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对经济结构的重要性范文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机理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通常会引起储蓄率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改变，进一步导致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观点通常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口结构关系密切，当社会的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态时，对储蓄和投资都有着不利影响。

社会总抚养比重或抚养系数是由经济体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年龄结构同时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和社会的生产效率。Daziger通过调查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占其税后收入的平均比例，得出了消费份额随着年龄的增长呈“倒U”形状的结论。Senesi通过建立迭代模型，分析了年龄结构与储蓄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经济体中的总储蓄倾向减弱，也就是说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唐东波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证明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我国的储蓄具有扩张性的影响。

以往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与储蓄行为的影响。

其实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还同时从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结构两个方面影响着各产业的人均收入水平。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适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减少。劳动力与资本的重要地位逐渐发生了逆转，当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减少时，经济发展也将呈现资本追逐劳动力的状态。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数量上的稀缺将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上涨，进而产业结构将实现进一步升级。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时代的“银发人口”将加快“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届时劳动力市场将变得更具自由竞争性和开放性。劳动力稀缺引起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在两个市场间的消散，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将无法继续依赖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差。此时，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将无法持续地集中于生产效率低下的第一、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而是应选择产业结构的主动升级，即发展的重点应从生产率低、消耗高的传统产业转移至生产率高、消耗低的现代产业。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冲击

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进程中。截止到2011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之比为10.8:46.1∶43.1，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生育率的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各个领域。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1．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人口的规模影响。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总人口劳动就业率水平不断提升，1982年全国的就业率为51.9%，到2011年，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70.14%，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以前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规模不断增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向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福利，一是在此期间人口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二是充足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为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持久的“人口红利”。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则是“人口红利的消散”。“人口红利”的概念最早是由MasonAndrew提出的，并于21世纪初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在经济体中的适龄劳动比重较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性较强、社会负担率较低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来自于增加的生产性人口时，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充分利用其年龄结构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利润，即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产生也需要相应的其他经济条件，如公共卫生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的经济政策等。

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橄榄形”形态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盈余效应并不是十分明显，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曾受益于年轻型的年龄结构，如东亚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就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十一五”以前呈现出相似的形态，即劳动力的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中国人口老龄时代的到来将扭转这样的劳动力供给格局。根据蔡昉等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分析中的测算，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新增劳动人口数量将持续低于劳动力的总需求量，而且这种差距将持续扩大。〔7〕2010—2015年间中国将达到劳动人口数量的高峰，而大约在2030年左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将步入老年时代，此时恰是中国老龄化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潮，而相应就业人员的规模决定着我国人口红利在未来的发展中无法继续维持。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人员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口规模的变化上。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劳动力数量呈现出在第一产业稳步下降、在第二产业缓慢上升、在第三产业大幅上升的态势。其中，第一产业将近40%的就业人口仅创造了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尽管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人员结构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就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人口老龄化时代对中国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削减。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意味着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将持续缩减。其次，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迁移或者城乡就业结构的改变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呈相互推动的关系。由于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乡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迁移失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发生了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这种迁移改变了原本的城乡就业格局。1987年我国在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超过3000万，到2000年则已经超过了6300万，迁移率接近5%。

1979—2003年之间中国城镇新增人口中“乡———城”迁移的人口达到了79%。部分学者认为，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对未来重度老龄化的预期，可通过在城乡之间进行人口迁移的途径解决该问题。姚从容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从农村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劳动力将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事态更为严重的结论。刘昌平等在老龄化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模型证明“乡———城”人口迁移缓解了城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也加速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但其实城乡人口迁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城乡就业结构的改变虽然能在时间上使该问题暂时缓解，但是迁移的过程本身又进一步加速了城乡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了两点:一是知识密集度高的社会足以利用少数的农业人口支撑农业的高速发展。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的支柱力量，其中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日渐成为产业主导。因此，经济发展应主动迎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挑战，其中知识升级和产业升级是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

(二)人口年龄结构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1.中国的“未富先老”状况

通过将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阶段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而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的经济状况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2005年《中国老龄化报告》显示，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时代。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5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老年型人口的标准时的GDP为5000—10000美元，我国明显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状况。尽管“未富先老”的概念没有被学术界系统地论证，相关的结论也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根据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在2000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7%的水平，此时人均GNP为840美元左右，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为3976美元。与之相比，2001年世界范围内的老龄化比例超过了7%，此时的世界人均GNP为517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7742美元。〔由此可见，不论是与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的经济水平都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

