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管理学研究趋向范文

作者：郭骁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

一、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科是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产物。

赵纯均和吴贵生从理论最终要回归实践的角度，提出中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决定了管理学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特点，并据此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引进与起步（1978—1992年）、学习与成长（1992—2001年）以及融合与创新（2001年至今）。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西方和中国的管理实践依时间先后影响着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路径与特点。首先，西方管理实践早发展早提炼了一批管理理论，因此我国的管理学研究总体以引进和学习西方理论为基调，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创新，构建了涉及各个管理职能和领域的“管理丛林”。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界自身的经营实践越发多样、动态和复杂，仅管理实践中的刚性约束———《公司法》就有大量变化，这也反映出管理实践的快速变化，由此带来既有管理学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间的巨大张力。总体而言，在引进与起步、学习与成长这两个阶段中，管理学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管理学者的学术偏好和论证模式，导致在融合与创新阶段不能随着自身实践需求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呈现出若干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外源型研究范式

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使得管理研究难以通过充足的理论准备来服务于管理实践，因此引进、学习和消化西方理论和方法成为必然的现实选择，也是快速熟悉管理元素，尝试自主研究的必要选择，但矫枉过正导致理论假设的高度外源性。谭劲松认为，实证方法需要在实践经验、已有理论、直观猜想等基础上形成科学假说（大胆假设），再小心求证，指出中国管理学界没有足够重视小心求证。但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现大胆假设，假设更多出自西方已有理论，甚至是谨小慎微地将西方理论和假设作为中国假设的依据，对西方文献的引用无形中被当做一种强势的证明方式，而源自实践经验和直观猜想的假设往往被认为缺乏依据而逐渐被淘汰出主流学术领域。由此导致围绕假设提出的笔墨很少描述研究对象的国内状况，更多仅在问题的提出或引言中总体笼统描述，而倾注大量笔墨立足西方理论假设提出自己的假设，形成了“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状况。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等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有巨大差异，因此很难预想管理学的理论会有相似。相同或相似的应该是少数，而大量的应该是不相似，或很不一样，将西方理论假设作为参考是必要的，但应避免将西方假设作为提出中国假设的当然依据。况且，高良谋和高静美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西方主流学者间存在“管理学学科基本属性之争”，对于管理学知识究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技艺，是对常识的一种精炼，一种职业，一门学科，还是以研究为基础的科学？这一基本问题尚存在不同答案。

以科学管理为起点，西方管理学也仅有百年历史，作为年轻学科，西方管理学界对其也莫衷一是，我们又如何能以此为当然的理论起点呢？即使部分以之为假设，则不应过多总结通过检验的假说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应对检验不通过的命题深入挖掘其实质原因，将之作为理论创新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应倡导在假设环节胆子再大一点，给自己松绑，形成软约束，在求证环节胆子要小一点，给自己硬约束。形成以上状况源于中国管理学者是从阅读西方理论和教材开始的，西方著作占据了中国管理学者的主要阅读量，尤其美国企业的成功历史所凝练出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部分学者的逻辑推理原点。而中国管理实务界则不然，他们在从事实务过程中阅读的书籍相对宽泛，所需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使得管理实践完全来自本土化土壤，并未完全受西方理论所左右，故中国管理学界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应积极从实务界汲取养分。正如1950年为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理论只能取之于实务界，用之于实务界，学术水平的高低除考察学界引用率，更应考察实务界的应用率。

