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进步的战略规划范文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五个大陆进程

始于1989—1991年的对拉美左翼进步力量带来持续影响的五个大陆进程是:第一，美帝国主义对美洲大陆统治系统的重组和强化(主要在1989至1993年)。其主要支柱包括:一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民主”，二是建立一个所谓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后来缩减为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经济支柱)，三是增加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军事支柱)。第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危机(主要发生在1994至1998年)。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是，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系统链的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国家未能履行其内在的三大基本功能，即破坏性地向国外转移财富、在统治阶级内部对政治和经济权利配额进行永久性再分配以及对附属社会群体的收买。由于这些国家将重点掠夺性地放在了第一点上，导致它们不可能履行其余两项功能。第三，20世纪90年代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群众运动(主要发生在1994至1998年)，其力量随着人们对性别、种族、性取向、年龄群和环境问题的关注而有所加强。第四，从地方到国家各级政府中左翼进步力量取得前所未有的选举胜利(主要发生在1999至2009年)。拉美国家的政府多为左翼、中左、中间甚至中右政治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有时左翼政党、组织和运动为联合政府的核心(如巴西)，有时则处于次要地位(如阿根廷)。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选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运动支持左翼进步力量的候选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反对右翼势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与中间力量或中右力量联合执政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支持者的选票，并获得他们的国会议员的支持以批准政府计划。为什么在柏林墙倒塌后不到十年内，拉丁美洲的左翼进步力量就掀起了上台执政的浪潮呢?拉丁美洲左翼进步力量从市级到部级的胜利源于四个因素，其中三个是积极因素，一个是消极因素。积极因素包括:

其一，拉丁美洲历史中群众斗争产生的积累效应，特别是1959至1989年间革命力量和其他左翼进步力量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些势力未能达成其最初目标，但他们表现出的战斗力迫使美帝国主义和当地统治阶级承认了他们参加合法性政治进程的权利。

其二，捍卫人权运动，尤其是谴责并抗议以“国家安全”为名在南锥体国家实施军事独裁和在中美洲国家镇压暴乱的罪行，这迫使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地区盟友停止公开使用残暴的武力作为统治手段。

其三，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得以提高的社会和政治意识、组织和动员能力，为那些历史上被政治体系所排除的群众团体前所未有地参与选举奠定了基础。负面因素是迫使人们接受旨在更多地限制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独立、主权和自决的“世界新秩序”。人们相信“世界新秩序”可以推动拉美采取一种跨国统治机制，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停止系统性地反对左翼力量取得的每次选举胜利的一贯做法。每个左翼进步政府都有自身的特点，但可以把最具象征性的归为两组:有的因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崩溃或严重削弱而上台执政，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有的因政治积累与适应“民主治理”而上台执政，如巴西和乌拉圭。此外还有一些个案，如阿根廷、萨尔多瓦和尼加拉瓜，外加被推翻的洪都拉斯塞拉亚政府和巴拉圭卢戈政府，都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

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当选总统有着共同的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崩溃或衰落挫败了右翼势力阻止他们取得选举胜利的所有花招。此外，随着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产生，需要并能够建立起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宪法和法律秩序。这些人的领导才能也是引导社会转型进程的主要因素。对查韦斯来说，就是能够直接同公众部门进行交流;对于莫拉莱斯来说，就是能够动员原住民运动组成松散的联盟;而对于科雷亚来说，则是可以动员中产阶级的公民运动。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存在着矛盾和缺陷，这些矛盾和缺陷不但造成了分裂、削弱了民众的支持，还给美帝国主义及其当地盟友的颠覆运动以可趁之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和迪尔玛•罗塞夫当选巴西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和何塞•穆希卡当选乌拉圭总统也有共同之处。虽然卢拉和塔瓦雷都有动员公众的能力，但就巴西和乌拉圭的情况而言，他们的领导才能并非其赢得选举的首要原因。也就是说，巴西劳工党和广泛阵线这两个具有很强的组织发展和悠久斗争传统的政治力量的存在才是其获胜的首要原因。巴西和乌拉圭政局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存在社会和政治危机(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社会和政治危机是它们进行更为激进的社会转型的前提)。相反，劳工党和广泛阵线在竞选中强调当选后政府会避免最终的政治危机。第五，拉美左翼进步政府所面临的威胁不断增加(2009年以来尤为如此)。鉴于我们讲的是多党选举制度，因此他们所面临的三大主要威胁是:其一，美帝国主义和本土右翼势力在选举中击败左翼进步力量或暴力推翻他们执掌的政府。

