求这个关键因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则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基准，充分考虑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看不见的心”的新规制。林左鸣（2010、2011）指出，在“物本”，即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开始寻求“人本”的满足，即对心理需求的满足。这充分体现了广义虚拟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虚拟价值的交换是实现广义虚拟经济的途径。广义虚拟经济通过创造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虚拟价值，来实现其经济活动的意义，它的出现为许多在实体经济上无法再获得发展空间的经济体，带来了又一轮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如IBM、ISPAOL（美国在线公司）和华纳公司就是通过成功进军广义虚拟经济，从而获得新一轮大发展的典范；而Sony则因为踌躇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被诸多竞争者后来居上，不仅失去了虚拟经济的新阵地，也失去了原有领域的竞争优势（晓林等，2008）。再次，基于价值论的新财富观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与起点。广义虚拟经济坚持认为财富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从生活价值论的意义上讨论了财富的新属性，拓展了财富生成的空间，并运用新的财富观念审视了虚拟价值的属性（林左鸣等，2006）。基于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广义虚拟经济又进而发展出了二元人本论以及系统论等主要理论分支，并使得基于价值论、二元人本论与系统论的广义虚拟经济与基于金融轮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起，构成了描述虚拟经济的理论，并与实体经济理论相互促进和补充。（成思危，1999、2003；刘骏民，2000；陈吉磊等，2011；林左鸣等，2011；王延亮等，2011；宗寒，2012；曾鸿，2012；周永刚等，2013）第四，应用性研究是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新方向。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相关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对各个行业。传媒（吴秀生，2006）、农业与农村发展（吴秀生等，2007）、物联网与新能源（萧琛等，2011）、ICE（智能文化教育）产业（萧琛等，2011）等领域都出现了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视角。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成为了研究服务业、家庭服务业问题的有效方法。针对服务业，学者们提出，传统服务行业的企业员工通过向顾客提供服务来完成商品价值的传递，在服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等内在因素对服务评价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客观外在的的因素更为显著。对广义虚拟经济与服务业的相关研究显示，消费者的社会群聚性需求、信任、关系倾向等心理因素对顾客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顾客满意度的大小又最终决定了顾客对服务忠诚度的高低。顾客的忠诚度越高，说明服务不仅仅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而且相比之下更多的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易楠等，2012；张明立等，2014；张运良等，2012）。具体到家庭服务业，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就如何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去研究家庭服务业该如何发展（王志刚等，2012）、家庭服务业如何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何避免家庭服务业中的“私签”现象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与探讨（王志刚等，2012）。综上所述，家庭服务业作为广义虚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其未来发展也必须由现在的“物本”，向“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在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相关文献中，理论性研究较多，应用性研究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应用性研究中，针对基于信息技术等直接创造虚拟价值的行业研究较多，而针对像家庭服务业这种基于劳动，同时需要实现从实体价值向虚拟价值转换的行业的研究较少；在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运用于家庭服务业的有关研究中，也鲜有学者运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微观层面，就消费者对家庭服务的选择行为及支付意愿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数据来源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对北京地区家庭服务业市场问卷抽样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家庭服务公司数量较多的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与海淀区。调研共回收问卷825份，其中有效问卷768份，有效率为93.09%。

（二）样本特征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中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龄层次偏年轻化，其中20~30岁以及30~40岁分别超过三分之一，是调查样本的主要年龄层次。样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占比分别超过四成和两成，本科以上学历总共超过七成。而小学、初中占比较小，高中、技校、中专以及大专共占比约三成。出现这样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样本年轻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学历上的基本准入条件，这样就使得样本文化程度较高。有学龄前儿童的样本对家庭服务业中早教以及母婴护理有着比较明显的需求，随着近年来消费意识的转变，对其需求更加强烈。同时，早教及母婴护理类型的工作，相对来说具备一定技术上的要求。从样本的居住情况来看，北京市拥有较多的外来人口，且在北京购买住宅、子女教育都与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样本中北京户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户口占四成。从住所性质来看，自有住房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选择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寓占到两成。大体上说，自有住房意味着在北京安家，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分人群多为固定居住人群，对家庭服务业选择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从居住状态上逾一半样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处于独自居住状态，与配偶居住的占到近两成，仅与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这显示，居住状态的特征，反映了样本年龄层次的生活特点。从样本的工作性质来看，普通的企业员工占到三分之一，企业管理者占比为四分之一，技术人员，公务员所占比例不到两成，而工人、私营业主或者无业退休人员占比更小。数据反映出样本人群大多处于较为繁忙的工作状态。从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来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据最大比例，将近四成，处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两成，而仅四成样本群体收入超过每月1万元，受调查者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来说，受调查者的总体月收入水平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从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情况来看，调查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佣家庭服务员。