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视域下的集聚优势范文

一、集聚优势理念的政治性与战略建构

集聚优势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着重强调对优质资源的吸纳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体获取“极”地位和发挥“场”作用，进而促使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当该理论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时，这种互动行为与循环模式，就具有明显的战略性与政治性特征。发展是维持国家生存的主要任务之一，既是国家大战略的主要部分，又是处于最高战略层面的问题，而集聚优势则是国家实现发展的模式和方法。无论是在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生存都是国家首当其冲的要务，也是亘古不变的命题。对于国家而言，最为重大的任务莫过于发展与安全，前者是实现生存的基础，而后者是维持生存的保证。然而无论在任何时代，发展都离不开对优质资源的获取和集聚。自古以来，农产品、能源、矿产就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战略资源和必需品，缺乏这些物资国家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而土地便成为国家实现发展和维护安全的必须载体和最为优质的资源。于是，争夺和控制更大范围的土地以及其他战略资源就成为国家谋求生存的关键所在，战争作为国家集聚优质资源的主要手段，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便是围绕着土地的争夺与控制而展开的。即便是近代的欧洲战争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战争，甚至是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无不呈现出这个特征。同样，无论是奉行扩张性的国策，还是构建主导型的国际体系，亦或是争夺地区霸权和制订秩序规则，这些政治行为背后所蕴藏的主要目的，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将其他地区优质资源向本国集聚的色彩，所不同者只是在具体内容上超越了土地的范畴。自二战后，优质资源与土地的联系日渐松散，其转移已然不再完全取决于土地的所有与控制。冷战结束以来，覆盖全球的国际贸易体系和机制逐渐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世界各地的优质资源在体系范围内的配置与转移，使得优势资源的集聚变得更为容易、便利和有序。同时，这也意味着传统的通过战争方式实现“集优”的模式，其成本收益与力量耗费及政治风险之比渐高，已不再成为国家政策制订时的首选。当然，模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集优”不重要，或优质资源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降低，恰恰相反，集聚优势仍然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原则和方法，并且由于在和平环境下注重发展的国家逐渐增多，国家间对优质资源的需求增大，由此形成的竞争也呈现出日趋激烈的态势。此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优质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扩大，在经过了三次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优质资源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土地、矿藏、农产品、化石能源等自然物质，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高级智力资源、大规模金融资本、高效的社会与企业管理体制，以及国家的政治行为能力和国际地位等都已被纳入到优质资源的范畴之内，其重要性和所占比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物质资源，以至于对这些非物质资源的争夺与保护也已突破发展和经济领域，有些甚至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当然，“集优”理论的意义不只在于提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思路，更是综合国力持续倍增的方法，这对国际政治关系和国家对外行为也有深刻影响。集聚优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后发国家提升综合国力和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并达成可持续实现之态势。这在客观上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国际行为能力，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及各种对外行为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实力基础，但也必然会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传统上，集聚优势理论的要义在于优质资源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的调动与配置，而一国之内所能控制的资源毕竟有限，从外域获取优质资源就成为必然，因此，战争、贸易及国家间合作就成为最主要的“集优”模式。战争和贸易是常见的传统“集优”模式，前者意味着赢者既可以获得可观的物质利益，又可以成为战后规则与秩序的制定者，但是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过多，成本与风险过高，不是稳定的“集优”方式；后者则是通过扩大比较优势，通过交换获得利益和实物，不过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大多是成品，难以获得国家发展的核心技术与工艺，特别是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核心科学技术与人才的重要性已然大于优质资源和产品，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其政治性不言而喻，而贸易对政治的影响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常论话题。国家间合作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型“集优”方式，国家通过彼此让渡部分利益甚至权利实现优势互补，交换或配置本国所需的优质资源，并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和体系。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中，通过战争来实现国家发展所需资源的集聚已不合时宜，而贸易即便能获得物质资源，或在理论上获得发展所学的科学技术，却难以确保国家获得和维系发展所需的内生动力。国家间合作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广义优质资源的集聚，强化内在能力的提升。当然，“集优”的方式只是战略的手段而已，国家能否通过“集优”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还在于“集优”战略的机制本身。客观而言，集聚优势模式在战略建构中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第一，经济动力的引领作用及其高投资回报性。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先决条件就是本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带动作用，以及投资回报的高收益率和性价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倘若自身经济发展潜力有限，必然对于优质资源的需求有限，既无法激发与优质资源拥有者开展合作的热情，也难以借助他国的优势强化自身的能力。同时，优质资源的集聚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当国家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之时，亦或是金融体系出现较大的潜在风险和融资困难时，都是难以实现优质资源的聚集，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优质资源的流动性更大也更容易流向回报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因此，缺乏足够的经济吸引力，优质资源难以自动到来，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今时代通常难以集聚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内在需要无疑是优势集聚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以及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对外集聚优势提供了战略基础和条件。

