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影响范文

《投资研究杂志》2015年第九期

一、引言

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的发展要求也在提高。对企业而言，绿色企业是未来企业的发展趋势，企业投资绿色活动可以满足人们对绿色生活的需要和绿色消费的向往。企业绿色投资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创新投资，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达到企业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三方共赢的绿色常态化管理模式。在绿色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环境承载力已趋极限，通过绿色投资成为绿色企业是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那么，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创新的绿色投资行为，达到提升美誉度而增加绿色消费，最终提升企业绩效？还是绿色投资由于消耗了企业的资源，会造成投入产出失衡而降低企业绩效？这是关系到企业绿色投资行为是否应该深入开展，以及研究绿色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绿色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企业的产权性质高度相关，可能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承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按照产权理论，可以将我国企业简单划分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在此基础上，以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为出发点，揭示不同动机对企业绿色活动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从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出发，以2010-2014年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企业绿色效率进行整体评价。在选择变量时，充分考虑到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特征与传统企业效率评价存在的差异。其次是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程度进行整体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的关联度进行假设检验，最终得出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对绿色效率产生的具体影响效应。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进展

根据Schwartz和Carrol（l2003），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具有多种动机，这些动机既来自于企业内部，也来自于社会环境等企业外部。他将企业进行绿色活动的动机归纳为经济、制度、道德三个方面，并指出同时满足经济、道德、制度动机的状态是理想状态。根据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特征，可以按照上述观点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出于价值导向的经济效益动机，第二种是企业高层管理者面对问题而采取的利己行动动机，第三种则是规避制度风险所产生的寻求政治保护的政治关联动机（苏蕊芯等，2014）。首先，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往往由政府部门委派，其利用企业资源实现个人政治抱负、职务提升、积累个人财富和实现在职消费等意愿较为强烈。受此影响，国有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绿色投资时多考虑个人因素，迎合上级领导意志，由此产生的问题相对严重，且企业通过绿色投资行为实现经济效益的动机较弱。此外，国有企业是作为政府参与经济、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存在的，其先天特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不需要寻求太多的政治保护。其次，私营企业更加偏好通过多种形式的绿色投资行为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关联，寻求最大程度的政治保护，这往往属于对制度风险的被动防范，作为其对产权保护不力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一种替代。最后，外资企业市场竞争意识、融入本地文化和责任意识更强，更加注重绿色投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良好声誉和品牌认可，从而可以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外资企业通过绿色投资行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意愿相对较强。

近年来有关绿色企业研究在我国逐渐开展，其中包括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对研究提高企业绿色管理水平并提供借鉴进行了综述。（胡美琴等，2007；郝祖涛等，2014）。张钢等（2014）从战略角度出发研究企业绿色创新战略，认为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应加强引导和管制，从而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李怡娜等（2011）以珠三角地区148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绿色环保创新实践的实施效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绿色环保实践对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经济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但会通过环境绩效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经济绩效。张钢和张小军（2011）以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实证检验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根据Vilan-nova等（2009），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包含五个方面，分别是企业财务绩效、产品质量、企业效率和生产率、创新能力、企业形象等。因此，绿色效率是企业效率的一种新型衡量方式，也是企业绩效的新型表述，是可持续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和显著代表。考虑到产权性质不同企业绿色投资的各种动机和行为特征与传统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且影响效应通过绿色效率衡量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故本文选取绿色效率作为衡量绿色投资行为影响效应的评价指标，与以往研究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

综上可知，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由于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不同，因而对绿色效率的影响效应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受问题影响较大，其绿色投资行为的经济效益动机相对较弱，与绿色效率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私营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寻求政治保护的动机也以规避制度风险和提升经济价值为根本目的，也可能会提升企业绿色效率。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虽然可能增加企业的投入，耗费一定的资源，但外资企业更看重由此产生的声誉机制而给经济效益带来的提升。综上，提出假说如下：H1：国有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H2：私营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H3：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三、变量测算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本文以2011-2015年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为研究对象，扣除财务数据不全的企业，共得到样本197家企业，其中国有企业82家，私营企业77家，外资企业38家。企业绿色效率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为国泰安（GTA）数据库；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程度的评价主要来自网站、年报以及相关社会责任报告等相关数据的搜集和整理。

（二）变量测算首先，本文选取综合指数法评价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程度。根据道农研究院（2013），把企业涉及的绿色投资行为划分为文化投资、经济投资、环境投资、社会投资和创新投资等5个大类，共计20小项（如表1所示）。将5个大类赋予不同的权重，分别是20%、10%、25%、25%和10%，其中每一个小项的权重为5%。按照上述分类和企业实际情况，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程度进行测度。具体以企业网站、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公民报告等作为内容分析来源，对应该项目实际情况的程度进行分析评判，每一个小项满分为5分。样本企业最高得分为100分，最低为0分。其次，本文使用DEA方法评价企业绿色效率。企业绿色效率的定义与经济效率类似，即以每单位绿色成本的生产效率，由一定数量下的投入而获得的产出所决定（SullivanandSheffrin,2003）。张若钦（2008）在计算企业效率时投入要素中主要选取了固定资产总额、营业成本、三项费用总和（即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作为投入变量，把营业总收入、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本文在计算过程中为体现绿色投资的行为特征，主要选取了资产总额、能源消耗总量、研发投入比重（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重）作为投入变量，把营业总收入、净利润、慈善捐款比重（慈善捐款占总收入比重）作为产出指标。

