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经济法律论文范文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体系的主要构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构成，在当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中都有专门规定。比如，1936年的“五五宪草”规定中华民国之经济制度，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在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3章基本国策部分专门设置国民经济一节对国家的经济制度予以原则性规定。但在具体的规范方面，国民政府通过了大量经济性立法对国民经济予以管理和调整。第一，财政税收。在财政税收管理方面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预算法》、《决算法》、《营业税法》、《公库法》等一系列法律、条例。在预算法律方面，主要有1928年8月9日公布的《决算法》、1935年8月14日公布的《会计法》、1932年10月19日公布的《统计法》，另外还制定颁行过《预算法》、《审计法》。在税务管理立法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一些列法律、法规，包括1934年12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印花税法》、1936年7月21日公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等，另外还有《营业税法》、《遗产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等。在国库管理方面，1938年6月9日公布的《公库法》主要规定对国库的管理。该法规定，公库现金票据证劵之出纳、保管、移转及财产之契据等之保管事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指定银行。前项事务属于国库者，以中央银行。属于其他各级公库者，其银行之指定，应经上级政府公库主管机关之核准。在未设银行之地方应指定行政机关。第二，银行金融。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先后颁行一系列关于银行事务的法律法规。1930年4月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银行法》，拟具《银行法草案》59条，1931年2月28日立法院第133次会议地方将《银行法草案》提出讨论并三读通过，1931年3月28日公布了《银行法》，共计51条。《银行法》第五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之银行其资本至少须达五十万元，无限公司组织之银行其资本金至少须达二十万元……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之责任［5］。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银行可以任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无限公司等组织形式。同时，还加重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及股份两合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股东的责任，以保证银行资本的充足，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进而保证金融业的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还建立了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了所谓的“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了规范这一金融体系的运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央银行条例》等规范。同时为了加强对货币的管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废两改元、银本位制的措施，从而使中国币制走向统一和正规。第三，邮政交通。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颁布了《铁道法》、《邮政法》、《航空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1929年5月21日公布了《中国航空公司组织规程》、《中国航空公司条例》；1930年6月19日行政院公布了《长途汽车公司条例》；1932年7月21日公布了《铁道法》；1935年7月5日国府公布了《邮政法》。第四，社会团体管理。在社团体系的管理方面，先后有《商会法》、《商标法》、《交易所法》等法律、法规出台。1929年8月15日公布的《商会法》，共计9章44条，主要规定了商会的宗旨、性质及其职能。