除了以上阐述的理论假设的高度外源性，也存在研究方法的高度外源性。我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演化过程也呈现出学科间、东西方间的差异。在第一个引进与起步阶段，管理学中与意识形态关系较弱，且自身具备数理方法基础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首先得到发展。在此路径依赖演化规律下，同样以数理为基础的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快速得到学习和掌握，进一步提升了管理研究的严谨性。而相对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科的学术积淀更为薄弱，与前者有很强的数理科学为基础不同，后者强调从管理实际中总结科学问题，运用直觉顿悟、归纳和演绎等方法。因此，管理学内部不同学科间属性的差异是方法选择的重要分界，不可唯方法论，工商管理学科只能把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充分运用实证方法优势的同时，还需运用定性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允许围绕具体案例或问题通过理论阐释和逻辑说理来系统性地构建框架性结论，描述在具体情境下围绕一个问题的现实表现、原因和机制，体现出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本应有的发散性、不确定性、偶然性以及多种可能性的本质。有学者也转述总结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发现了方法论价值性的矛盾。西方管理顶级期刊所主导的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法，其最为突出的局限性就是缺乏对理论要素的详细阐述，导致那些最为受尊重的管理理论通常来源于（或首先被验证于）书籍、书中的章节或理论性的研究文献，造成主流实证方法对理论构建贡献的缺位。提出定性方法对于理论的产生、描述甚至是检验都具有重要作用，并能够激发研究者开阔思路、深入研究的兴趣，帮助研究者从更大和更集中的经验中学习和避免错误的方向。因此，西方学者也在反思实证方法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实证与规范、定量与定性应各自发挥长处，共同贡献方法，不应将实证研究作为研究的高级形式，而将定性研究视作研究的低级形式。方法是手段，应破除方法拘束，以问题属性为导向选择方法。尤其在向西方学习论证模式、工具和方法的同时，需警惕学术形式“完善化”而结论出现“常识化”，避免为实证而实证。

（二）以小见大的普适型研究范式

管理问题是否有标准答案？结论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向人们解释了管理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而“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4］如果将管理看作一门艺术，艺术的普适性是不存在的。但目前的研究选题存在“小题大做”甚至“大题大做”的倾向，即使是小题目，也需要能反映大问题、应用于大领域，即追求以小见大的普适性，这也成为潜在的价值标杆和意义所在。管理类期刊也往往对反映小问题、应用于小领域的小题目研究缺乏认可，怀疑其学术价值的可拓展性，即使论据充分也因“理论意义不明显，研究价值不大”而被退稿。这就需首先论证源于管理学自身的普适性是否存在，是强普适性还是弱普适性。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科学或专业，虽然它包含这两方面的因素，任何人如果想把管理变得更“科学”或“专业”，一定会设法除去商业世界中的不可预测性，包括风险和波动等，由此将导致经济的自由和成长的能力也随之而去。

［5］因此，对普适性的追求就是在试图消除风险和波动，其潜在的负效应将消除创新的原动力，抑制企业成长。席酉民等人则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自身特质进行了剖析，提出管理学更多地表现为软科学的、应用的、发散的和乡村化的特征。这意味着研究结论的再应用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针对部分样本提炼出的规律应用于另一部分样本时，受到诸多权变因素影响，只能归纳但切不可轻易演绎。那么如何提高理论于实务的适用性，体现管理学的研究价值呢？笔者认为在聚焦研究对象、方法和应用领域时，宜采取以小见小的研究理念和论证模式：通过问题具体化、样本聚焦化来展开论证，并将结论仅应用于这一类企业，进而提高成果二次应用的成功概率。

（三）理论实践间的逻辑自证范式

依托西方理论通过引进、学习与成长阶段，管理学在中国迅速发展，管理学人也迅速提高了自身的学术能力，但管理学研究成果与实践需求的距离却渐行渐远，学界对实务界的影响力也不断缩小。对于贴近管理实践的研究和指导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存在脱节（两张皮）现象。高良谋和高静美发现西方管理学也面临着学科价值性和实践价值性的双重窘境，认为原因是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不一致，造成两者关注的问题发生错位。在研究问题的聚焦上，部分管理学研究倾向于依托国外研究成果、国外概念进行中国情境的再分析，更多是国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而在“问题的提出”或“引言”中描述中国现实问题的笔墨很少，问题的产生源自外部。而马克思曾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我们更需深入实践来“感受”源于外域的问题是否也是我们的问题？问题是否普遍？是否尚未发展到相应阶段，或我们的物质条件还不够，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有很多中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显性问题缺乏研究，例如企业安全管理、中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等等。

同时，外部压力的缺失导致学科发展的客户迷失。管理学与法学都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推进市场经济和实行法治这两大主题下，管理学和法学都需要向社会贡献理论成果并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可以以法学作为一个比较对象进行参照。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和法学都是从改革开放后真正发展起来的。法学是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求法律制定必须紧跟实践需要。因此法学必须要提供学术成果和理论支撑来服务于法律制定，在我们自己尚无经验的前提下，西方用于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自成体系，故大量法律法条的“移植”成为必然和必要。

