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体转型研究范文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杂志》2014年第二期

一、二战后中东地区社会转型概述

在此背景下，中东军事现代化也出现了新特点:一是中东①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市场，占全球武器进口的比例不断上升。1963—1967年为9．2%，1968—1972年为16．6%，而在1973—1977年间则猛增至33．6%，1978—1982年和1983—1987年两个时期又分别增加到37．5%和37．8%。在1981—1985年间，在世界7个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中，本地区国家有5个名列其中。二是中东国家军队规模不断扩大。以伊拉克为例，在1973年，其军队仅有10．5万人，而在1987年，已增至100万人，15年间增加了9倍。伊朗军队也从1973年的28．5万人，上升至1987年的70万人。新形势下的调整阶段(冷战结束至今)。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东社会转型面临新的形势，也遇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宏观而言，冷战结束了美国和苏联在本地区的争夺，大大缓解了紧张局势，为发展营造了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长期被美苏斗争掩盖的地区内部、国家内部冲突开始激化，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同时，随着前两个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东国家社会内部要求进一步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内外因素的交织促使中东国家采取各种举措有限满足人民的要求，以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转型的需要。这一时期，中东国家军事现代化受海湾战争的影响大大加快，部队装备更新之速居发展中地区之冠，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东社会转型步履缓慢，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包括军事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同前两次社会转型相比，本阶段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间的脱节更为严重。

中东社会转型进展缓慢的原因很多。首先，就地区外层面来说，主要是大国的干预。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对中东社会转型采取利己主义的立场，只要对本国有利，便不管其政体性质如何，对其阻碍社会转型与进步的举措视若妄闻，致使时至今日，中东在政治体制变革方面鲜有实质性举动，民主政治发展甚至落后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地区。地区内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复杂的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争端牵涉了中东国家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它造成了国家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给集权和专制活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二，前资本主义因素残余及其影响的顽固存在，历史上，中东民众对家庭、家族、部族的忠诚超越了对国家的认同，认同的矛盾异常突出。本地区(中东)的历史显示，有时不同的认同之间会发生冲突，因为某些环境变化迫使行为者在一种认同施加的义务与另一种认同施加的义务之间进行选择。政治制度的前现代性在统治方式方面表现为，中东国家虽然都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形式，但施政采用的依然是传统方式，即依靠血缘、地缘或其他利益关系结成小集团进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东社会转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相当有限，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科技的发展有时还为这些统治阶层巩固自身利益提供了便利，而民众的基本权利却在遭受更多的侵害。

二、滞后的社会转型对中东军事现代化的影响

社会转型滞后必然导致它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脱节，而上层建筑同现代化发展的不协调则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的进步，军事现代化当然也会被社会转型的缓慢或不成功所拖累，最终难以有效履行原本赋予它的使命，奥斯曼帝国和清王朝的军事改革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社会转型踟蹰不前给中东军事现代化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军事战略的不清晰。军事战略(MilitaryStrategy，本文“军事战略”一词包含了政治层面内容，又可成称为大战略，即GrandStrategy)，指一种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用可行的手段实现期望的目的，然而，单纯使用军事力量很难实现政策设定的所有目标，因此军事战略必须将政治目标转化为合适的、能实现的军事目标，使其从属于政治目标并支持其实现。在中东国家中，以色列的军事战略最清晰、也最成功，它对阿拉伯国家奉行“威慑战略”，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主动进攻，先发制人，因为以色列国土狭小，被动防御极易陷入困境;第二，报复战略，这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袭击等低强度军事活动;第三，核威慑，在中东，以色列是唯一同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国家，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周边所有国家。这种充满进攻精神的军事战略几十年来成功地守护着以色列的安全。与以色列相比，其他中东国家的军事战略显得很不清晰，最大的缺陷在于不清楚要通过军事战略实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这就使军队没有明确的方向感。

这种军事战略的迷茫，根源还在于中东国家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社会处于漂移状态，这种情境必然导致军事战略的模糊。第二，军队职能定位的模糊。在大部分中东国家，军队职能定位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军队的基本职能就是捍卫国家安全，具体表现为进行战争和为战争进行准备，也就是说，其职能始终应当是对外的，不能用于内部事务。但在中东地区，军队经常性地履行着“武装警察”职能，这种情况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一是削弱了军队基本职能的履行能力，二是易于产生军人干政现象。这是因为绝大部分中东国家都未完成社会转型，对军队职能定位、军政关系的界定都还不够明确，第三，片面的“武器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在二战后的军备竞赛中，为了在质量方面压倒对手，中东国家陷入了片面追求武器先进性的误区，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中东社会转型没有彻底完成有很大关系。它表现在，其一，现代工业基础薄弱，没有能力生产先进装备，另外，社会转型的滞后是军事科技创新的严重障碍，社会缺乏激励创新的机制，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导致自主研发能力很差，迫使其军事现代化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武器进口，但这种并非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军事现代化并不稳固、作用有限且问题丛生。以沙特为例，拜源源不断的石油收入所赐，其经济现代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但是相比之下，整体社会转型并不尽人意，政治统治还具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占有主导地位，市场作用有限，没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社会文化领域的转型更是在争辩中难以前行，思想观念十分陈旧保守。