其二，由于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以及自身存在弱点和不足，导致民众基础遭到侵蚀、失去民心。其三，上述两项的叠加效应，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为了将拉美左翼进步政府赶下台，美国外交和情报部门对拉美国家右翼反对党施压，迫使它们搁置彼此之间的矛盾，创建统一的反对联盟以提高选举胜算，还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合法或非法支持。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它们恢复了所有的传统颠覆机制，例如，为罪恶的政变提供舞台，最终于1973年9月11日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当然，这些颠覆机制已经能够适应当今的要求，即在推翻“敌对”政府之后，军队立即消失，临时的“民选”内阁接管政府。虽然这一伎俩在2002年的委内瑞拉失败了，但在2009年的洪都拉斯却取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和巴西这两种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左翼政府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委内瑞拉，查韦斯2012年10月获得总统连任，但得票率是其1998年首次当选总统以来最低的一次，而他的继任者2013年4月当选总统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得票率与反对派的差距更小。这些结果都鼓励了美国和本土右翼势力加快推进他们的永久性颠覆运动。在巴西，出现了反对各种不同社会不公现象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虽然这些运动并不主要或不必然针对劳工党领导的执政联盟，但仍暴露出政府无力解决国家结构性问题，广大民众同左翼进步力量渐行渐远。

二、拉丁美洲左翼进步力量的变革

第一，由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非社会主义进步力量同社会主义左翼力量间的传统对立相对弱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之间(如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格瓦拉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差别并未消失，但却不再是首要问题，为了应对“生存或灭亡”的问题，各种左翼力量需要形成“多样性下的统一”，以抵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反动攻势。第二，当今拉美左翼进步力量结构的主要类型有:———多种倾向的政党(如巴西劳工党和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和联盟(如乌拉圭广泛阵线和阿根廷胜利阵线)。———单一议题的社会运动，其中许多对政治和包括左翼进步党在内的政党持不接受的态度。———新型的社会运动，包括一些从单一的社会运动或社会政治斗争中演变而来的社会政治运动，如巴西的“无地农工运动”和玻利维亚的“走向社会主义运动”。第三，多种倾向的政党和联盟当中的主导力量可以被定义为新型拉丁美洲社会民主，它存在于今天欧洲和老拉丁美洲社会的左翼中，让人联想到16世纪的社会民主。在这些政党内部，社会主义及激进左翼的倾向同新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最后，还有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它们持不同的政治立场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此外，还有一些从多元意识形态政党分裂出来的左翼组织。

三、为建立新范式而进行的意识形态争论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拉美左翼进步力量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1989—1993年)，盛行的观点是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信誉几乎丧失殆尽。在第二阶段(1994—2005年)，盛行的观点是，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得到复兴，这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但却未能形成新范式。主要口号是“寻找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品’”。在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再次出现。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查韦斯。查韦斯采纳了21世纪社会主义，一种被其最初发起人称为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学说。对查韦斯来说，21世纪社会主义是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总体目标的一种介绍，而不是一套系统性的思想体系。但由于查韦斯采纳了这一提法，21世纪社会主义就成了旨在建立新解放范式的意识形态争论的中心，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和社会领导人、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原住民从艾马拉文化和克丘亚文化继承下来的“美好生活”的观念同样是今天拉美左翼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因素。1992年举行的欧洲入侵美洲500周年纪念活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出现的原住民运动以及莫拉莱斯当选玻利瓦尔总统等事例都体现了这一点。在某些原住民运动中，“美好生活”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是21世纪拉丁美洲解放范式的基本要素，但其他原住民运动拒绝接受一切来自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区别。

21世纪社会主义同“美好生活”是正在进行着的旨在为拉美左翼力量构建新范式的意识形态争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新社会运动思想(如民族、女权、文化、年龄、生态、同性恋等)产生互动。民族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这两个对当今拉美左翼意识形态争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流派，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结果。

四、结论

在所有现有的拉美左翼进步国家政府中，有关建立新范式的争论中都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参与其中。还有大批团结在这些政府周围的拉美、北美、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为建立新范式贡献了知识，提出了建议。然而，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任何拉美左翼进步政府的政策都不具有决定性影响。拉美左翼进步政府的政策同对新解放范式的探索是并行的，换句话说，二者之间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它们之间的互动在一些国家多一些，一些国家则少一些，但在任何国家二者都不是齐头并进的。这种情况虽然可以理解，但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风险。

作者：罗伯特·雷加拉多单位：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