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的前景与展望范文

作者：朱光磊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管理哲学是一门结合了管理学和哲学的新兴学科。在中国，管理哲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并在此后获得了多样化的发展。李培挺先生认为，管理哲学在中国的学术发展轨迹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庇护下的管理哲学”、“多样性发展的管理哲学”、“中国文化中管理哲学因子的现代阐发”三个阶段［1］。在第三阶段，管理哲学中的中国元素有所显现。在这样的学术发展背景中，讨论中国管理哲学就需要分清“管理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式的管理哲学”的区别。李培挺先生所总结的发展轨迹的一、二阶段可视为“管理哲学在中国”，而第三阶段则为“中国式的管理哲学”，本文所关注的中国管理哲学侧重后者。中国管理哲学的困境源自于其哲学性的缺乏和研究对象的僭越，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管理哲学学科基础的自足性，而走出此困境的途径在于实践上的交融与哲学上的整合。

一、管理哲学的三大前提

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离开人的实践而凭空产生。管理理论的产生不能离开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可以看做针对管理实践的反思，而管理哲学则是进一步以一种哲学的视野来省察管理理论，可以看做针对管理实践的反思之反思。因此，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哲学是管理哲学成立的三大前提。管理实践是一种有关管理的人类实践活动。管理的定义种类繁多，丹尼尔•A•雷恩给予管理一个较为宽泛的解读。他说:“有关管理的一个广义的操作定义视其为一种活动，即执行某些特定的功能，以获得对人和物资源的有效采购、配置和利用，从而达到某个目标。”［2］

从丹尼尔的解读中，可以看出，管理是一种活动，从而将人和物由未达目标状态转化为目标状态。除了冥思和睡梦外，人的活动很难与物有着截然的分离。如果广义地去理解这种活动，只要人为此活动设立某个目标，即有意识地去做某个活动，就可以视作管理。因此广义的管理实践就具有十分宽泛的范围。它既包括人对自身有目标意识的活动，也包括了人对他人他物有目标意识的活动。前者为自我管理，后者鉴于他人他物群体范围和种类的不同，而有家庭管理、学校管理、企业管理、政府管理、国家管理，等等。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管理实践分为企业管理和除企业管理之外的非企业管理，前者为狭义的管理实践，后者为广义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是条理化管理实践的知识系统，又可称为管理科学或管理学。知识系统需要反思实践活动，在多个变化的具体运作中抽取出整体构架、通用范畴以及相互关系。这些整体构架、通用范畴以及相互关系能够在较长的时空域中维持其有效性，成为一般规律，直至下一个范式的出现。由于管理实践可以分作广义的管理实践和狭义的管理实践，因此管理理论亦可分作广义的管理理论和狭义的管理理论。广义的管理理论包括反思自我管理活动、家庭管理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政府管理活动、国家管理活动而成就的知识系统。狭义的管理理论仅指反思企业管理活动而成就的知识系统。

哲学是对于实践活动的反思之反思。由亚里士多德以“物理学之后”指称哲学可知，哲学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寻找形而下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追寻形而下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是物理学的任务，或者说是科学的任务)，而在于追问这些规律何以可能，也就是追问存在问题。固然，事物的经验呈现与哲学思考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哲学思考的自洽性并不由经验事物决定。因此，当哲学运用于管理而成就管理哲学时，管理哲学与管理实践的关系并不如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那样具有直接联系，管理哲学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亦不如管理理论。但管理哲学提供给管理的人性论、世界观、价值学的存在基础以及前瞻性的实践方向，却为管理理论无法胜任。李兰芬教授指出:“管理哲学不是一套具体的、有形的管理学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理论化的智慧，其研究目的主要是承担着对各种管理学知识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职能，其直接对象是各种管理学知识的前提逻辑(或元理论)，试图以一种多元化的管理学知识形式为理论背景直接思考管理学的元问题，从而把管理哲学作为一种智慧来反思和批判所有管理学知识的逻辑体系。”［3］管理哲学是对于管理理论的反思，是对于管理实践的反思之反思。虽然管理实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管理理论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哲学本身却不被广义与狭义的区分所决定而存在着差别。只可以说，既有针对广义的管理而进行的哲学研究又有针对狭义的管理而进行的哲学研究。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两大困境