家庭服务中提供做饭和保洁工作的比率分别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总和将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婴等护理性服务具有相似比例，分别占比不到两成。若我们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家庭服务员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把保洁、做饭等低水平工作归为家庭劳动类服务，把老人与母婴的护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归为家庭护理类服务，把早教与家教外教等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归为家庭教育类服务，则目前被调查区域从事家庭劳动类的家庭服务员还是占据大多数。这说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务业中传统服务类型占据较大市场。对家庭服务的支付情况来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够超过每月4000元的仅有不到一成。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了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考察消费者的个人特征、职业和居住情况等因素对消费者雇佣决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我们要了解在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消费者中，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上最大的特点是，只有当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后，第二阶段的如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等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对于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减少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般的，Heckman备择模型可以用来估计第二阶段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问题。而本文遇到的问题是，在进行样本选择后，即当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后，第二阶段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的步骤，因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有序probit回归或者Heckman二阶段回归。对此，Vella（1998）从假设、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存在样本选择时的估计问题；Nayg（a2003）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辐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对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补充。根据具体情形，本文利用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若ρ=0，则atanhρ=0，则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与一般的有序probit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若ρ≠0，则必须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回归来估计最终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

（一）变量设定按照前文提出的两阶段模型，我们设定两阶段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如表2所示。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本文使用计量分析软件Stata13.0中的orderedprobitmodelwithselection功能，在对消费者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进行probit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有序probit估计，并计算各个选定自变量分别对支付意愿五个等级的边际效应。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考察第一阶段影响消费者雇佣家庭服务员的主要因素。可以从表3看出，在样本的个体特征方面，呈现两个影响结果。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以及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对是否选择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以年龄的边际效应最为显著，即年龄在30岁以上的消费者有15%的可能性更倾向于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由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的高学历人群构成，这一组样本一般都处于自己事业的上升和成熟阶段。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而更容易忽视家庭的基本事务，他们会更倾向于雇佣家庭服务员来打理自己家庭的基本事务，比如照顾学龄前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与上述个体特征影响的结果相反，婚姻对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婚人士较未婚人士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低13%。原因可能是因为已婚人士无论在事业还是家庭上都有配偶一同分担，从而相对未婚人士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家庭基本事务，因此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较低。在样本的个人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雇佣家庭服务员，可能性比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消费者高12%。高收入的人更有能力雇佣家庭服务员，而且高收入人群生活条件比较好，因此，他们也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来分担自己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的负担，从而自己消费更多的闲暇。值得注意的是，薪水在三个月内增加的受访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约增加了15%。同时，接近二成的边际效果让我们看到消费者对家庭服务存在很高的需求，而且雇佣与否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收入是否能够负担的起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此外，是否具有北京户口、房屋是否自有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雇佣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具有北京户口、房屋自由以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对家庭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其次，考察一下第二阶段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到，athrho的p值为0.001，说明athrho的估计值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异于零，因此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同时，两阶段误差项的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也是显著的，这说明，本文采用基于样本选择模型的有序probit回归是合理的。