（三）模型构建如前文所述，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受到不同动机的影响，并不是随机的行为且相对难以被全面观测，简单的OLS估计因此可能会产生估计偏差。对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以避免测试变量Ge与误差项相关而产生的内生变量问题。基于前述假设。式（1）是绿色效率与绿色投资关联性模型（以下简称绿色效率模型），因变量为企业绿色效率，计算方法如前文所述，用Ge表示。根据以往文献对企业效率各种影响因素，把企业规模（Ta）、净资产收益率（Roe）、前三大股东股权集中度（Herf3）作为控制变量，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程度(Gs)作为自变量（Xuetal.,1999；白重恩等，2005;赵世勇等，2007）。式（2）是绿色投资行为不同动机的影响因素模型（以下简称绿色投资模型），根据前文所述，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受经济效益动机、问题动机和政治关联动机等不同动机影响。本文选取8个控制变量分析影响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不同动机，各主要变量的定义如表2所示。首先是经济效益动机：①企业销售净利率（R_sa），用来衡量净利润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即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并认为企业的盈利状况将会对绿色投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Bowmanetal.,1975;Spicer,1978)。②受规制行业哑变量（Reg），用来判别企业是否属于受规制行业①，是否属于受规制行业是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诱因之一（李正，2006）；其次是问题动机：③管理者报酬占销售量的比重（R_rem），高层管理者具有多大程度的问题动机取决于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完善。④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率（R_out），该比率越高，说明外部董事控制力越强，管理层控制力越弱(Brownetal.,2006)。⑤CEO董事长是否身兼一职哑变量（Dua）。由于存在问题，CEO决策会影响企业的行为(Famaetal.,1983)；最后是政治保护动机：⑥企业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捐赠数额占总资产的比重（R_don），反映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对慈善公益的态度，是衡量企业绿色活动问题和政治保护动机的重要指标之一。⑦企业绿色投资行为还会受到高层管理者背景的影响（Pb），一般认为，是否具有政治背景或经历与政治关联动机密切相关（Boubakrietal.,2008;Faccio,2006）。

四、回归分析结果

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与理论预期相同，国有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Gs的系数为-0.0378，概率P值小于0.05。Gs的系数在5%的边际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假设H1得到了证明。在绿色投资模型各自变量中，R_don和Reg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捐赠比重越大和属于受规制行业的国有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意愿越强烈，这符合民众对国有企业更应该担当热心公益慈善、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责任。相反，R_rem和Dua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对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报酬越高，问题作用越弱，绿色投资水平越高；若CEO总经理身兼一职，问题较大，不利于企业的绿色投资。因此，问题动机对国有企业的绿色投资和绿色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在所有自变量中，R_sa和R_out与绿色投资的关系不显著。这反应了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外部董事制度与企业绿色投资并不相关。

其次，私营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绿色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s系数为0.0962，概率P值小于0.1。Gs的系数通过t检验（在10%的水平下显著），假设H2成立，即私营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可以提高绿色效率。回归结果还表明，绿色效率模型中私营企业规模与绿色效率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规模越大的私企绿色效率越高，而国有企业规模与效率关系不显著；绿色投资模型中Pb与绿色活动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私营企业绿色投资与私营业主政治经历的关系更加显著，反映了私营企业绿色投资政治关联动机较国有企业更强；绿色投资模型中R_rem与绿色活动关系不显著，说明私企绿色活动受问题影响相对较小。两者综合作用下的绿色效率影响效应可能为正。最后，外资企业绿色投资与绿色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s系数为0.0992，概率P值小于0.1。GREEN_S的系数通过t检验（在10%的水平下显著），假设H2成立。回归结果还表明，无论是绿色效率模型还是绿色投资模型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呈现出的结果基本相同。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则是绿色效率模型中外资企业规模与企业绿色效率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规模越大的外资企业绿色效率越高，而国有企业规模与效率关系不显著；绿色投资模型中R_sa与绿色投资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更加显著，反映了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利益导向，体现了其经济效益动机较国有企业更强；模型中R_rem与绿色投资关系不显著，说明外企绿色投资受问题影响相对较小。两者综合作用下的绿色效率影响效应可能为正。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具有经济效益、问题和政治关联等不同动机，在多种动机作用下的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因产权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国有企业受问题动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私营企业受到政治关联动机的影响较大，外资企业受经济效益动机的影响较大，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均呈正相关关系。首先，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绿色投资之所以会降低国有企业的绿色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问题过于突出，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绿色投资行为。因此，国有企业应注重对绿色投资行为的管理和引导，持续推进公司治理改革，以建立建全高层管理者激励相容机制为目标，尽量避免由于问题动机而对企业绿色效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从制度风险的角度看，私营企业从自身条件出发，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寻求政治保护，绿色投资行为虽有助于企业绿色效率的提升，但政府部门更应从加强产权保护和健全法律制度等方面入手，尽量降低民企因政治关联动机进行绿色投资的主观意愿。最后，从责任文化的角度看，外资企业是现阶段我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的良好榜样。它们在追求自身经济价值的同时力求实现与本地文化的融合，这对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开展绿色投资行为，实现文化融合和责任意识等具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作者：苏蕊芯 单位：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