管理实践和理论具有广狭之分，而管理和哲学又有中西之异，这两方面是讨论中国管理哲学的重要切入点。由此视角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管理哲学的两大困境。其一，管理缺位的困境。管理实践和理论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现代学科的划分中，广义的管理实践和理论大都属于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的领域。只有狭义的管理实践和理论才属于管理学领域。因此，针对广义的管理理论的反思，主要表现为道德哲学、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只有针对企业管理理论的反思，才较为符合管理哲学。广义的管理实践和理论在中西方世界都有悠久的传统。在西方，广义的管理实践具有悠久的传统，相应诞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如《理想国》、《君主论》、《政府论》等。在中国，如黎红雷先生所论:“中国管理哲学，就是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管理的理论指南。而其基本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由于官学衰微，私人讲学兴起而形成的诸子百家学派，面对现实的需要，无一不提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一套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并为此进行了详尽的哲学论证和学术争鸣。这就是司马谈所说的‘务为治者也’。”［4］

这些管理实践和理论大都发生在伦理和政治领域。这些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著作为哲学反思提供了研究对象，故有相应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著作的产生。狭义的管理实践和理论则单指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企业管理与广义管理相比起步较晚，理论形成亦较后。在西方，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实践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随后出现了一系列逐步发展的企业管理理论。如:科学管理理论，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以及新兴的企业文化管理理论。这些理论自成系统，可以构成西方管理哲学研究的对象。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都比较薄弱。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较西方推迟200年①，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又缺乏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故以现代化经济运作为背景的企业管理实践远远少于西方，而与之相应的企业管理理论则更显缺乏。葛荣晋先生指出，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层面，“中国历代的儒商(如先秦的范蠡、子贡和白圭)、明清的十大商帮(特别是徽商和晋商)、近百年成功的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和20世纪海外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如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霍英东等)，都有其成功的管理之道，而且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北京的“联想”、山东的“海尔”、内蒙的“蒙牛”、大连的“万达”、四川的“恩威”等)，也有其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认真总结”［5］。这些中国历来的管理实践并未上升为理论，它们仅仅提供了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而既定的企业管理理论尚在形成之中，并未足以构成反思之反思的状态。此外，中国经济改革后的企业管理实践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企业管理实践，一方面诉诸直接经验的操作，缺乏理论总结;另一方面盲目照搬西方管理模式，脱离实际情况。这些实践和理论与西方相比尚显不足，故虽有企业管理实践，而与形成中国式的管理理论或管理科学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

可见，西方的管理既有广义管理又有狭义管理，其狭义管理已经自成系统;而中国的管理以广义管理为主，狭义管理在实践和理论上皆有待发展。严格来说，中国没有成系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以及针对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哲学研究。由于广义管理实践和理论多在教育管理、政府管理、国家管理，而在现代学术分科中，这些领域已经纳入伦理学、教育学或政治学，因此中国管理理论就丧失了独立意义。固然中国企业管理需要借鉴和吸收中国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的相关因素，但借鉴并不等同于替代。若是中国管理哲学只是中国伦理哲学、中国教育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的翻版，那么中国管理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自足性就大为降低。

其二，哲学缺位的困境。由于管理哲学具有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哲学这三大前提。因此，中西之异也存在于此三大前提之中。

