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影响因素范文

《新疆农垦经济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指标1．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有效带动乡镇企业发展，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有效载体，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同时减轻土地压力，缩小农村人口基数，促进农民增收。文中采用较为普遍的城镇化率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农民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开发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教育则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农民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和农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受教育水平对其收入增长作用不言而喻。文中农民受教育程度用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其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1*文盲或半文盲人口比例＋6*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9*初中程度人口比例＋12*（高中程度人口比例＋中专程度人口比例）＋16*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100。3．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减轻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文中以各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反映这一指标。4．农业总产值。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其反应一国或一个区域农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农民收入主要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总产值与农民农业收入密切相关，通过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挖掘农民增收潜力。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量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指标。随着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加之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政策的扶持，极力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有着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1993年～2011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民比重、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项指标。数据来自1994年～2012年《甘肃统计年鉴》和《甘肃农村年鉴》，通过整理可得原始数据（见表1）。

二、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本文以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对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各因素为解释变量，为避免异方差性，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建立如下模型：lnYi＝β0＋β1lnUi＋β2Ei＋β3lnMi＋β4lnVi＋β5lnIi＋εi（1）其中，Yi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i表示不同的年份。解释变量分别为各年城镇化率U，农民受教育水平E，农业机械化水平M，农业总产值V和全社会固定投资额I，ε为随机误差项，代表所有未纳入模型但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因素。

（二）实证分析运用Eviews5．0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的系数符号为负，不符合经济学意义和预期结果，且回归系数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进一步改进。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法进一步分析得出结果（见表3）。农民受教育水平、农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增加都有正向影响，符合经济学意义和预期。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988439，回归模型的拟合情况很好，能够解释98．8％的因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观测值的总变差。F统计量的值为513．9898，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F0．05（3，1．5）＝3．29，方程通过了整体显著性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t0．05（15）＝1．75305，各解释变量系数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由此表明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均有显著性影响，具有统计意义。对方程进行序列相关检验，给定α＝0．05，当n＝19，k＝3是，查DW表，下限临界值dL＝0．967，上限临界值dU＝1．685，根据上表结果，DW统计量的值为1．802184，在［dU，4－dU］之间，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此外，方程通过了异方差White检验。作异方差的White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nR2＝10．90735，在α＝0．05时，查X2分布表，得界值X（9）＝16．929，因为nR2＜X（9），所以接受原假设，故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上述分析结果表明，3个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147，0．492，0．113，即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0．147％，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加0．49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加0．113％。综上可得影响甘肃农民收入因素的回归方程为：lnYi＝－1．81714＋0．146599E＋0．491883lnV＋0．113134lnI（2）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甘肃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总产值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最为显著，2011年甘肃省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为1866．77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7．75％，尽管这一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其主体地位仍未动摇，其中农业纯收入（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纯收入）在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由此可见，农业收入始终是甘肃农民家庭经营的主体收入来源。其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农民个体作为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体元素，其科学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思想觉悟、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竞争能力。此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对农民增收产生显著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及农村繁荣离不开社会外在力量的推进，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甘肃省坚持在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在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不断向“三农”方面倾斜。2011年，甘肃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用于第一产业的投资额达191．45亿元，较上年增长38．74％。此外，根据回归结果，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尚未对农民增收产生明显的影响。究其可能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低，2011年甘肃省城镇化率仅为37．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12个百分点。加之受自然、经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多数小城镇的发展缺乏产业的支撑，导致城镇化的发展在促农增收过程中缺乏内在动力。二是受典型山地高原地理条件的限制，甘肃省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全省耕地中山地占64．7％，同时农业机械总量少、配套机械缺乏、装备结构不合理等，因此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鉴于上述模拟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优化农业内部结构，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农业收入仍是甘肃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实现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渠道，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农增效、保农增收。首先，突出特色、发挥优势。针对甘肃省现有的马铃薯、现代种业、中药材、酿酒原料及优质林果等几大极具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强化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其次，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家庭小生产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大生产经营的转变，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最后，科技兴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甘肃省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地位进一步被弱化，在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增加更为重要。为此，要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善教学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学校教学硬件水平，提高和改善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尤其为偏远乡村教师提供专项资金补贴，在此基础上着力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推进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加大投入，积极发展农民夜校、农民职业中学等，培养一批农业技术骨干，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同时，建立“企业—政府—农户”之间人力资源信息沟通的良性互动机制和平台，鼓励企业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进一步加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对“三农”的倾斜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形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和效益。首先，加大“三农”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成为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其次，甘肃省多数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设施建设水平低，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此外，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与此同时，要重视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益和质量。

作者：辛文文杨林娟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