第二，硬实力是集聚优势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集聚是很多国家在经济腾飞或快速发展时所采用的重要战略举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既需要借助有效的政治行为加以实现，又需要国家拥有强制手段予以保障。特别是由于“集聚”本身并非一次性行为，确保这种方式的长期有效更显必要。因此，无论是作为体系主导国或是一般性大国，还是其他国家，客观上都需要有强制能力维持和保障整个集聚体系和机制的安全，这既要求国家具备有效的军事能力，也需要拥有较强的政治和外交能力。尤其是当国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集聚优势资源时，确保集聚过程的安全，即优质资源供给源和运输通道不受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威胁、高精尖科技工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实现合法获取、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吸纳不受别国政策制约。例如，美国在全球保持军事存在，以航空母舰作战群和前沿基地为支点，一方面维持了以之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地区秩序，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确保能控制世界主要资源聚集地和战略通道，并在危机出现时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甚至为此积极谋求事先预防这类危机的出现。而军事力量的全球存在与部署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都为美国集聚世界优质资源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证。对于更多的国家而言，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开展国家间合作是集聚优势的主要方式，即便如此，国家的硬实力不可或缺，否则本国的“集优”将深受秩序主导国的制约和影响而缺乏自主权，甚至由此妨碍本国集聚优势，最终损害本国利益。美国与日本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之后，美国不仅“掠夺”了日本近30年的发展成果，而且导致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始出现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损害了日本“集优”的能力，而且使之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泡影，甚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以及现行的经济金融体系和规则。

第三，软实力的塑造及制度环境。实现优势的集聚往往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本国具备发挥优质资源功效，实现自身优势倍增的体制保证；其二，能够吸引到开发优质资源的高精尖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而后者本身也是集聚优势的重要对象和内容。人力资源在当今时代是推动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吸纳人才已成为集聚优势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优质资源发挥作用需要人力资源加以利用和开发，另一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工艺也是由人来掌握的，因此人才作用的关键性和不可或缺性已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人力资源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的集聚难以通过物质资源获取的方式实现，更多地需要国家发挥“场”效应以吸引人才，通过改善和优化本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人才提供较高的发展平台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之主动愿意能为国家发展施展才华，这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以实现人力资源的集聚优势的关键所在。美国在集聚优势的过程中除了强调对于全球物质资源的协调与配置之外，最为重视的也就是强调对世界各个地区高级人才资源的吸引与利用，将吸引技术人才与本国的移民政策挂钩，并形成了相应的机制与成熟的制度，而这也为进一步集聚和开发所获得的优质资源提供了条件。例如，在美国持有H-1B签证的非移民中，有58%的人从事IT领域的工作。这些人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42%的人又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而在H-1B类移民在美国就业的最高年限6年计算，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将自己研发能力最强的时期贡献给了美国。③