从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总体情况来看，若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工作适当提高层次，则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高水平的支付；若消费者年龄大于30岁、职业为公务员，则相比之下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低水平支付。再次，考察一下自变量对每个层次消费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由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是一个在取值上有顺序的离散变量，因此各个自变量对其总体的影响与各个自变量对其每个层次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在表4中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是其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总体影响。与此相比，考察自变量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各个层次的边际影响更有意义。因此，本文进一步的求取每个自变量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每个层次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考察如下。在边际效应中，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三个自变量对支付意愿的相应层次有显著影响。具体的分析分三点进行。一是在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的边际效应上，我们看到了令人关注的结果。当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家庭服务工作层次每提高一个层级时，消费者对其进行低水平支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当家庭服务工作提高一个层次，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的可能性显著降低3%、每月支付1000～2000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显著降低6%、而每月支付2000～3000元的可能性显著降低4%。可以看到，随着家庭服务员提供服务工作层次的上升，消费者不会倾向于对这种提高工作层次的行为进行低水平支付。相反，我们看到当消费者每月愿意支付4000元以上时，工作层次提高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与低层次工作相比，提供更高层次的家庭服务工作会使消费者倾向于支付每月4000元以上的可能性增加约11%，是各层次中支付可能性最大的一项。我们认为，与家庭劳动类工作相比，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家庭服务工作更倾向于与消费者发生精神层面的交换，提供服务方与消费者交换的是虚拟价值，因此，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工作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家庭护理工作不仅使得消费者的身体得到了关照，保证了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且护理人员每日的照顾与陪伴使得受照顾的老人或孩子内心多了份安慰，少了份孤独，从而心理得到了满足。再如家庭教育类家庭服务工作，它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了技能，学到了知识，这会让他们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得到学业上的认可，或者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从而取得成就。家庭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因此这也满足了很多望子成龙或者渴望成功的家庭的心理需要。因此，消费者愿意为这种能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务工作主动放弃较低水平的支付，并情愿采取较高水平的支付，显示出了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强烈的心理上的需求。这也是本文题目所强调的主旨。二是从年龄上看，年龄大于30岁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每月向家庭服务支付的区间为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若家庭服务索要的支付额过高，即每月4000元以上时，边际效应的取值为负值，消费者不愿意雇佣家庭服务员。三是若消费者从事公务员工作，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愿意向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每月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当家庭服务索要支付额超过每月4000元时，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两个自变量的边际影响方面我们看到，若控制了家庭服务工作层次不变，则消费者更倾向于低水平的支付，而对高水平的支付表现出抵触的态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消费者的问卷调查，以支付意愿与不同层次的家庭服务工作之间的关系为线索，计量分析了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多支付的问题。所得结论有以下四点。首先，本次研究的样本特征表现为年轻化，而年轻人由于生活现状的限制，不太倾向于雇佣家庭服务员。大多数受调查者平时工作繁忙，都还没有成家（未婚的成年人比例为57.94%），目前还是跟朋友一同居住，这些客观条件使他们中只有少数人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员。其次，具有单身、薪水较高、年龄较大、文化程度高、家中有儿童、房屋自有、有北京户口、有一定社会地位、与父母共同居住以及工资有提升等特征的消费者更愿意雇佣家庭服务员，对家庭服务相对而言有更大的需求。再次，消费者愿意为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务工作进行较高水平的支付，这显示出消费者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强烈的心理需求。但是，当所提供的家庭服务工作层次不发生改变时，其他条件的变化只能使消费者倾向于低水平支付。最后，年轻且高学历的人群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的需求更多的来源于心理上的需要。本研究的调查样本以年轻的高学历人群为主，这些人更强调精神上的慰藉、心灵上的沟通与思想上的交流，更注重虚拟价值的交换。因此，他们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体现出的更高的支付意愿主要来源于他们对心理层面等虚拟价值的需求。基于上述四点结论，本文为我国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首先，加强培训以培养可以承担高层次家庭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家庭服务行业必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门培训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要迅速改变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现状，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家庭服务培训工作。其次，开发新型服务项目，以适合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尤其要开发满足年轻且高学历的消费者心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广义虚拟经济的有关概念应该在这个层次的服务中得到应用与发展。再次，家庭服务业要注重对于消费者特征的调查与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多样化，消费者更大的支付意愿又取决于其心理需求，因此对市场更细致入微的剖析与探索必不可少，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家庭服务业新的增长点。最后，家庭服务必须走品牌化的道路，从而在广义虚拟经济市场中建立家庭服务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并让消费者对家庭服务业保持良好的信心。要打造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品牌，大力推进服务创新和品牌宣传活动。同时，要提升家庭服务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从而能够从市场竞争中获得良好的声誉，建立自身的品牌。

作者：苏毅清王志刚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