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管理缺陷的研究历程范文

作者：刘涛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一、比较管理研究的历史演进

自1959年哈宾森和梅耶斯的《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的问世以来，比较管理研究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纵观比较管理的研究历程，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基础理论探究阶段（1950年代—1970年代）

二战后，欧洲大陆有过一场关于各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大讨论。在1959年，哈宾森和梅耶斯（Harbison和Meyers）出版了其著作《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正式拉开比较管理研究的序幕。在此之后，有众多学者加入到比较管理研究的队伍中来，并且出现了许多经典性的研究成果。但整体来看，这一阶段主要是形成比较管理研究的概念体系以及搭建研究框架。其中，法默和里奇曼（Farmer和Richman）在1964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第一个比较管理理论框架，尼希根和埃斯塔芬（Neganhdi和Estafen，1965），孔茨（Kootz，1969）在法默—里奇曼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完善的分析框架。在1969年，汉默（Schollhammer）通过回顾已有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取向，提出了“比较管理理论丛林”的观点，并归纳出比较管理研究的四大学派：社会－经济方法（TheSocio-EconomicApproach）学派、生态学（TheEcologicalApproach）方法、行为方法（TheBehavioralApproach）学派和折衷-经验方法（TheEclectic-EmpiricalApproach）学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综合的比较管理理论分析框架。

2.经验分析盛行阶段（1980—1990年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比较管理理论研究逐步深化的同时，在管理实践领域出现了“日本奇迹”：日本人在战后不太长的时期内，在国际市场上一个一个地夺走美国汽车、炼钢、造船、手表、照相机、家用电器等工业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到1980年，日本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1974年到198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是美国同期的3倍。面对日本企业的全面进攻，为什么作为管理理论发源地和大本营的美国企业只能节节败退？不少美国学者痛定思痛，对日本企业的成功之路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于是出现了以美日比较管理研究为主题的“管理新潮流四重奏”：《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Pascale和Athos，1981）、《Z理论》（Ouchi，1981）、《企业文化》（Deal和Kennedy，1982）和《成功之路》（Peters和Waterman，1982）。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成果或共识是：优秀的企业文化（价值观）是企业成功的决定性要素。

3.制度主义与多元化阶段（19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经过系统整合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分析范式和更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导致了比较管理研究逐渐归于沉寂，甚至被边缘化。90年代后，历史制度主义开始进入比较管理研究领域。阿恩特（Arndt，1981）和艾耶（Iye，1997）利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跨国公司的营销管理战略在在不同国家的适应性问题。卡洛里（Calori，1997）等遵循权变的逻辑思路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造成英、法两国管理方式差异的影响因素模型。1990年，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研究生专业课：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CIA），以深刻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的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历史的制度分析）又与比较制度分析相融合，称为历史比较制度分析，即HCIA方法（Historical&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Saxenian，1994）、《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Fukuyama，1995）、《比较制度分析》（青木昌彦，1999）。

二、比较管理研究的目的、任务和基本问题

高闯和关鑫（2010）为比较管理所下的定义可视为对比较管理研究目的的高度概括，他们认为“比较管理是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研究不同环境系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中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规律性，揭示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生成与演进机理，破解其一般演化规律，探寻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的相互借鉴与移植提供可能性论证和理论依据”。比较管理是研究具体情境和不同情境的管理活动，其基本假设是组织和组织的情境是异质的。因此，情境化是比较管理研究的根本出发点。结合研究目的和情境化研究，比较管理研究需要完成如下任务：识别不同情境下管理活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寻找引致这种相似性差异性的根源；描述不同国家管理活动的演进轨迹及其规律；揭示管理方式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提炼中国情境下的特殊管理问题、概念和逻辑；为管理移植提供可能性论证；探讨管理移植的内容、方式、路径和策略等。比较管理研究着重解决三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导致不同管理情境下企业管理模式、方式和行为等出现差异的因素是什么”；二是“影响企业管理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三是“管理移植可行性的影响因素、移植内容、移植方式与策略等”。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需要学者们采用适当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去追本溯源，从而还原事物的本质，这属于解释性研究的范畴。第三类问题则需要学者们运用解释性研究的成果，并结合企业管理实际提出解决具体的策略，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有效性，这属于对策性研究的范畴。对于解释性研究，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管理移植的研究，一方面是成果的数量和影响力都远低于解释性研究，另一方面，就为数不多的管理移植相关的研究成果来讲，学者们也大多处于对移植客体的描述和介绍，缺少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与比较管理研究的沉寂相比，近些年，跨文化管理研究逐步兴起，这种反差有力地证明对策研究在比较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