20世纪70年代后，沙特军事现代化提速，其军事力量规模不断扩大，投入步步攀升。在过去十年中，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沙特在军事方面的开支接近3000亿美元，其中有近700亿美元花费在武器进口上，然而沙特军事现代化依旧没有完成，其陆军还在发展独立机动打击能力和机械化作战能力，以应对像伊拉克那样的潜在敌人，其空军在海湾战争后丧失了军事准备和有效应对能力，其海军远不足以直接挑战伊朗或处置严重的潜艇和水雷战威胁。沙特虽然进口了大量先进武器，但它并没有使用管理好购买的装备，有时甚至将大量资金耗费在实际意义有限的项目上，即使它进口了合适的武器，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去管理、使用、维护、培训和服务。第四，社会转型过程迟缓导致中东国家军事管理的非现代化、非正规化及作战训练效率低下。受中东传统影响，在军事管理方面，中东国家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现象。仍以沙特为例，王室为控制武装力量耗尽心机，经常采取无助于沙特军事能力提升的措施，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沙特军事投入有限，之后开始组建几支平行的军事力量，包括:保卫王室的皇家卫队，维持内部安全的国民卫队，阻止外部威胁的陆军、空军和一支小规模海军以及处置小规模边界冲突的边防部队，每一个军兵种都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并通常与不同的王室成员保持密切联系，高级军官一般来自沙特家族，晋升依靠忠诚度而非才干，尤其是国民卫队主要由效忠沙特家族的部落成员组成。

另外，受社会转型制约，中东国家军事人员在掌握现代军事知识方面速度缓慢。兰德公司的一份中东军事研究报告指出，文化禁忌是军事训练“最严重的障碍”，报告还指出，按照美国的能力标准，沙特培养一名飞行员、机械师和地勤人员所需时间是美国的两倍。第五，扭曲和不协调的军政关系。社会转型落后还造成中东国家内部军政关系陷入不正常状态，给军队现代化、专业化和正规化建设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军队过多介入政治事务一方面打断了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对军队自身发展和履行基本职能也产生了极大消极作用。从理论上讲，军队应当始终对外，永不对内，但二战后的事实是，很多中东国家军队深深卷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而这必然拖累正常的战备、训练工作。以埃及为例，从纳吉布、纳赛尔、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前后四任总统都是军人出身，内阁部长、地方省长、重要外交官也多由军人出身的人担任;在经济方面，萨达特总统执政后，鼓励军队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此背景下，30多年来，埃及军队已成功构筑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军队触角已伸至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美国埃及军事问题专家约书亚•斯塔切指出，与国防预算一样，埃及军控公司每年的收入也被列为国家机密，初步估计军方掌控的资产占埃及国民经济的1/3;不久前，“维基揭秘”公布了一份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的密电，称埃及军控公司在水利、水泥、建筑、旅店、油气和橄榄油领域最为活跃，认为埃军已成为“一个半商业组织”。

三、转型中的中东社会与军队:困境与出路

世界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社会转型史和武装力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迄今为止，西方国家在这两个进程结合方面做得较好，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成功的先例，所以我们只能以其为例一窥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而进一步探索中东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的出路。

首先，社会整体转型是军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政治转型又是社会转型的关键。军事现代化必须在政治统一的环境中才能完成，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因为只有集中、高效的国家权力才能调动必需社会资源，虽然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政治权力对制度变革、资源分配具有更直接影响。所以，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完成真正的军事现代化。由于受历史因素影响，中东政治转型缓慢，落后于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政治上的分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裂，而是指因为次国家行为体的强势存在造成的政令不畅，中央控制力薄弱)。在中东国家，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传统影响很大，国家认同感薄弱。国家认同和主权的高度不协调是中东地区的显著特征。由于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不断增长，认同和忠诚的替代性力量在次国家行为体层面被复制。另外，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远未完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和政府更迭制度一直未能确立。