但“移植”的结果必将带来部分“排异”反应，因此法学的成果形式是西方的，但法治实践是中国本土化的（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后者驱动着前者在未来发展面向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而管理学研究与实务则不同，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始至终都针对所经营的业务领域实施着本土化的管理活动。西方的管理理论只是萦绕在耳边的可做参考的“风声”，因此实务界并没有照搬国外的理论，实践是中国本土化的，真正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成果还没有形成，正有待学界和实务界共同整理提炼。而企业管理中的刚性约束由商法来规范，由商法学研究负责提供理论与学术支撑。而企业管理中的软约束由管理实践者的自治行为来完成，由管理学研究负责提供理论与学术支撑。但鉴于刚性约束的商法（尤其与企业管理联系最紧密的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等），其制定出台是眼前的、急需的，迫使商法学研究需要很快发展来服务于商法制定与实施，商法学研究的绩效可以即刻评价，存在很强的外部压力和动力。但由于管理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软约束”，且由实践者直接承担，因此管理学研究的绩效难以评价，由实践者施加的外部压力和动力也较小，与商法学研究相比存在客户迷失的状况。

二、既有管理学研究转型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给管理领域带来两个变化，首先是管理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其次是管理理论的西方化学习。这是因为同时代西方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较多，理论成体系化。应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30多年，基于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为导向的管理学研究快速提升了管理学人的知识积累、学术素养以及理论视野。这些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中国情境式研究部分解释了中国企业快速崛起的原因，也帮助中国实务界人士成体系地归纳、总结了他们头脑中零散的“管理经验”，训练实践者逻辑化地思考实际问题，因此应该对过去的管理学研究价值给予应有的肯定。但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进一步本土化发展，立足中国土壤的实践素材越来越丰富、动态和复杂，中国管理实践与既有西方理论间的张力越来越强，过去以西方理论为基调的管理学研究将难以消解这种张力，管理学研究服务谁的功能定位将愈发模糊和缺失。因此，需要树立新的管理学研究功能定位，明确“管理学研究的事业究竟应该是什么”！

（一）既有研究的缺陷愈发显现

既有研究首先要面对研究对象的迷失，基于国外概念和理论的研究空白越来越少，诸多话题已在这10年中被大量学者反复讨论，研究不再是广度的延展，而是深度的挖掘。学术新颖论题的减少与现实情境中诸多实务问题缺乏现象归纳与理论解析的矛盾将愈发凸显。赵纯均指出，目前管理学科的研究存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表现为要理论没有理论，抓问题抓不到点子上，“大、空、虚、平、泛”。以往在处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工具与目的等关系上存在失衡，在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上存在缺陷。由此需明确学术研究的服务对象是谁？即客户是谁？笔者认为应该是学生（载体是课程）和实务界（载体是横向课题），而不是学术界同行和纵向课题。同行间的交流、探讨、以及纵向课题的支持都是为了学者能够有成果服务于学生和实务界的现实需求。当实务界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客户对既有学术成果的满意度越来越低时，如果我们继续固守之前的问题选择、研究理念和学术偏好而不及时转型，管理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和价值。这方面，暨南大学响应广东省委书记的指示精神，已正式出台“宁静致远工程”，为教师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措施之一就是在原有教学、科研型教授之外，增设社会服务型教授，拟按照专利指标、承担企业横向课题能力、在行业中的影响力、贡献度等指标，评定专注于应用型技术研发的人才。实务型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可，进而嵌入到科研成果评判标准中去。从来看，实践问题的涌现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苏勇和于保平对1994—2008年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上的104篇涉及东方管理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在研究方法上，89．4％（93篇）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而采取案例分析、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的论文各只有1篇，合计仅占2．7％。［9］这反映出在关注本土问题的同时，研究的个案深入性和材料翔实度还有待提高，应更多采用田野研究法和扎根理论来近距离体味现实。另外，从我国管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来看，苏勇等人基于6种国际管理期刊2000—2009年刊登论文的统计来分析国际管理期刊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关注情况，结论是：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对中国管理理论的建设是缺失的。这个结论也印证了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失落的现实。［10］那么国内的管理学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影响力和地位如何呢？笔者检索了1980年到2011年（截至第5期）各年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总量、管理学论文总量②及其占比，结果见图1.通过统计，32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共3720篇，其中刊登管理学论文92篇，平均仅占2．47％。进一步考察各年管理学比例的变化，可见图2。图2显示，管理学论文占比最高的三年分别是1993年（8篇，7％）、2001（7篇，6．3％）年和1980年（5篇，6．1％），而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中国入世，1980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因此管理学研究体现出紧密跟随经济发展态势的引导，也印证了赵纯均和吴贵生对管理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但更应看到，管理学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还非常弱，平均仅占2．47％，这与中国管理实务界多样、动态、复杂的丰富现象极不相符，三个“里程碑”年份的占比也很低。同时，在成果发表的时间序列中，三个里程碑年份并没有搭建起管理学研究接续提高的阶梯，总体不是向上的趋势，而是表现为波峰和波谷的交替循环。当然这只是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来考察的，但也反映出管理学研究始终未能接续、稳定地向上发展。在与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横向学术比较中处于弱势，这意味着必须清醒而严肃地看待既有的问题，必须务实而果断地调整以西方研究范式为中心的基调。