该法规定商会的主要职务有：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关于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事项，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等［6］。另外，还有《商会法施行细则》的颁布。1929年4月，工商部拟具《交易所法草案》及施行细则草案，呈由行政院第21次会议决议送立法院。1929年5月4日立法院第22次会议讨论，立法院第49次会议三读通过。1929年10月3日公布了《交易所法》。1930年5月6日公布的《商标法》，主要规定了商标的申请原则，禁止注册商标的情形等规定。该法规定，不得作为商标呈请注册情况有：有妨害风俗秩序或可欺罔公众之虞者；相同或近似于同一商品习惯上所用之标章者；相同或近似于世所共知他人之标章使用于同一商品者［7］。193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日施行《商业登记法》。第五，工矿业。在工矿业管理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工厂法》、《矿业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1929年12月30日公布的《工厂法》，规定了童工女工年龄、工作时间、休息及休假、工资、工作契约之终止、工人福利、工厂安全与卫生设备、工人津贴及抚恤、工厂会议等各方面内容。《工厂法》规定，凡是平时雇佣工人三十人以上的工厂适用本法，凡未满十四岁的男女，工厂不得雇佣为工人，成年工人每日实在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原则。凡工人继续工作至五小时，应有半小时之休息，工资之结付应有定期，至少每月发给二次。1930年12月16日公布了《工厂法施行条例》。1930年5月10日立法院第88次会议通过《矿业法》，不久农矿部公布了《矿业法实施细则》。该法规定了矿业国有的原则，矿业权属于物权一种，获得采矿权需要依照本法规定取得。1929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工业奖励法》，1932年9月30日公布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另有《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的颁布。第六，土地立法。在土地管理方面先后有《土地征收法》、《土地法》、《土地登记规则》等法律、法规。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28日颁行《土地征收法》。但由于其内容仅仅涉及土地征收事项，且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于是《土地法》制定工作就提上日程。首先是《土地法原则》的拟定。“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会议开第169次会议，胡委员汉民、林委员森，根据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旨，酌用廖仲恺在广州与沙尾博士等讨论土地税法之结果，并参考胶州、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关于土地之法案，草拟《土地法原则草案》……旋胡委员等迭开会议，共同详加讨论，于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审查完竣，提经第171次政治会议决议通过，于十八年一月十六日函送立法院查照。”［8］1154其次，立法院根据《土地法原则》草拟条文，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第10次会议讨论制定各项法典，其中议决土地法由委员吴尚鹰等人起草，并特聘戴传贤、王宠惠为顾问。土地法起草委员会依据土地法原则，迭次开会研讨，历时年余草成《土地法草案》共405条，1930年6月3日立法院召开会议，最终通过。《土地法》共分5编397条，应当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立法中规模比较宏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立法活动。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土地登记、第三编土地使用、第四编土地税、第五编土地征收［8］1158-1159。在土地所有权部分，《土地法》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其后接着规定哪些土地不可以私有，包括可通运之水道、天然形成之湖泽而为公共需用者、公共交通道路、矿泉地、瀑布地、公共需用之天然水源地、名胜古迹等。同时，土地法还规定政府根据地方需要、土地种类以及土地性质对个人或团体的私有土地的最高额予以限制。另外还有不得转移和租赁与外国人的土地种类，包括农地、林地、牧地、渔地、盐地、矿地、要塞军备区域及领域边境土地等［9］。除了在抗战末期国民政府行政院1945年9月25日公布的《收复地区临时登记规则》外，还于1946年10月2日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

二、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法律体系的作用

诚如石柏林先生所言，民国时期的经济法体系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其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而且，关于该体系所起的作用问题还是一个学者们很少涉足的问题。因而要正确、客观地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作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笔者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给予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首先，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强调国家干预和宏观管理。在一切国家中，特别是现代国家，立法者总是通过各种立法和执法活动，来保证诸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保护环境，维护交通、通讯秩序，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等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在立法方面，执行社会管理事务则主要通过法律来进行规制、监督、管理。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国家需要出台一些列的法律法规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因而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应当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首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对国家的预算、税收、银行、工商业团体进行监督和管理。

其次，界定和规范各种经济组织及其行为方式，以规制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运行规则。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种市场主体规制法规，对公司、商会、同业公会等市场主体进行规制。如公司法主要针对公司的类型、对外行为以及股份公司的入股、退股、清算、解散、公司发行公司债、公司会计等进行界定和法规。商会法规定，商会的主要职务包括：筹议工商业改良及发展、工商业的征询及通报、国际贸易的介绍及指导、工商业的调处及公断、工商业统计调查编纂、工商业证明及鉴定等事项。而《工商业同业公会法》主要规定，同业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弊害为宗旨，工商同业公会章程须有该地方同业公司行号代表三分二以上之出席方得议决。

最后，保护、扶持和奖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合法活动，为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造就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南京国民政府还通过诸如《商标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等对商标、专利、华侨回国创办实业予以保护和鼓励，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工业上之物品或方法首先发明者得依本条例呈请奖励，受奖励者享有专利权十年或五年。《商标法》则规定对商标的保护，“凡因表彰自己所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批售或经纪之商品欲专用商标者应依本法呈请注册。商标所用之文字图形记号或其联合式须特别显著并指定所施颜色”。可以说，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立法虽然还有种种局限，比不了我们现有经济法所强调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市场监管和市场规制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苛求过去，“总的来说通过这一立法活动，中国基本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经济法规体系。南京政府制定的这一系列经济法规，基本上代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的最高水准，在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史上有较高进步意义，对资本主义发展亦有较大促进作用”。

作者：韩业斌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