二是表现为不合理的旧制度长期存在。在中东国家，新兴、独立的政治精英阶层没有形成，主导国家政治的仍然是传统政治阶层，旧的政治精英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即使是有限的政治变革进展也极为缓慢。以沙特为例，部分有影响的皇室成员，包括内政部长纳伊夫亲王、利雅得省长萨勒曼亲王都强烈反对对领导层进行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如果社会转型触及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它们往往会优先考虑维护既得利益，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旧制度日益成为军事现代化的障碍。其次，经济上市场原则取代国家干预(或计划原则)。纵观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虽然中国、俄罗斯(苏联)等非西方国家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成效最显著、最持久的仍是西方国家，这也是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条取得了成功的军事现代化道路。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建立在市场原则之上，那么也可以说，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只有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减少不必要的国家干预，才能为军事现代化铺平道路。由于受历史影响，中东国家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土耳其外，其余国家在政治上都表现出强烈的集权色彩，前资本主义残余大量存在，政府权力多集中在王室、军队或其他势力集团之手。政治发展的不完善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中东经济是一种不彻底的资本主义，其运行不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国家或各个利益集团都试图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计划或指令性原则大行其道。

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适应了迫切的经济政策需求，改善了政权脆弱的合法性，但它也导致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寻租行为。在中东国家，军队、垄断工业集团和民族主义者都反对经济自由化，它们更倾向于广泛的国家干预和市场管制，以谋求更多的经济特权。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新兴社会阶层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社会缺乏自由竞争，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

在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下，正常的市场运行受到干扰，这样就导致在中东国家新兴阶层(它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知识阶层等)难以成为一种强大独立的社会力量，没有社会转型赖以生存的土壤，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也就很难单独实现，军事现代化领域也不例外。因为军事事务的特殊性，与其有关的一切方面都受到国家的严密控制，市场力量很难进入，缺乏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一方面导致军事现代化缺乏激励创新机制，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难以形成军事现代化与市场经济乃至社会转型的互动。中东国家在这种环境下推进的军事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甚至进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但基础性支持的缺失，使其就像是建在流沙之上的大厦，危机重重，很难经受起艰难的考验，二战后中东国家间爆发的多次战争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其三，理顺军政关系，明确军队职能与权限。虽然世界上没有普世、通用的军政关系体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军政关系不明确，会严重影响社会转型并给军事现代化造成严重伤害。纵观世界，凡是政局稳定的国家，其军政关系也较为顺畅，相比之下，局势动荡的国家往往军政关系失衡。大部分中东国家在立国之初，往往面临着混乱复杂的政局，内部斗争激烈，在此背景下，拥有较严格纪律和行动效率的军队成为唯一的稳定性力量。因而，二战后，许多中东国家的军队都深深地卷入了国家政治生活，并且其作用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与民众的认可。但消极后果也随之而来:它一方面表现在政府对军队控制能力有限，导致军事政变、军人干政现象屡屡出现;另一方面，军队参与了太多与其基本职能不相干的活动，如行政管理职能、警察职能等，这必然拖累军队建设、牵涉其精力，严重影响军事现代化、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协调的军政关系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目标，对中东国家来说，它是实现国家稳定和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因此，一方面，中东国家应当确保政府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使军队只能服务于国家安全稳定的大局;同时，通过法律将其职权严格限定在专业领域，使其专心从事军事现代化建设。

四、整体社会转型与中东军事现代化:比较与展望

社会转型成功和军事现代化的实现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西方国家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才走过了这条路，其间充满了坎坷，而且其模式也建立在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它们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难以复制，这就要求中东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处理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问题。实际上，中东国家面临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脱节在许多国家的发展阶段中都曾出现过，但是有的处理得相对较好，如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这些国家，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形成了良性互动，而在部分非洲国家，社会转型、国家治理的失败与军人干政现象形成了恶性循环，军事政变频发，军人权力畸形扩大，动荡局势周期性出现，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的推进都无从谈起。

中东国家社会转型缓慢，客观方面原因是转型压力被其他矛盾所掩盖，冷战时期中东国家发展受制于超级大国的争夺和阿－以冲突，冷战后，新的地区矛盾，如恐怖主义活动、反恐战争等再次转移了统治阶层的视线，使国家错过了内外战略调整的大好时机。主观上，中东地区在政治上有着威权主义传统，统治者不愿对政治体制进行大的变革，面对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往往虚意应对。但进入21世纪后，风云突变，中东国家社会转型的必要性以一种激进甚至是暴力的方式表达出来，民众强烈要求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和死气沉沉的社会氛围，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推动创新，以适应时展的要求，使民族和国家不被全球化所抛弃，从宏观上看，它是中东社会转型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时期。

这次中东社会转型的浪潮对中东军事现代化而言既是一个难得机遇，同时又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挑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东军事现代化的成败。如果未来中东国家成功实现社会转型，那么中东军事现代化将会更上一个台阶，然而一旦失败，不仅不能实现真正的军事现代化，而且已有的成果和发展势头也可能因此丧失或中断。没有人能精确地预测未来，因为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不可测因素，因而中东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张燕军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