（二）既有研究的普适性追求与动态多样的实务情境相背离

前文已探讨管理学研究追求普适性的具体表现，追根溯源，首先需明确当下中国市场的现实情境是否具备发展普适性理论的土壤。关于这一点，吴敬琏早在1987年就指出当时由于把传统体制的弊端简单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进而认为实施分权就可解决问题，由此形成了“体制下放”，即将中央政府的职能下放到大区、省、市、县的总思路，具体措施包括：下放企业管辖权、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信贷权等措施。由此导致的地方市场分割表现为一国范围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利益，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行为。随着这种状况的不断延续，这种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经济管理权限、责任和活力的放权式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表现为区域间竞争多于合作、区域之间边界明显、制度环境差别很大、地方政府权力很大以及行业集中度低，这种放权式改革所得到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小市场经济”。因此，中国市场的分割性并不适宜发展普适性管理理论。再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社会的急剧转型也使管理难以保持普适与稳定。与管理学联系最紧密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在200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法律的快速变化反映了社会的急剧变化，而现实又总是走在法律之前，因此与现实相伴随的管理实务可谓日新月异，这就要求相应的管理学研究不断上演“由破到立”之循环，需要不断围绕实务变化进行调研、归纳、总结的逻辑循环，但不可轻易演绎。美国新闻周刊一篇标题为《管理之死》的文章也表达了西方学者的顾虑，即一个企业的成功管理模式并不能适应于另一个企业。因此，在我国尚没有全国统一市场的环境下，管理学研究的选题应该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只能就事论事、以小见小，而不能过早追求以小见大的普适性。在承认战略、团队、效率、分工这样一些核心价值普适性的同时，必须看到不同区域管理实践的丰富多样。

再从各国间管理学的横向比较看。有学者认为应研究东西方管理在系统论层面的相互关系以寻求共同点，从而使中国式管理学获得走向世界所必需的普适性。但通过上文的分析，管理行为是基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阶段而发生的（地方市场分割），国内市场尚难构建普适性理论，不同国家间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更是没有公分母的，难以通约，故难以追求东西方普适的管理理论。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各国从各自的情境和实践中发展出“真理论”就可以丰富和扩大“管理世界”，这也是对人类管理学做出贡献的唯一路径，由此引来的彼此关注将成为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主观刻意走向世界。

（三）缺乏对实务型研究的学术认可

有学者忧心地指出，目前管理学术界对实践现状关注、了解得有限，研究总体处于跟踪水平，属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工作还比较多，而源头（原始性）创新研究成果极少。使得管理科学理论不能满足实践提出的需求。也就造成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与管理实践不能及时完成科学理论的升华。