中国管理哲学既可以以中国哲学为视角来审视中西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可以以西方哲学为视角来审视中国管理实践与理论。此三者皆含有中国元素，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管理哲学”。此外，以西方哲学为视角审视西方管理实践与理论则属于“管理哲学在中国”。然而，在现有的中国管理哲学著作中，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直接挪用中国哲学“教科书式”的现成结论。当哲学滑落为观点汇集时，哲学已经失去了哲学思辨的本性，而变成僵化的理论教条。其二，瓦解中国哲学自身的内在体系联系，拼盘式地将中国哲学的现成观点塞入搭建的体系构架之中。这种体系构架既可以是西方管理理论式的，又可以是作者自建的。在这种充塞中，中国哲学的自洽性完全遭到破坏，只成为毫无联系的单子化的人生戒条而已。这两个问题导致的后果是中国管理哲学没有哲学性，只是以一套管理理论框架汇集的中国古人的人生戒条。此外，这些著作中还存在着如下的一些倾向。首先，参照西方管理理论，摘寻出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从而证明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古有之。其次，以中国哲学为标准，贬低以科学管理理论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管理理论，从而证明中国哲学远远高明于西方管理理论。再次，阐释中国哲学中的高超境界，宣扬中国古代管理理论的独特价值。其间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早已“合西”，并且可以“超西”。

但是，这种“以中释西”和“以西释中”的方式只是流于表面的比较，而未深入到哲学层面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管理理论和管理哲学的分界。西方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有其潜在的哲学背景，如果不考虑这些哲学背景，而仅仅将中国哲学中的现成结论与西方相关管理理论作对比而作出利弊的评判，这是其哲学性贫乏的表现。同理，中国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亦有其潜在的哲学背景，如果不考虑这些哲学背景，而仅仅将西方哲学中的现成结论与中国相关管理理论作对比而作出利弊的评判，也是其哲学性贫乏的表现。

哲学思辨的贫乏与一厢情愿的“合西”与“超西”情结导致中国管理哲学著作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充斥着不同层次的话语误置以及拼盘式和感悟式的感性论说。中国管理哲学面临着哲学缺位的尴尬。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管理哲学没有成系统的企业管理理论，只有伦理理论、教育理论和政治理论，使得纯粹以某种哲学观点反思管理理论变得艰难，中国管理哲学没有哲学，只有广义的管理理论。由此，中国管理哲学实质上面临着管理缺位和哲学缺位的困境，沦落为中国伦理、教育、政治思想史的混合物，而丧失了自身学科的自足性。

三、实践交融与哲学整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中国管理哲学主要的困境为管理缺位和哲学缺位。使管理复位、哲学复位便是走出困境的一条出路。关于管理缺位问题的解决，这一方面基于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一方面基于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企业管理实践来自于众多企业家和员工的奋发努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固然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与西方企业管理实践相比仍嫌不足，但是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积累出更为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企业管理理论则来自于学者型的企业家或研究企业理论的学者在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作出的理论总结。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市场和西方市场隔绝的局面早已打破，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本土，中外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可以视作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实践。因此，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不存在纯粹的中国本土特色，也不存在纯粹的西方特色，而是中西交融的产物。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立足于自身企业管理实践，兼收中西管理理论、哲学思想，而形成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因此，在当前以及不远的将来，总结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上升至普遍的理论层面，形成中国企业管理学，是当代中国相关学者和企业家的奋斗方向。这是一块空白的学术领域，需要勤奋者的不断开垦和持续耕耘。关于哲学缺位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新审视管理哲学的方法论。笔者认为，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理论的哲学思考，是对管理实践的反思之反思。固然，中国企业管理哲学无法离开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但管理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其本身亦须具备哲学思辨的一般规律。

对于如何以哲学方法研究管理学，尹卫东先生提出了真知灼见。“管理思想史本质上就是管理哲学，而‘合理重建’管理思想史的工作就是管理哲学的研究内容，‘合理重建’的结果就是管理哲学本身。”［6］280管理思想史历来处理管理理论的承递问题，需要对各家理论逐个反思，并寻找出理论变迁的内在思想理路和外在经济、政治环境的诱引。尹先生所指的管理思想史不是简单的书目人名和思想简介的编年罗列，而是管理哲学内在逻辑开展的外化。其具体内容包括:(1)管理科学的前提考察;(2)管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3)管理理论的理论结构;(4)思考管理哲学上升到大哲学的高度。尹先生的观点为笔者所赞同。尹先生以黑格尔式方法展开西方管理思想史，实为“管理哲学在中国”;笔者以“中国式的管理哲学”作更贴近中国管理哲学的阐发。