二、集聚优势战略的国际政治条件

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世界或区域范围的政治秩序之中，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条件而孤立存在于某种真空环境中，集聚优势理念的存在基础和实践同样如此。集聚优势虽然是一种发展模式和经济学命题，但其实践不仅需要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与条件支撑，甚至还需要创造良好的国际战略关系加以保障。通常情况下，优质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科技工艺以及人力资源，大都具有三重属性，即流动性、战略性和易受制约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优质资源可被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和调节，通过贸易和流通渠道进行配置，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优质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需品或关键品，事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具有战略性和不可替代性。从国家安全角度看，确保优质资源集聚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使之不受或少受政治、军事或其他人为因素的威胁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脉所在。这些特性决定了集聚优势与一般的国际行为体间经济合作或跨国贸易相比，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国家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也就成为影响集聚优势战略实现的主要因素，改善本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部条件也就成为“集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集聚各方面的政治优势和发散本国的政治优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而且其本身也是优势集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国家发展模式的示范力、别国对本国的向心力、本国的国际地位及对外行为能力，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或制约着“集优”战略的有效性。当前，国际合作与互利双赢已成为国与国交往的理念模式，良好的国家间政治与合作关系有助于国家最大化地实现集聚优势。集聚优势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优质资源可以有效地自由流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对此显然有制约作用，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形成的国际体系则一方面给予优质资源配置以更为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推行“集优”战略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在过往的国际社会中，集聚优势大多是在无政府状态和条件下进行的，既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配置，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规范国家行为，也较难以在和平状态下实现集聚优势，因而在近代以前，贸易和战争就成为最常见的“集优”方式。尽管这两种方式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优势的集中，也并非有效之手段，然而集聚优势资源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类方式。以至于本无道德色彩的“集优”原则与战略由于具体方式的原因，影响到世人对国家形象和发展模式的评判。20世纪之前的欧洲大国在崛起或争霸时，大多通过战争或军事行动来抢掠世界其他地区的优质资源，并建立殖民体系以供给自身发展所需。于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称谓也就伴随之产生和存在。即便在当今时代，许多后发国家在集聚优势时已然不采用军事方式，也并未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而是遵循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却也由于对外部优质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以及历史印记而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称呼，颇受世人关注。

在“集优”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国家采用武力对优质资源的争夺，而是国家在某种国际规则和机制下实现集聚优势，以及国际体系对于国家“集优”战略的影响。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中，现实主义观念认为争夺权力是国家间矛盾与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不过究其根本目的却在于为本国生存，即发展与安全，创造适合的条件与环境。然而，国家获取权力的基础在于自身实力，而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和差异，国家间的实力千差万别，于是在传统上便形成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容易成为世界主导国的现象。不过这并不狭隘地表明自身条件对于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恰恰说明集聚能力强的国家往往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获取更多的主导权及优势地位。近代以来，国家集聚世界资源和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拥有先进生产力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国家逐渐掌握了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资源供应体系的主导权，并使用强大的武力维系着这种集聚关系和模式规则的存在，于是造就了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资源的流动不再受自然因素的束缚，这一方面推动了运输业的兴旺及人员交流的密切，使得优质资源得以更为便利地在世界范围内分配，另一方面却也使得“集优”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关系及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在其主导下的新国际体系中非常推崇自由化国际贸易模式与开放、竞争的商业模式，建立了以政治和军事等“硬”实力为支撑的物质分配和交换体系和制度规则，借助经济和金融优势实现了“和平”的集聚优势。但凡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在认可和遵循美国主导的游戏规之下，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实现资源的跨国调配，客观上推动了优质资源在体系内配置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但是这种合作行为仅限于体系之内，加入体系的国家必须以承认美国霸权为前提，而不同体系间的国家则难以如此便利地集聚优势。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就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为其欧亚盟国提供安全体系，1945年以来的国际经济才有可能顺利发展。④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也认为正是在这种体系的庇护之下，日本和西德在美国军事保护下兴起和发展的。⑤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主导了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这不仅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更使得优质资源大范围地调配和转移成为可能。经济全球化进程突破了市场和原料供给的地理界限，一方面扩大了优质资源获取、配置、转移和集聚的范围，抑制了国家通过战争掠夺资源的愿望和意图；另一方面增进了国家间贸易和技术转移等途径在集聚优势中的比重，也使国家更愿意采用低成本的经济手段获取优质资源，客观上为集聚优势提供了条件。但这种依托和建立于美国霸权之上的体系明显地呈现出唯美国及发达国家利益是从的特征。现代的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资源、工艺等方面处于战略高位，对于其以外世界进行扩张和“集优”时不再简单地采用军事和贸易手段，而是以资本扩张和财物交换等形式为主。资本扩张时采取的是比较优势策略，即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吸纳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向后者输出产品，其结果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并且由于发达国家所处高位和发展中国家所处低位差异本来就很大，比较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效益显然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此外，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和状态在现行体系中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而发达国家在本质上也愿意维系和延续这种关系模式和地位状态，借以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因此，现行的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持这种不平等的“集优”关系模式，保护了发达国家的“集优”利益，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全面的集聚优势。