应该看到，在西方理论假设基础上输入中国数据的“标准化”论文模式既难以描绘现实，亦难以推及未来。而实务型研究的缺乏与当下的学术评价标准也不无关系。目前的评价标准过度推崇理论研究，甚至认为只有理论研究才是管理学研究的高级形式。在前期自主培养和引进了大量掌握西方管理理论的擅长理论研究型学者的同时，也实质上压缩了擅长立足中国情境展开研究的实务型学者的发展空间，其中部分实务型学者为避免“落伍”，也不得不转向理论研究，甚至以此来“反哺”自己偏好的实务研究，这导致实务研究的成果非常匮乏。而这部分任务却由管理实务界来承担，学术界做的工作相对较少，多数由民营咨询公司、外资咨询公司以及实务界人士来完成，或直接提供管理咨询，或通过国内通俗类管理杂志发表文章，管理咨询业的蓬勃发展和通俗杂志很高的影响力都反映出实务问题亟待解决的巨大市场需求，而这与学术期刊很低的阅读率和应用率形成鲜明对比。汉伯瑞克（Ham－brick）在题为“管理研究应该关注什么？”的1994年管理学年会致辞中，也批评了学术界的自我循环模式（写论文－看论文－写论文），提倡关注管理实践问题。因此，应给予实务研究与理论研究同等的重视。

三、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

随着学界对学科贡献感的追求以及实务界对学科价值性的需求，既有管理学研究所呈现出的问题将更为凸显，研究转型成为必然。库恩把范式界说为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方法的结构，它规范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决定着问题的提出、材料的选择、抽象的方向、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及问题的解决。笔者提出应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范式，其核心要旨有以下几点。

（一）树立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

研究导向决定了研究心态和思维方式，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意味着需摒弃“西天取经”的思维方式，直视中国问题本身。那么何为中国问题呢？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所谓中国问题，是指困扰当今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作为哲学研究课题的中国问题，是指与这一难题直接相关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进一步将其具体化到社会科学领域，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追问属于中国特有的（指本源性特征、浸润着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元素）、根深蒂固的（指无意识特征，存在于社会意识的深层）、普遍存在的（指时空特征，这类问题无处不在）；影响深远的问题，即中国问题。因此，在管理学研究中，发现一个概念、提出一个假设，应主要运用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和诠释学的方法，从中国问题出发去论说问题的现象、形式、形成过程和可能的背景及原因，针对问题论说的严密性、逻辑性更能提出有原创理论价值的假设，而不应立足西方假设来提出假设，并将之作为规范研究的结束（却未描述中国现实中问题如何）。依一种哲学观点，前者是“为获得思想资源”的“好”的解释，是一种有强烈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研究，而后者易于陷入“为解释而解释”的“坏”的解释，成为一种缺乏现代问题意识的简单的蹩脚的损坏了原解释的转述。如果将研究比喻为“钉钉子”，当管理学科现有的“榔头”无法砸这个“钉子”时，除了借助其他学科的“榔头”，或者借鉴其他学科的各种“榔头”来设计适合砸这个“钉子”的“新榔头”之外，更应不带任何榔头（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理论），通过对这颗难得一见的“问题钉子”本身的“大小、形态和结构”进行研究来设计出“新榔头”！尤其关注那些尚未显性化、广泛化，但依路径依赖式的文化、历史脉络在未来很可能会显性化、广泛化的中国问题。

（二）基于中国问题刚性约束的适度优化研究

当我们从实践感受中发现了管理问题并试图解决时，不得不面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原因的不同导致问题的刚性与柔性差异，意味着解决的程度也不同。而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否与文化相关决定了解决方案的差异，对那些与文化强相关的问题，应该对问题解决的程度报有现实而理性的预期。

费孝通在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文化中的差序格局。樊纲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化倾向，使传统中国政治不具备西方文化中那种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结构。以公司治理领域为例，以理性文化为基础的英美国家创制出了“独立董事”制度，但当我们将其移植过来却成效不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恪守中庸”等元素使得中国人很少直接在董事会会议等公开场合说不，即使这种非理性行为将影响绩效也难以改变。