2.人口负担比与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作用

如果“未富先老”的状况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必然将带来人口总负担系数的变化，而人口负担比是影响社会分配结构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当与老龄化水平相对应的老人负担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时，社会财富必定要通过加重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的方式，将资源配置向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等领域倾斜。此外，老龄化对分配领域的影响与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模式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的模式，这种模式所对应的人口年龄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年轻型人口对保障制度的支持是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产生时，原本的养老保障制度势必会受到由人口年龄结构改变而带来的冲击。与之相比，个人累积式的养老金筹放制度似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然而以上两种模式都会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现有的分配结构造成影响，现收现付制倾向于影响我国的财政支出体系，而个人累积式则会通过个人收入分配影响社会的储蓄水平和消费结构。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二是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

1.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高储蓄率被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证实了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日本经济起飞时的储蓄率高达35%以上，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储蓄率也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解释高储蓄率的原因有很多，如人均收入水平、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家庭消费模式的改变等，除此之外，人口结构也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Leff通过对74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中的抚养比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14〕王德文等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决定储蓄率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人口结构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对未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预期，人们的消费现状也会随之调整。正如现代消费理论所论述的，消费不仅是由人们的现期收入所决定的，同样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情况的预期。老龄时期的收入状况充斥着众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们倾向于进行储蓄而规避未来可能的风险。由人口年龄结构引起的高储蓄将从两个方面影响消费结构，一是当期的高储蓄必然会降低当期的消费水平，二是当期的高储蓄将繁荣未来老龄产业的消费需求。

2.对老年产业发展的影响老龄产业是伴随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满足老龄消费群体基本生活和娱乐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不仅为老年人口提供商品保障，同时提供特殊性的生活服务，国外又称之为“银发产业”。老年产业所覆盖的领域广阔而有针对性。针对性体现在其市场定位的消费群体仅是老年人口。广阔性体现在老龄产业可以渗透到三次产业的多个行业，如老年用品领域的消费对象涵盖了机械、器具、食品等产品，生活服务领域涉及到老年护理、养老机构、老年服务中心等市场，此外老年金融、保险、老年教育、文化、休闲等方面也丰富了老年服务业领域。日本的老年产业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经验。

日本老龄产业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老龄人口的增长，老年产品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老年市场空间得到迅速地拓展。到20世纪90年代，从事老年产业相关的大企业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经营，其不仅注重市场规模和产品质量，更是以高端策略服务于老年消费群体。日本老年市场的高端性体现在企业以高端技术开发产品、以高技术产品打开市场、以高服务质量实现其生产和服务的专业化。老年产业每年以4%—5%的增长速度成长，预期将成为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中国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婴儿潮”，而后经历了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如今已经呈现出了“4—2—1”独特的家庭模式。人口老龄化的初期，我国的养老模式仍是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必然要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以补给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为了满足老龄人口新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老年产业将迎来不断扩大的发展规模和崭新的发展领域。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原本的产品供给结构，其对老年产业的促进更多地体现在第三产业领域。同时，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的刺激不应仅停留在传统服务业，而更应着眼于高技术的现代服务业。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我国经济政策选择

(一)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伴随老龄化现象应运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或政府主导的力量，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老龄事业的投资。首先，要鼓励养老市场的开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必然导致其他养老模式的兴起，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老年服务将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政策上应从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老年产业更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鼓励资本的进入，从老年设施、老年住宅设计、老年社区服务等多个领域为新一代养老模式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要拓展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不仅要从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领域满足老年群体的商品需求，还应在医疗护理方面加强产品设计和研发投入。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出高龄化的人口发展态势，高龄群体的医疗护理和保健产品以及相关服务市场还处于萌芽期，因此应尽快提升老年医院、家庭护理、康复中心等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再次，要对老年市场进行有效的市场规范。在鼓励老年市场大力发展的同时，应保障其市场发展有法可依，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文件，出台相关的管理条例，保证老年产业的有序发展。

(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第三产业转型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劳动力供给、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结构的要求，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的升级而且体现在各产业内部的优化上，即完成由“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向“高产出、高效率、低消耗”的转变。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有力地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目前这种劳动力的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通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解决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上。不可否认，尽管 转移至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多是从事门槛较低、投入资金少的服务行业，但在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等领域吸纳的劳动力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对于第三产业，必然经历由传统服务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转变。现代服务业要求用新的服务方式、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的新兴服务，这个过程既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也涵盖了对不同环境下现代服务业的自我塑造。

(三)提升人口质量，重视人力资本作用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的稀缺将通过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上涨表现出来，而企业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将采用更多的劳动替代性技术。因此，企业要求劳动者积累更多的知识技能以实现劳动力数量的节约，从而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随着老龄化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提高，经济发展也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者通过生产知识、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的提升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在人力资本的理论中，教育被视为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因此，衡量人口老龄化时代的生产力将由劳动力数量向掌握不同程度知识技能的人口质量转变。

作者：纪玉山滕菲单位：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