三、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

与其他研究相比，比较管理研究在其形成和发展之初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清晰而又统一的界定。由于研究对象模糊且复杂多样，使得比较管理一直没有建立明确的研究范畴和完整的话语体系，导致进入90年后期比较管理研究成为一门“沉闷的科学”。关于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学者们不论在界定上还是在表述上都有所差异。从国外来看，法默和里奇曼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管理过程诸要素，尼希根和埃斯塔芬、孔茨都认为管理实践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对象，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7S模型则直接指向商业模式。尽管表述不一致，但国外学者都将研究对象集中指向为对实践而非对管理理论的比较。国内学者的观点可归为如下四种：（1）重合说。这种观点认为，比较管理研究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一致，都指向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原理、职能和方法，所不同的是比较管理在研究这些问题时采用了比较分析方法。（2）管理现象说。以杨海涛（1988）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比较管理主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管理现象”的异同点、模式及其效果，并且对这些管理现象与文化地域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3）管理思想与实践说。曹德骏（2010）等认为，比较管理是通过比较方法对本域与异域的管理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不同情境中的主体加以对比分析。（4）管理方式说。黄群慧（1998，2010）认为，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组织内部条件下，组织管理部门和人员履行管理职能的方式，即不同情境下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上述关于比较管理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界定能够帮助研究者迅速找到从事比较管理研究的入手之处。然而科学的主要目标不是关注表面化或表层化的现象，而是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结构、作用力和趋势。以上提及的“思想”、“现象”、“实践”、“理论”、“方式”等中包含着许多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碎片式的元素，难以真正实现比较管理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也无法体现出比较管理的解释性特征。我们可以将比较管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向管理实践，但蕴含在管理实践之中并支配管理实践的管理机制或管理机理更应成为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

四、比较管理研究的分析范式

科学的范式是任何一门学科建立、发展、成熟和更替的前提。更进一步说，“没有范式，就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化的坐标或者罗盘。以此坐标为地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范式的意义在于“范式决定了我们的着眼点，决定哪些问题允许被提出，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在比较管理的研究历程中，先后经历了法默—里奇曼分析范式、尼希根—埃斯塔芬分析范式、哈罗德•孔茨分析范式和麦肯锡7S模型等的演进。每种范式都在一定意义上搭建了比较管理的分析框架，法默—里奇曼范式指明了进行比较管理研究所必需的概念体系。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将管理哲学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并肯定了管理哲学的可移植性。孔茨范式引入了内部环境因素变量，并将管理基本原理与环境因素区别开来；7S模型认为企业商业模式的评价可从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风格（style）、员工（staff）、技能（skill）、战略（strategy）、共同的价值观（sharedvision）7类指标进行细化，从而提高了范式的可操作性。然而每种范式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对象缺乏统一的界定；过分强调比较管理的解释性特点，忽视了对管理移植的关注；管理情境分析不够全面；没有深入探讨范式的具体应用问题。这些局限性的存在要求我们对比较管理分析范式进行系统的整合，以推动比较管理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五、比较管理研究展望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与自然科学和成熟的社会科学相比，比较管理研究在概念体系的构建、研究对象和边界的确定、分析框架的整合、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与优化。因此，比较管理研究首先要借鉴其他相对成熟的比较学科，如比较生物学、比较政治学、比较历史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其次，在比较管理研究中需要引入与整合经济学、文化学、生物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如生物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中所倡导的演化分析方法，其思想内涵和提供的分析工具不仅能为其它社会学科所引入，对比较管理研究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可以廓清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并进行更具针对性和动态性研究；第二，可以回答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中的前两类解释性问题；第三，有可能发现“基因的管理对应物”。展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各国管理实践活动的不断交融与创新，比较管理研究将有更大的应用空间，其研究将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强化具体情境下企业管理模式特征、生成及演化规律的研究；加强对管理移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系统的案例研究；关注不同情境下具体管理职能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