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变动趋势与经济结构论文范文

一、2001—2013年我国内需变动趋势

（一）内需结构：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从结构上看，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增加。内需结构主要是看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占GDP的比重。我国内需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消费比例大幅低于世界一般水平，投资比例大幅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见图2）。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38.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稳定在60%左右；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41.29%，而世界平均水平在21%左右，我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更糟糕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45.34%降至2013年的36.17%；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4.63%升至2013年的45.86%。这两个指标不仅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而且偏离幅度越来越高。这表明，我国内需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无明显改善趋势。

（二）内需潜力：增长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需增长衡量的是内需变动的未来趋势和潜力。只要增长率为正，就表明内需绝对量在增长，但若内需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表明内需相对量在萎缩，内需增长潜力较为有限。因此，只有内需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才能加快扩大内需之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前四年差别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内需增长率大幅低于GDP增长率，年均低2.7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激增，内需剧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长率。经济刺激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投资繁荣，但对内生性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2010年内需增长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长率。2011年至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有所改善，增长率分别略高于GDP增长率0.43、0.56、0.60个百分点（见图3）。总得来看，我国内需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如果消费衔接不上，过度投资只能刺激虚假需求，形成产能过剩，从长期看对扩大内需无益。

二、内需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内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皆存在问题，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仍面临较大挑战。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可分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至少存在四个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给角度看，一是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二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尚不完善，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从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虽然政府一再进行调结构，但结构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须明确，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同。总量调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探寻新的获利机会，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产业结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各部门的短缺或过剩只能由市场决定。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在市场上，不可能汇总给政府做决策。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业更了解消费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场更有效，那么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因此，以政府为主体调结构往往造成无效供给偏多，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我国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多晶硅、电解铝、风电等行业，曾经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的行业。无效供给占用资源，却不能创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给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实现，从而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二）价格管制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但企业主观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业结构最优。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商品，生产者把资源用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相对准确而灵敏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因此，价格涨落可自发引导结构调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助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条件下，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的银行，自然偏爱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因而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对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国有投资盲目扩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干预经济。需求管理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事实证明，需求管理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进总量扩张；但如果结构不合理，需求管理就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前后获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却陷入“滞涨”的原因。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大力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风险。然而，长期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需求管理过度，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这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过剩”：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制造业产品积压，投资回报率低，内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2008年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就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时滞效应。通货膨胀稀释了居民购买力，降低了实际消费水平。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房价急剧上涨。住房成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消费需求被削弱。

（四）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有效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从结构角度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相对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较201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与工资收入相比，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由于结构性矛盾导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急剧上涨。高房价强化了财富的再分配效应，一方面耗尽普通市民阶层多年积蓄，严重削弱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导致房产开发和投机者暴富，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需求就越难扩大。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会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可见，收入分配失衡恶化需求结构，阻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扩大内需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扩大内需战略多年不见起色。为解决这些问题，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做到“三个转向”。

（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既然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调结构就不能由政府来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即放手让企业去调结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之发展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正是无数微观个体在市场中寻找成功机会的“试错”行为，决定着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这个过程尽管可能要付出很高代价，但还是比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成本低得多。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本。二是要完善价格机制。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会反映到价格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价格调整并非具有完全弹性，供给结构变化也会有一定时滞，因此经济结构会经常出现摩擦性失衡。但只要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商品的价值变化，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通过改变供给结构满足需求结构。如果价格调整弹性为零，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经济结构必然僵化。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通过保护产权、保证公平、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来完善市场，提高价格调整弹性，而不是直接去管制价格。

（二）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经济形势和问题不同，适用的对策也就不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宏观调控手段要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整，预防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政策重心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以有效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从现实国情来看，供给管理要做到三点。一是减税。需求管理主张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而供给管理则力主以减税促进企业投资。由于存在结构性矛盾，前者会挤压民间投资，刺激虚假需求，造成产能过剩；而后者是内生性投资需求，能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拉弗曲线”表明，降低税率能提升居民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长远看能拓宽税基，增加政府收入。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但减税还有较大空间。减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企业减税，尤其要对中小企业、个体创业减税；其二是对居民工薪收入及消费减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二是稳定币值。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使价格变化不能准确传递市场信息。企业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引导，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就会付出极高的试错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结构失调。而且，通货膨胀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抵消减税刺激投资的效果。因此，供给管理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要以稳定币值、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为主要目标。三是精简行政审批，提高企业活力。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限制，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使企业更好地按市场规律行事，增加有效供给。新一届政府已表明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今后，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之精神，逐步实现“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三）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内需不足的困扰，从根本上来说是自身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在短期刺激遏制经济下行风险后，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解决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宏观政策要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尽快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避免新的刺激，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契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一是以收入分配改革来优化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失衡是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过去有人担心收入分配改革会因追求公平而损害效率。事实上，效率与公平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对市场而言，效率即是公平，平均主义才是剥削。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维护市场规则，消除人为因素、体制因素扭曲市场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如打破行政垄断，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等；鼓励企业探索提高劳动报酬的新途径，如尝试劳资合作，让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企业利润，增加居民资本性收入。在二次分配中，政府应还利于民，加大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医疗改革、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支持自住型商品房建设。二是加快税制改革，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在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地价上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形成了土地财政。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所以在房地产调控中力不从心。为改变这一局面，要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重新设计税制，培育地方税源，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尤其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大趋势下，要改变现行分税方法，避免地方税源急剧萎缩。在房地产市场上，2014年以来，我国房价逐步趋于平稳。地方政府要从长远考虑，尊重市场规律，不宜频繁“救市”；应以结构调整为目标，促进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三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要适时转型。近年来，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经济刺激，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刺激只能在短期内保增长，长期使用必然固化经济结构，产生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结构调整的需要适时转型。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平稳增长。财政政策要平衡好短期扩张与长期风险之间的关系，制定中长期计划，更多地服务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而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首先要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诱因，尊重单一规则，保持币值稳定，避免中长期风险。总之，要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渡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切勿再次进行总量刺激。

作者：康珂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