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出口效应探究范文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各个国家逐步显现。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在逐渐放大。主流观点将危机传染效应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季风效应、贸易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和净传染效应。其中，贸易溢出效应源于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即危机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作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一的中国，两国间贸易额在我国贸易总额中比重较大，因此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冲击是否显著令人关注。

在已有的文献中，许多学者对贸易溢出效应在危机传染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大多数研究认为危机传染的贸易溢出是显著的，Eichengreen等(1996)最早使用Probit模型对20多个工业国家在1959～1993年间发生危机的条件概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在危机扩散过程中，贸易溢出效应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相似性更为重要。Glick和Rose(1999)对1971～1997年间发生的五次危机的研究发现，贸易联系是金融危机的重要传染途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口下滑。Forbes(2002)则从微观角度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都是亚洲和俄罗斯危机中重要的传染机制。Haile和Pozo(2008)研究了1960～1998年期间37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现大多数危机是通过贸易渠道传染的。在国内相关文献中，裴平等(2009)、胡求光和李洪英(2010)等学者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负面影响是显著的。

由于各次金融危机特点不同，危机国家与非危机国家在贸易关系上存在差别，所以在此问题上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将以2003年1月至2010年6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主要就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冲击的原理和程度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

二、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冲击理论分析

金融危机的贸易溢出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实现的。如果一国是危机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存在互补型贸易关系，随着危机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居民实际收入的急剧下降等，都可能导致与之有直接贸易联系的国家产生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危机国经济增长放缓，居民实际收入下降，该国整体消费能力降低，其对外进口商品与劳务的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其贸易联系国出口的降低。价格效应是指危机国货币的持续贬值，进口品在危机国市场上以本币标示的价格相对上升，出口品在国外市场上以外币标示的价格相对下降，从而相对增强危机国商品和劳务出口的价格竞争力，致使其贸易伙伴国或其竞争对手出口下降与进口增加。危机将导致贸易伙伴国间的出口商品在另一个价格较低和数量较少的状态达到平衡，而进口商品在另一个价格较低和数量较多的状态达到平衡，金融危机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易对互补型经济体的双边贸易直接发生作用。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合作关系紧密。中国对美国进出口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4%左右，并且在2005～2010年间中美贸易额年均增长9%。从美方来看，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在其经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中方来看，较美国不同的是，我国经济带有较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点，对外贸易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重要。2000～2010年，我国仅出口贸易就占GDP比重的20%以上，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均在40%以上，2005～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更高达70%左右。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使我国国内经济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因此，美国经济的稳定对中国的出口及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美贸易的特点来看，美国金融危机会通过直接双边贸易渠道对中国产生冲击。

从贸易溢出的收入效应看，由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在经济运行平稳的时候，现实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良好，居民消费支出强烈，形成了依赖借贷消费的美国消费模式。金融危机爆发将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收入预期也会逐步下调，借贷消费的美国消费模式难以维持，消费者信心下降，美国人必然紧缩现实消费，从而抑制进口消费需求。从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来看，金融危机后美元的贬值有效地刺激了美国出口的增长，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鉴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多以美元定价，美元的贬值使得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加速，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直接贸易联系紧密，中国对美国经济波动的易感强度高，直接贸易溢出的收入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形成冲击。同时，中美两国属于互补型贸易关系，美国金融危机导致货币贬值，必然也将通过价格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构成影响。本文将在下文中采用基于VAR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通过危机前后美国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变化的对比分析，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冲击。

三、危机对中国贸易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一)样本变量及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9.11事件对分析数据产生影响，并使得两个子样本研究的时间段基本匹配，本文选取2003年1月至2010年6月的月度数据，共计102个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失业率、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美国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美国个人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前者直接反映个人当前收入状况，后者反映个人对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而相比而言，失业率是个人收入水平的间接衡量指标，因为失业率是从较为宏观层面反映当前或者未来一段时间整体的收入状况，因此可以看作美国社会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采用CPI和PPI作为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实际美元指数作为美国对外价格水平变化的衡量指标。

衡量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指标较多，而中美进出口额是直接反映中国贸易受美国危机溢出影响最直接的衡量指标，因中美贸易额占中国贸易额的比重较大，本文不必再以中国进出口总额作为贸易状况衡量指标，而采用了总的进出口数量指数和进出口价格指数分别衡量中国进出口货物的数量水平和价格水平产生的变化(见表1)。

本文涉及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终端的经济数据库，从数据库获取的未经季度调整的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中国对美国进口额这两个原始统计变量季节性特征明显，因此本文采用移动平均比率法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季度调整，同时，除CPI、PPI和UNRATE这三个变量之外，其他所有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7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因此，本文将2007年7月作为危机起始点，将总样本分为两个时间段，2003年1月至2007年6月为平稳期，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动荡期，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属于事件冲击，一般在爆发后的24个月至36个月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为了防止时间过长可能使事件冲击被经济周期性的长期趋势所掩盖，本文选择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36个月的时间段进行研究。

本文的实证方法主要采用VAR模型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构建F统计量分析美国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对我国贸易状况的影响程度，再通过平稳期和危机期实证数据的对比分析，检验美国金融危机是否对中国存在贸易溢出效应，最终影响中国的贸易状况。考虑如下的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方程(B－VAR):

