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范文

为了确定灾害的经济效应，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5］详细探讨了灾害对生产力的影响。考虑到如果一个灾难迫使必须重置一部分资本，那么新的平均生产率将会比以前高;最乐观的情况是所有的资本置换均体现最新的技术。现实情况是，首先，当灾难发生时，生产者必须尽快恢复生产，不能承受长时间生产中断的小企业尤其如此。在贫穷国家，人们需要尽快维持生计，采取最新的技术意味着调整适应企业的组织和培训工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时间。因此，生产商有强烈的动机尽快恢复生产，而不考虑是否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些资产仍然可以使用，或以低于重置成本的价格维修。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可以节省部分资金。第三，假定一个最新的技术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灾后的重建可能会使研发中断或者挤占研发资金，从而减缓技术进步。因此，为了更加贴近现实经济运行情况，应在实证模型中增加技术革新和追加投资的因素。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的结论是，短期重建的种种约束从深度和广度上对灾难的消极后果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从长期来看，这些制约因素不发挥任何作用，灾害不影响长期增长速度;而当社会提供重建资金的能力较低时，灾害与长期增长速度是负相关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短期约束将会创造“贫困陷阱”，进而影响到长期，从而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因此，不管有没有生产力效应的影响，整个社会的风险抵御水平是首要的。当社会有较高的生产水平和风险抵御水平时，可以避免灾害发生后的“贫困陷阱”，并避免对长期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灾害并不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为后者只取决于外生的技术革新。

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与发达国家不同，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特点。IlanNoy和TamBangVu［6］利用越南各省面板数据，用Blundell–Bond广义距估计的方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自然灾害对越南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灾害变量对GDP增长率在灾难等级的测度上没有显示出格兰杰因果关系，严重的灾害会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但是有时却会促进短期经济的繁荣。总的来说，灾害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而这些差异是与中央政府的支持显著相关造成的，即那些有更多机会获得重建资金的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MarkSkidmore［7］认为，自然灾害风险将会增加家庭储蓄的预防性动机，从而抑制消费。上述研究认为自然灾害既能造成损失也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效应，如强制性的新资本替代、新的需求和经济机会等;但总的来看，灾害的危害程度高低依赖于社会生产水平和风险抵御水平。对于不发达经济而言，长期负面影响会导致“贫困陷阱”。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利用可获得的数据，研究1995～2011年17年间自然灾害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

1.计量模型选择

经济增长通常被认为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或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根据《新帕特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增长定义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8］凯恩斯认为，社会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和进出口需求构成，有效需求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变动，影响社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由于凯恩斯理论建立在人口数量、资本数量和技术进步不变的前提下，因而只适用于从流量的角度分析短期经济波动问题。索洛认为，经济增长率等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与其产出弹性的乘积，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而技术进步是经济理论所不能预见的外生变量。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突破了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即劳动投入中包括教育、培训等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提高，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包括研发、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9］自然灾害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10］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和破坏会增加自然灾害发生的风险。对于某个地区来说，自然灾害通常是偶发的，而对于我国全国范围来说，自然灾害的发生必然为常态。如干旱灾害，对于某个城市、村庄干旱灾害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和周期性，而对于全国范围内来说，干旱灾害基本上每年都发生。其他自然灾害如地质灾害、地震灾害等也有这一特征。自然灾害对国民财富造成损失，给社会生产带来损害和浪费，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需求，迫使人们重置资本，会产生一些技术创新和改良，如地震灾害过后人们会增加建筑的抗震性能，对此可能展开研发、使用新技术等。因而从宏观经济层面考虑，本文认为可以把自然灾害损失内生化，和资本存量、劳动存量放在一起，以度量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以上考虑，本文对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拓展，把自然灾害直接损失内生化引入模型。由于自然灾害不仅对当期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对后期经济也会有波及影响，灾后重建项目往往会持续2～3年，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期更长，故而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后续影响往往持续更长时间。本文取自然灾害影响的持续期为5年，而把灾害损失的1期滞后到4期引入模型。

2.指标说明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1995～2011年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的代表能力，产出Y用GDP表示;劳动力投入N用每年的劳动力就业人数表示;由于不存在资本存量数据，用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代表资本投入K;自然灾害损失S用历年自然灾害直接损失总额表示。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2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5～2012年)、《中国劳动与就业统计年鉴》(2012年)。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95年价格为不变价格，产出Y、资本投入K、自然灾害直接损失S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价格缩减。

二、实证分析

使用eviews6.0软件，方程(2)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估计结果表明，直接损失除了一期滞后之外，t值均不显著，而且p值很大，不具备解释能力。考虑到时间序列滞后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及自相关，对模型进行修正。首先消除自相关，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引入AR(1)过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计量结果表明，模型F值和变量t值均显著，只有LNS(3)项的p值略大，为11.51%，其余均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均达到0.99以上，劳动、资本变量系数的符号符合经济意义，且检验结果没有显示出存在有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可见调整后的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三、结论

我国自然灾害的“生产力效应”和资金约束带来的“贫困陷阱”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尽管Albala－Bertrand关于自然灾害积极意义的观点受到很多批评和质疑，但在我国还是有现实意义的。首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我国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比较大，尤其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各种救济能够及时到位;其次，我国的经济增长多年来一直呈现出投资拉动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再次，政府购买和投资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当某个地区的灾害情况迫使必须重置资本时，我们就有可能以一个更高的生产率的经济来补偿灾害的损失。因此，自然灾害的“生产力”效应是可能存在的。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完全基于西方经济体制，采用“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观点分析问题，忽略政府和社会救济机构的重要作用，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短期约束将会导致“贫困陷阱”，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这一观点对我国有一定现实意义。根据我国的现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灾害风险抵御水平还不高，对于大的自然灾害，政府投入救灾力度大，经济恢复速度非常快;而对于一些常发的、规模范围较小的自然灾害，政府投入力度和社会关注程度较小，则会造成区域性贫困。例如我国的某些贫困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正是导致其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因而如何改变现有的救济模式，扩大自然灾害保险的投保力度和范围，从而把灾害风险适当地转移到全社会共同承担，是我国减灾防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自然灾害产生的过程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来看，正是经济的粗放发展导致了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于存在相对过剩经济的社会中，内需相对不足，自然灾害在损失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当资本充足时则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繁荣;反过来说，如果存在短期的自然灾害激励下的经济繁荣，正说明了当期的社会经济存在相对过剩。总的来说，自然灾害以损失现有财富为代价的拉动需求，无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激励作用还是阻碍作用，都实质上是经济的非健康发展。

作者：贾美芹单位：中州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