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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范文

时间:2022-08-25 11:07:50

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经贸探索杂志》2015年第七期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大幅上升,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进一步得到显著提高。为了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现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及年度统计公报,此后不再赘述。度量出口贸易结构的指标很多,迄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本文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tandard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将我国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类。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统计,2001~2012年期间我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以及两者差额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根据图1可知:2001~2012年期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例则不断下降,进而使得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占我国出口额比重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上升会直接拉动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但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上升能否提高我国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而使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水平呢?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通常采用TheilandHenri(1967)提出的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进行衡量,并记为TL。上式中的Y代表各次产业总产值之和;L表示劳动就业总人数;n表示产业部门数量;YL表示社会总生产力水平;Yi和Li分别代表各产业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投入情况;YiLi为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

定义Bi=(YiY)(LiL)为第i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它衡量第i次产业劳动产出弹性大小。根据定义可知,泰尔指数等于各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对数加权平均,当各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发生变化时,泰尔指数也会变化。当产业结构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时,各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均等于1(这时便达到“物尽所用、人尽所能”的最优状态),从而有TL=0;否则便偏离了均衡的产业结构水平。TL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合理性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为了深入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现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对2001~2012年期间我国各年度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B1、B2、B3及产业结构泰尔指数(TL)整体水平进行测算后,得到如下图2所示的变化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2001~2012年期间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变化趋势具有如下重要特征: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合理性水平较低。根据TheilandHenri(1967)理论,合理的产业结构要求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均等于1。但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呈现明显二、三、一递减趋势,其中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远高于1,而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远小于1。这说明我国长期以来牺牲太多第一产业劳动力去成就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导致资源严重错配和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局面的产生。

其次,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不断趋于合理化水平,而第一、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变化不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01年我国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为2.02,在经历了短暂上升之后开始逐年下降至2012年的1.49,下降了26.2%。由于均衡时要求各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力均为1,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的下降说明它正在不断趋于合理水平。但从图2中第一、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2001~2012年期间我国第一、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曲线基本处于一条水平直线上,说明近些年来第一、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不合理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再次,产业结构合理性整体水平有所提高。图2中的TL(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在2001~2012年期间出现缓慢下降,说明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合理性水平正在不断得到改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测算,2001年我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值为0.29,而2012年的泰尔指数为0.15,下降了48.27%。

二、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模型设定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历史较短,单独使用时间序列分析因为样本过少会影响结果的可信度,而面板数据结合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优点,提高了样本观测值和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及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影响。根据严武,刘斌斌(2012)的研究可知,财政支出、信贷规模、外资利用等均是影响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影响,现引入财政支出、信贷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因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河北、西藏和青海七省区外贸出口数据缺失,并考虑到2013年部分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以2001~2012年期间我国剩下24省区数据为样本,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如何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据此,设计基本模型。1.Y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B1、B2、B3和产业结构泰尔指数TL。由于产业结构泰尔指数等于各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对数加权平均,本文在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泰尔指数(TL)影响的同时,分析了其对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的具体影响,以便深入了解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作用机制及其传导路径。2.CZZC为财政支出率,等于财政支出除以GDP。众所周知,当一国经济发达水平不高时,一般会选择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产业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而当经济达到一定发达程度时,则会采用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整政策。由于我国经济综合发达程度尚不高,而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能通过增强基础设施投入、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资方向等方式间接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从而帮助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3.LOAN为新增贷款率,等于新增贷款额除以GDP。长期以来,银行是实现我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正是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作为企业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银行信贷通过组织社会资金、引导资金投向、创造信用扩张等渠道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的再调整,从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之功效。4.WZ代表实际外资利用率。实际外资利用率衡量各地区对外资有效利用程度,等于各地区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除以GDP。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发展前景良好、技术含量高的行业,通过合理利用外资既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管理经验,又能有效弥补我国资金供给不足局面,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5.CJP和GYP分别代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率水平,等于各自出口额除以GDP。RaymondVernon(1966)认为,工业先行国应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带动工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演进。初级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源于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的初级阶段,而工业制成品则主要来自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孙金秀,杨文兵(2011)指出,我国在2003年就基本实现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理论上而言,在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牵引下,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将会积极引导人口、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从而帮助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二)实证检验在进行多变量回归检验前,首先需要对各变量整体特征进行统计描述,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2001~2012年期间,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及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泰尔指数分别为0.2894、2.1737、1.2530和0.2689。根据《世界统计年鉴》资料测算,2007年美、英、法、德泰尔指数分别为0.0012、0.0055、0.0061和0.0093,而我国2007年的泰尔指数为0.2329,这说明相对于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而言,即使到了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仍高达0.1551,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2007年水平。在完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后,现采用模型(1)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如何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多变量实证分析。对模型(1)的设定形式及固定、随机效应进行检验后,并在充分考虑截面数据之间的异方差基础之上,当利用面板数据模型EGLS方法来实证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及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影响时,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