管理思想史本质上就是管理哲学，意味着此管理哲学史为史论结合。一方面它是管理理论的编排，具有史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在编排过程中贯穿着独特的哲学主张以及相关的评价和最终的总结，具有论的特征。在史的特征上，体现了管理哲学作为应用哲学的独特性，并非为纯粹的形而上学;在论的特征上，体现了管理哲学的哲学本质，具有哲学思辨的共同性。整合管理思想史的共同性和独特性，就是管理哲学的主要任务。笔者认为，管理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同情了解、会通分判、评价提升、综合创造四大部分。

“同情了解”是指，既要了解各家管理理论说什么，又要了解各家管理理论何以如此说。在何以如此说的层面，就需要进入人性论、世界观、价值论的一般哲学层面。譬如，对于泰勒制管理理论，我们除了要知道科学化、标准化引入管理的具体方法，更要知道他的精神革命，以及精神革命后面的哲学背景是理性经济人群体利益最大化。同情了解尤其强调“同情”二字，需要抵制的倾向是，以先入之见有意或无意地误读研究对象，从而导致研究对象在研究主体的认识中产生形象失真。这就要求研究者尽量把握第一手研究资料，而不是依靠道听途说进行研究。

“会通分判”是指，在掌握了各家管理理论何以如此说的层面上，寻找一个共通的理论平台。各家理论可以在此共通的理论平台上进行比较。譬如，泰勒的人性论假设为“经济人”，而麦格雷戈所提出的X—Y理论，在X理论层面上与泰勒的“经济人”处于同一理论平台。因此，可以站在麦格雷戈的立场上指出泰勒只看到人性的消极方面而没有看到人性的积极方面。因此，麦格雷戈的管理理论相比泰勒的管理理论更为圆融和系统。我们可以在人性论层面上进行中西哲学比较，譬如探讨麦格雷戈人性论立场类似于孔子的人性可善可恶，还是类似于孟子的性善说。“评价提升”是指，由会通分判而选取出更为完整的管理理论，由此对比可见其他管理理论的优长和不足，从而发展优长、补充不足。而此更为完整的管理理论或许在哲学审视下，仍旧具有可继续发展的地方，于是就有提升人性论、价值观的可能。这种前瞻性的研究对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综合创造”是指，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把握管理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时代背景，综合各家学说之合理部分，创造出超融中西前贤的管理哲学体系。而此管理哲学体系又可以看做是对元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譬如，以中国儒家哲学的内圣外王框架来看，管理哲学就是外王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

在现阶段，由于缺乏成系统的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故学者可以从事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其一，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衡量中西各家哲学体系的利弊，整合出更为整全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在不歪曲理解前人意思的前提下，将各家系统融入更为完整的新系统中。而此新的哲学系统可被视为审视管理理论的重要坐标。

其二，从事管理哲学的研究，此研究可以分作两部分。(1)做好“管理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审视西方管理理论;(2)做好“中国式的管理哲学”研究，以中国哲学的视角审视西方管理理论。

其三，从事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此研究可以分作三部分。(1)兼取中西实践和理论的合理部分，打造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2)以中西哲学的视角审视西方管理理论潜在哲学背景的优长和不足，从而为中国管理理论的形成提供有效信息;(3)以中西哲学的视角审视中国广义的管理理论潜在的哲学背景的优长和不足，从而为中国管理理论的形成提供有效信息。

以上三方面的努力是我们打造新时代中国管理哲学的必备前提。而未来将诞生的中国管理哲学，它的养料来自于中西方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广义和狭义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它的视角来自于中西哲学的整合。它将不仅仅是中国领域内并列于西方管理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也是中国人在新时代对于人类管理哲学的发展和创新。

中国管理哲学的困境是朝阳的困境而不是夕阳的困境。虽然朝阳和夕阳都处于光芒不足的状态下，但朝阳还有待发展，光芒会越来越亮;夕阳则走向末路，光芒会越来越暗。哲学思辨和管理理论的不足不是日暮途穷的不足，而是初生的不足。这些不足都必然可以进一步完善。因此，中国管理哲学的困境表明中国管理哲学正处于崭新的起点上，而实践的交融和哲学的整合正在我们面前展开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