如果危机前后价格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指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没有引导作用，或者有但程度相当，则说明危机并没有通过价格溢出效应或收入溢出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冲击;如果危机前价格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指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没有引导作用，而危机后引导作用显著，则表明危机通过价格溢出效应或收入溢出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冲击;如果危机后仅仅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对美国价格水平或收入水平指标的引导作用加强，则只能说明危机对变量间的互动关系产生冲击，但不能说明通过价格溢出效应或收入溢出效应对我国贸易状况的冲击显著。

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描述我国进出口贸易指标对美国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新息冲击的响应轨迹。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可以追踪针对VAR系统中的变量的各个脉冲的时间路径，其计算方法在此省略。

(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2是分别对12个变量在平稳期和危机期原始序列和1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表2中的数据发现，无论在平稳期还是危机期，12个变量都是1阶单整I(1)变量，即其1阶差分值是平稳的。

表3和表4是对美国经济变量(X)和中国贸易变量(Y)1阶差分序列之间在平稳期和危机期分别进行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其中，表3为X不是Y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检验，表4为Y不是X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检验。在平稳期，衡量美国国内收入水平的三个指标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美国个人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水平在平稳期对中国贸易状况没有明显影响;而失业率是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和中国出口数量指数的Granger原因，说明美国国内失业情况会影响中美贸易和中国整体出口数量。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中国出口数量指数是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Granger原因，则说明在平稳期中美贸易对美国国内生产成本有一定影响。美国对外的价格水平(即美元汇率水平)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而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的两个变量中也只有CPI对中国进口数量指数有较为显著的Granger影响。

在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金融危机并没有在短期内增加美国国内收入水平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引导关系。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额、进口价格指数和出口数量指数均是美国失业率的Granger原因，与危机前的实证数据对比不难发现，金融危机使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贸易状况的引导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危机前失业率引导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转变为危机后的进出口贸易引导失业率，表明金融危机对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联动性产生了显著冲击，但不能说明危机通过美国社会水平的变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状况产生冲击。危机期间美国CPI和PPI均是衡量中国贸易状况的六个指标的Granger原因，与危机前的数据相比，美国CPI和PPI在危机后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引导作用显著增强。并且，危机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也是中国对美国进口额、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和中国进口数量指数的Granger原因，对这三个变量的引导作用也显著增强。这说明美国金融危机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中国贸易已经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总之，在平稳期，无论是美国收入水平还是价格水平，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引导作用都是不明显的。在危机期，美国金融危机通过美国对内和对外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溢出效应是显著的。同时，以失业率所代表的美国社会收入状况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存在显著互动关系，只是危机期间失业率不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指标的Granger原因，但美国金融危机对这种互动关系的引导方向产生了显著冲击。而美国个人收入水平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溢出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以及美国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刚性造成的。

为了动态地描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关注美国价格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状况冲击和持续时间，同时考虑到美国失业率与中国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估计的VAR模型，给出了美国CPI、PPI、失业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对衡量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三个变量分别在平稳期和危机期冲击的响应图(见图1、图2)。其中，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为18期。

从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对美国CPI、PPI、失业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看，与平稳期相比，危机期间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三个衡量指标对新息的反应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强度显著增加，危机后新息冲击对我国出口状况指标的影响均扩大了一个数量级;二是新息冲击所造成影响的衰减时间显著增加，在平稳期，对冲击响应的正负标准差线滞后6到8期后呈水平分布，而在危机期间，正负标准差线呈喇叭口状，滞后18期后冲击的累积影响仍再增加;三是危机期间新息冲击的影响呈现无规律的衰减特征，危机前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冲击的影响强度逐渐减少，而危机后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冲击的影响强度存在反复，衰减过程更显无规律性。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来看，在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和价格水平对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影响强度、影响持续时间和影响衰减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出口状况溢出效应的表现特征。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基于VAR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方法，对危机前后美国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通过危机前后互动关系变化的对比，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冲击，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在平稳期，美国个人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对中国贸易状况没有明显影响。而衡量社会收入状况的失业率指标是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和中国出口数量指数的Granger原因。在危机期间，美国收入水平的三个指标均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金融危机并没有在短期内增加美国国内收入水平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引导关系。而金融危机使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贸易状况的引导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危机前的失业率引导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转变为危机后的进出口贸易引导失业率，表明金融危机对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联动性产生了显著冲击，但不能说明危机通过美国收入水平的变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状况产生冲击。

2.在平稳期，美国国内价格水平CPI和PPI和实际有效汇率均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危机期间，美国国内价格水平CPI和PPI均是衡量中国贸易状况的六个指标的Granger原因，与危机前的数据相比，美国CPI和PPI在危机后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引导作用显著增强。危机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也是中国对美国进口额、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和中国进口数量指数的Granger原因，并对这三个变量的引导作用也显著增加。这说明美国金融危机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中国贸易已经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3.危机期间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三个衡量指标对美国CPI、PPI、失业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强度显著增加，而受到新息影响的衰减时间延长，并且新息的影响呈现无规律的衰减特征。危机导致美国失业率和价格水平对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影响强度、影响持续时间和影响衰减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中美两国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国，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后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危机主要是通过价格溢出效应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冲击。危机的价格溢出效应往往通过通货膨胀输出的形式以汇率为载体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美元兑人民币的相对贬值会导致我国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影响出口企业并最终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因此，危机期间，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该切实贯彻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为进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国家宏观政策应以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为主，冲销因出口下降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同时，政府也应针对出口企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从而避免因大量中小出口企业破产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