(三)结论与原因解释以我国2001~2012年期间24省区数据为样本,在有效控制财政支出、信贷规模及实际利用外资等因素影响下,当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发现,出口贸易结构对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及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影响具有如下显著特征:1.初级产品出口比例的上升将使我国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更高,从而使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严重。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知,初级产品出口比例(CJP)对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1%临界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初级产品出口比例的提高,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将进一步上升。但根据TheilandHenri(1967)理论和图2中的分析结果可知,我国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长期远高于1,比较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上升将会使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更为严重。究其原因,在我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背景下,第一产业技术含量水平较低,初级产品出口比例的上升将会导致更多劳动力游离出第二产业而转向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使得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局面更严重。2.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提高会使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更偏离均衡状态,但它有利于促进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趋于均衡水平而使我国产业结构更合理。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对B1、B2和B3的回归系数均在1%临界水平下显著为负。根据图2可知,我国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长期低于均衡水平,负的回归系数说明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会进一步使其远离均衡状态。但图2也说明我国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长期大于1,负的估计系数说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它们不断趋于产业结构的均衡状态。又因为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对B1、B2和B3的回归系数分别-0.0733、-0.8613和-0.5861,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说明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对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回归均衡的积极作用远超过对第一产业的负面影响。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最终导致工业制成品出口对我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临界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局面的改善。究其原因: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制成品出口必然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引导我国提高自主创新和技术更新能力,从而使得我国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不断趋于合理水平。因为一国产业结构合理性水平正是各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表现,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合理性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和产业结构泰尔指数的降低。3.提高财政支出水平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但增加信贷规模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影响不显著。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率(CZZC)对我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2035,且在1%临界水平下显著,而新增贷款率(LOAN)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提高财政支出率1%将使得我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下降0.20%,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水平将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调整,而信贷规模的提高目前尚不能显著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由于我国经济发达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尚不合理,宏观财政调控将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社会投资、完善基础设施等功能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但因我国尚未健立完善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使得银行信贷难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功能不明显。4.进一步扩大实际外资利用规模不仅不能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对其产生阻碍作用。表2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际外资利用率(WZ)对B1、B2和产业结构泰尔指数(TL)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80、2.0408和0.5509,且均在5%的临界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说明,进一步提高实际外资利用水平将使得我国的第一、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越来越偏离均衡水平,最终使得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进一步加深。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引进外资有利于克服我国资金供给不足问题,但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资的盲目引进产生严重“挤出效应”。很多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招商引资项目任务,不惜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样不仅难以引进优质外资,反而会对国内优质资产产生明显“挤出效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引进外资时缺乏严格的技术门槛,加上世界各国对高新技术出口的严格管制,使得我国在利用外资时不仅不能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反而使得我国成为发达国家一些淘汰产业的转移地,严重阻碍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

三、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出口贸易规模急剧上升,“世界加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前一阶段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以及低成本渗透战略竞争优势的消失,如何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是我国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的重要保证。为了实现我国各次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打破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基于本文所得研究结论,现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降低初级产品出口比例初级产品来自农业、林业、畜牧业以及采矿业等行业,根据辛格(1950)的“贸易恶化论”,当以生产并出口初级品为主的“”国家从“中心”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时,初级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工业制成品价格之比会趋于下降,导致“”国家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由于我国第一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初级产品出口比例的上升必然使得更多的劳动者参与低级产业的生产,有碍于我国经济生产潜能的释放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所以应尽量降低初级品出口所占比例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早日实现优化升级。

(二)在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同时,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含量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虽然近些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有所提高,但50%均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且80%的高新技术产品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但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大部分属于低级产品,并以牺牲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为代价。笔者认为,我国在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同时,应采取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所提出的“雁型”产业发展形态,尽量避免“两头在外”的低级模式,不断实现自主创新和技术改进,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三)逐步提高财政支出力度以充分发挥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作用由于我国经济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坚持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政策仍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宏观产业发展目标的主要战略。由于相对于银行信贷等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支出政策会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产生更显著影响,提高财政支出规模将会有利于缩小与其它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差距,逐步改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被动局面,并使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四)强化外资质量管理、提高外资进入技术门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资的利用不仅未能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优化,反而使原本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偏离均衡水平。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我国对外资的盲目引进所致,盲目地引进外资不仅不能吸引到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反而会对国内优质资产产生严重挤出效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我国资金短缺局面的不断改善,为了确保外资引进对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功能的发挥,各地政府在今后引进外资工作中,应强化对所引进外资的质量管理,通过设置一定的质量、技术门槛来保证所引进外资质量的优良性,避免劣质外资的进入,从而有效改善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超前错位”或“落后错位”的被动局面。

作者:刘斌斌 丁俊峰 单位:南昌大学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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