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研究范文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中国作为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和农民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对着各种挑战。对中国来说，现阶段以及今后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的发展规模不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标志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因素以及产业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过程。因此，产业优化与城市化之间是互相依托、互相影响的关系。西部大开发战略自开展以来，甘肃省的城镇体系逐具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特色产业发展有较大突破，全省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因为甘肃省地处于西北内陆，自然条件差，城镇化质量低，属于欠发达地区，整体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方面仍然落后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对此，甘肃省政府重点提出①，到2020年，城市规模要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要更加协调，城镇建设要更具特色，中部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显著提高。基于以上，讨论甘肃省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必要的，这对甘肃省提升城市化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两者的协调性，具有切实的意义。

近些年，国内学者就城市化和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做了许多研究。曾芬钰［1］对城市化和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城市化可以对第一产业的结构进行优化，对第二产业的结构进行升级，支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积极促进城市化的发展。郭克莎［2］等人经过各国比较及实证分析，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并非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和工业产值的比重没有太大关联，而和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提出应通过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来评定城市化跟工业化之间的相关性，加快对服务业的发展、对就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等建议。黄晓军等人使用偏差分析方法，认为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出现偏差的原因是工业化的偏差以及就业结构程度的落后，在此基础上使用UN方法比较了不同空间的非农化和城市化水平程度，提出东北地区需根据地区适当地实行城市化发展战略。王书斌等人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分析了陕西省不同因素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的动态作用。

吴雪玲［5］等人将四川省各市根据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的不同程度分为了3类，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了产业结构发展与城市化响应的关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过程，并就不同的响应性区域提出建议。刘艳军等人对我国31个省区的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程度分别进行变异系数、离差等定量分析，得出因地区差异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程度有所差别，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因素是各个城市的开发强度。本文应用熵值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并在此基础上算出2000年—2012年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得分水平，并建立协调耦合度模型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再通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等计量方法对城市化水平和产业就业结构及产业产值结构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建立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前人研究的基础，按照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四方面选取了16个指标来构建甘肃省城市化发展综合测度指标系统;按照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两方面选取了6个指标来构建产业结构测度指标系统。本文选择2000年—2012年甘肃省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时间段，数据均来自2001年—2013年《甘肃发展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是经过计算整理后的结果。

二、研究模型与方法

(一)熵值法熵值法可以有效的规避因主观因素产生的误差，通过客观实际的数据信息来确定相应指标权重。采用孙平军等［8］的做法，在此不再赘述。(二)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描述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大小，但不能有效地揭示它们之间协调发展的实际水平，因此本文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三)协整检验本文采用恩格尔－格兰杰两阶段法，第一阶段是对yt和xt进行单位根检验，要求yt和xt同阶，构建模型yt=α+βxMt+μt，进行OLS估计，得到系数估计及残差;第二阶段是对残差(^μt=yt－^α－^βxt)进行ADF检验，若μt～I(0)，则yt与xt之间是协整的。(四)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主要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是否有长期关系，但有协整性并不代表序列之间就一定有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做格兰杰检验。(五)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在VAR模型中给误差项加一个冲击，观察它对内生变量现在值和未来值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城市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发展综合分析从表1中可知，经济城市化权重最大，在城市化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人口城市化作用最小，这反映出现阶段的城市化不再仅仅是大量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移动，而是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达到健康可持续的城市化。从产业结构指标权重大小能够得出，在就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就业权重最大，起主导作用，表现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在产值结构中，第一、二产业产值作用性相当。由图1可以得到，甘肃省城市化发展水平处于逐步上升的状态，除了在2006年出现小幅度跌落，整体上一直表现出快速增长态势。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整体上在2000年—2012年间处于下滑阶段，2005年以后一直处于0.5以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之间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协调发展状态，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距，在2000年两者差距最大，达到0.58，之后逐渐缩小，到2007年最小，为0.01，之后差距又逐步扩大，在2012年达到了0.57。甘肃省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性在2000年—2012年间，经过了失调衰退阶段、过渡阶段和协调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从2000年的0.24提升到2010年的0.65，年均增幅达到10.47%，之后耦合协调程度逐渐下降，2012年降到0.60，说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间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协调发展，两者之间还有差距(表2)。

(二)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组成因素的关系分析为更直观、具体、真实反映城市化和产业结构相关情况，分别从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两方面来探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具体关系。选取变量分别为城镇人口比重(LnUR);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LnEm1、LnEm2、LnEm3);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比重(LnVa1、LnVa2、LnVa3)，并对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取对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序列引起的异方差现象。1.单位根检验由表3检验结果可得，城市化水平LnUR、三次产业就业比重LnEm1、LnEm2、LnEm3一阶差分后的序列统计值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原序列是不平稳的。进行二阶差分后，统计值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它们是二阶单整序列:Δ2LnUN～I(2)，Δ2LnEm1～I(2)，Δ2LnEm2～I(2)，Δ2LnEm3～I(2)。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LnVa1、LnVa2、LnVa3一阶差分后的序列统计值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为一阶单整序列:ΔLnVa1～I(1)，ΔLnVa2～I(1)，ΔLnVa3～I(1)。检验结果表明，LnUR对LnEm1和LnEm2的效应明显;但反过来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可得出城市化水平是第一产业从业比重、第二产业从业比重的格兰杰原因。4.脉冲响应函数图2中，横轴表示10年的响应期，纵轴表示影响程度，实线描述的是实际影响值，两条虚线描述函数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分析如下:从图(a)可知，城市化水平对第一产业从业比重的标准差扰动在起初并不明显，在第二期正向响应达到最大，从第三期开始，逐期减弱，接近为0。表明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对城市化影响较弱。从图(b)可知，在整个响应期里，城市化水平对第二产业的从业比重的冲击响应呈现低水平的平稳态势，接近为0。表明第二产业从业比重对城市化基本不存在影响。从图(c)可知，第一产业从业比重对城市化水平的标准差扰动在起初并不明显，之后表现出很强的负效应，第5期以后逐渐平缓。表明城市化水平的进步对第一产业从业比重下降有显著的作用。从图(d)可知，第二产业从业比重对城市化水平的标准差扰动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最后逐渐平稳的过程，在第2期正响应程度最大，而后下降，在第5期以后响应程度基本为0。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第二产业从业比重升高有显著正向影响。综上，甘肃省城市化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变化具有显著积极作用，但就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良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历年甘肃省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发展的得分情况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性，得出甘肃省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之间并没有达到良好协调发展状态，两者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使用协整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后得出，城市化只与第一、二产业的从业比重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城市化的进步是第一产业从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从业比重升高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效果不明显，即城市化水平与第一、二产业的从业比重分别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建立城市化水平与第一、第二产业的从业比重的VAR模型，对甘肃省2000年—2012年的城市化及就业结构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得出甘肃省城市化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变化具有显著积极作用，但就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良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另外，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它的发展滞后会导致城市发展水平低下。而由上述结论可知，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在甘肃省城市化进程中作用不大，第三产业所处地位较低，没有发挥出第三产业具有的强大优势。因此今后发展中，甘肃省应加快对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积极发展并鼓励第三产业，利用宏观调控促使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之间更加协调、高效、稳定的发展。

作者：汪慧玲 马文娟 单位：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