同时，对于后发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国而言，推行“集优”战略的环境和条件较先发国家已然苛刻得多，加入现行国际体系虽然能分享到其中的便利，却也要事先或多或少地满足体系提出的条件，默认其中的规则及其背后的霸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让渡”部分主权以换取“集优”条件的形成。以日本为例，作为战后最成功的以“集优”战略来实现经济复兴和腾飞的国家，其在很大程度上既得益于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却也深受体系之约束。一方面它吸收和引进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几乎不受政治限制，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和能源需求上获得了长期、稳定和有效的海外供给，并在全球范围内开拓了庞大了市场，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为世界经济的“极”力量。但是，这些成就的实现却以日本几乎完全放弃主权为前提。日本自二战后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中，并在朝鲜战争中展露其之于美国的战略地位和意义，遂逐渐成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及驻足东亚、对苏遏制的战略支点，美日之间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构建起战略同盟关系。而日本在其中完全对美放弃本国的政治和军事主权，并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和附庸，时至今日仍被视为“不完全国家”。日本放弃政治和军事主权可以被视为“主权让渡”的极致，所换来的是日本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使之在经济上不再受到美国的严格管制，并基于此得以自由和便利地在体系内集聚外部优质资源，同时还与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产业转移的“雁行结构”，以及获得世界范围的销售市场，而这些都是其在战争中希望得到而没能得偿的夙愿。当然，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加入国际体系让渡主权并不是放弃主权，而是通过让渡换取自身发展所需的战略利益以及拓展国家主权的边际，并实现国家间的合作与共赢。

三、集聚优势战略的国际政治影响

对于奉行集聚优势理念的国家而言，扩大优势面是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力提升的正向行为，但其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却是复杂而深刻的。总的来说，国家通过“集优”增强国力必然致使国家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发生改变。当然，这种变化涉及许多不确定性因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不论如何，“集优”战略还是会推动国家间关系在竞争、合作和对外依赖这三个方面出现变化。第一，加深国家间关系的竞争程度。“集聚优势”是国家谋求发展和增强国力的举措，然而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却是一种逆向行为，一方面同类型的国家同样需要优势资源，甚至所需资源的种类也大致相似，这势必产生竞争；另一方面，“集优”战略的目的在于推动国力的增强，而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会引起国际关系的改变，弱势国家会在这种变化中积极增强自身能力，以寻求新的平衡点或建立新的关系结构。由此不难看出，“集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和扩大了国家间的竞争态势。集聚优势的落脚点是资源配置问题，优质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仍以国家为主体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共同决定了资源难以公平公正地在国家间进行有序配置，客观上就造成了国家在获取优质资源时容易形成竞争性乃至冲突性关系，而这也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和主要内容。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自然资源的势头越来越猛，甚至已与地缘政治紧密挂钩，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谋求发展必然需要集聚优势资源，这势必引发国家间对于优质资源的争夺，而将地缘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则是这种激烈竞争关系的体现。因此，传统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思维惯性也就顺其自然地反映在优质资源集聚之上，维护自身利益与排斥他国利益也就通常被视为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呈现为国家间获取优质资源呈现出我得即彼失的态势。

这种局面极易在资源需求国之间出现，而优质资源供给国也不会凭空放弃自身优势，往往有意纵容需求国之间形成竞争态势，以便从中寻找待价而沽的机会，亦或希望能通过优质资源的交换获取本国所需的优质资源及物品，形成不同优质资源间的交换。因而在诸如高新产业的工艺技术转移，稀缺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分配等“集优”问题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中日之间围绕着俄罗斯石油供给线路安排即“安大线”和“安纳线”而出现的争执，致使俄罗斯有机会坐地起价。不过，由于中日双方皆不满俄之安排，其结果却使得俄罗斯与东亚能源合作的开展受到严重迟滞和影响。当然，作为竞争与冲突最激烈的手段，战争自古就是优势积聚的主要手段，既是直接获取优势资源的方式和途径，又是阻止对手实现集聚优势的手段，还是建立和维系有利于本国“集优”的国际体系的保证。尽管这类战争行为在当前已不多见，但怀有此目的的军事行动屡见不鲜。此外，集聚优势容易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工具和打击对象。优质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是国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往往涉及政治、安全和经济多重因素，容易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时打击的重点或相互制约的工具，特别是当本国缺乏稀缺性资源或核心工艺技术时，这种意味就更显浓厚了。当崛起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能源、金属矿藏、稀土等战略性物资时，则会引起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一，体系主导国或霸权国会担忧这些崛起国家集聚资源以及向外输出优势的目的，对于霸权国而言，维持现行体系的稳定是其核心战略利益，任何大国增强国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行为在其眼中都被视作修正主义者或挑战者。其二，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复制性，新崛起国家在大量集聚这些资源时，必定引起同样需要获得资源稳定供应的发达国家的警觉和排斥，毕竟对优质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或事关国民经济的关键资源的争夺具有零和性。对此，美国部分学者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中美在能源问题上是“零和博弈”，两国为此可能在中东及其他产油国形成竞争，甚至发生冲突。⑥