除了文化约束，韩庆祥从整个社会学视角，认为产生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主要是传统社会残留下来的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权力运作体制，并指出其影响力涉及管理学、行政学、文化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以管理学为对象，作为实施渐进式改革的国家，我们也应该采取渐进式的管理模式变革，而变革的模式就是立足现状、由内而外地推演，归纳出适合于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管理理论和框架。例如，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总体是股东会中心主义（例如法定资本制），决策更多是由股东的代表机构股东会来完成，决策权向上集中；而英美国家是董事会中心主义（例如授权资本制），更倾向于向下分权，日常决策尽量由更熟悉市场环境的董事会做出。从理性出发显然后者的权力配置方式更高效，但前者是一种源自文化的刚性现实，短期内彻底转变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是不现实的，这种状况下再去探讨董事会中心主义如何好就难有作为。那么难道我们就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吗？当然不是，而应探讨在现有的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下，如何添砖加瓦来弥合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弊端，扬长避短。在本例中，我国《公司法》第26条第1款和第81条第1款就分别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分期缴付下的法定资本制这一折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弊端。这就体现出立足既有现状进行适度优化研究的实践智慧与学术贡献。

（三）确立问题主导下的东西方管理元素协同分工

面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体系，如何正确看待并加以运用至关重要。在2009年“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学者报告的实证研究表明，东方管理哲学在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确定战略制定的方法、管理制度的权威地位和对人的管理的出发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竞争与平等这些代表西方管理哲学的价值维度则在具体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选择方面发挥着作用。可将这一逻辑进一步扩展为对待东西方既有管理元素的范式，即确立问题主导下的东西方管理元素协同分工。具体内涵如下：

一部分管理环节和问题受东方管理元素的影响，其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发挥东方智慧，从东方管理元素中去挖掘。例如，源自“人本身”的环节：因为“人本身”受到文化、传统、哲学的影响，当这些环节出现问题导致效率不高、绩效落后时，问题的原因也就源于文化、传统和哲学，而这些因素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改变，其解决的思路就应该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哲学”中去挖掘、提取出被我们忽视的或没有引起重视的另外一组元素来适度抑制问题型元素副作用的释放，只能用感性来解决感性，通过文化体系内部元素间的左右互搏来解决源自文化的问题，从内部来渗透、影响；而不是详细剖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绩效表现如何差，阐述西方制度设计如何高效，进而提出用西方模式解决中国问题可以获得预期效益（例如前文提到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董事会中心主义）。这种出发点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其解决问题的逻辑是用理性来解决感性，无异于把冷冰冰的工具强加在活生生的人手中，怎么保证活生生的人会去用呢？这反而可能会使管理者左手实际使用对己有利，对股东、企业、客户乃至社会不利的东方工具，而在需要的时候用西方的工具来应付监管、审查，实现自我保护的目标。

而另一部分管理环节和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与东西方历史、文化、哲学的差异无关，只是因为我们市场经济的经验少，更多按照与文化无关的习惯在操作，而西方管理学界由此总结出的经验和方法也更多。因为与文化无关，中国人也能够（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尤其是后者）用西方的管理方式和工具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因此，东西方不同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统称管理元素）只是在不同的环节和问题中发挥作用，并不必然需要融合，而且这种互不融合的基于环节和问题的组合关系是自发产生的，是由现实问题主动做出的选择，产生于内在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相关主体自然会内省式地自我救赎，自己改变自己，在自己的心理模式下去寻找出口；而与内在心理模式无关的问题，东西方现有的方案在现实中都有展示，经济全球化已经显著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相关主体自然会按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拿来主义。

因此，东西方不同的管理元素会以一种分工的方式（分工的主体是“现实问题”）来作用于动态变化着的各个管理环节。融合只存在于与历史、文化、哲学无关的方法和工具环节。所以需要把管理环节进行分类，部分可以融合（只与效率有关，与文化无关），另一部分（与效率和文化都有关）则无法融合。

四、小结

任何理论与实践之间都会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更应成为研究者紧跟中国现实问题的动力。对于我们管理学界，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庞大的试验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绝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繁花似锦，好个春”。朱镕基在1994年2月22日给清华经管院的留言中也提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其运作规则，而又了解中国企业实情的经济管理人才。因此，与其说是中国经济30年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和部分中国企业的成功加强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式管理学的信心，以及出于对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霸权’的日益不满，不如说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只能中国人解决，而解决的起点就是“不带任何理论（包括西方理论和中国古代思想），直视问题本身”。我们也只能基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去找答案，毕竟我们站在中国的土壤里，只有权利和义务向自己的土地施肥，而这也是我国管理学研究获得国际学术地位的唯一路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