其三，霸权国家容易利用对现行体系和规则的主导权限制新兴国家获取优质资源，而其同盟国或附庸国也极易随之采取近似的限制态度或政策。即便是新兴国家让渡了部分主权或采取融入政策，即承认现有国际体系和其间主导国家的地位，却也难以完全获得信任，不受限制地在体系内实现集聚优势。例如，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始终保持着怀疑与提防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时刻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与进步的目的在于推动自身获取更多的权力和优势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意图谋取霸权并挑战或颠覆美国现有的领导地位。2005年8月美国政府否决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Ltd.）对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Corp.）的收购就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集聚优势的担忧，甚至为此引发美国部分研究者关于地缘政治的联想。⑦而中国近些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取油气资源和矿藏开采权，同样被美国指责，其背后也是对中国通过优势集聚而实现国家崛起的担忧。⑧第二，促进国家间合作面的扩大。国家集聚优势过程中形成竞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集聚优势同样可以推动国家间形成合作关系。开展国际合作是在现行体系和机制下扩大和集聚本国所需国际优势资源最为可行和成本最低的办法。以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合作在以理性利己主义为特点的国家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国际机制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合作。⑨许多资源性国际组织的形成便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集中了世界主要产油国，协调并形成共同的石油政策和生产计划，以此维护成员国各自或共同的利益。否则各自为战，不仅产油国之间会形成竞争关系，而且难以使本国优质资源发挥应有效益。与之类似，大国间存在类似需求时也会形成合作关系，以避免自己利益受损。2006年8月，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帮办弗雷德里克森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中面临同样的能源挑战，双方加强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符合彼此利益……唯此才能确保彼此的能源安全以及世界的能源稳定。

⑩同时，集聚优势也是将国内所缺乏的优质资源吸纳进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可以采用释放本国所拥有的优质资源的方式来换取所缺乏的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间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甚至构建相应的合作机制。国际合作也是后发国家集聚优势的有效途径和主要方式。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凭借武力推翻现行国际体系和机制以换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空间，这其中的成本无疑是巨大而无法负担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性价比更高的方法是接受和融入现行体系中，可通过体系机制和规则实现国家发展所需资源的集聚，这既可避免与秩序主导国形成直接的正面冲突，又可在和平环境中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况且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到主要的世界贸易和经济体系之中，现行体系下国家间自由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以和平途径获取历史上国家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的资源，这也为国家通过和平方式集聚优质资源提供了可行之举。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无疑是后发国家国际政治行为的最好方式。第三，推动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双赢式合作模式是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和深化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当资源供给国与需求国之间存在着优势互补的情形时，优质资源交换往往容易达成，进而易于推动国家间形成相互依赖型的合作关系。例如中俄之间的能源与金融合作。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油气资源，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亟需的能源；而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又能满足俄罗斯扩大经济规模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于是两国不仅较易于达成能源合作意向，而且当俄罗斯处于资金匮乏困境时，往往更容易在能源价格上妥协，以期通过尽快签署协定获得所需资金，进而加速优质资源的交换。当然，在目前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国与国之间在“集优”过程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不完全是霍布斯式的关系状态，具有明显的相互依赖特征。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曾于2005年提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借此阐明中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性。不过在集聚优势与扩展的过程中，虽然国家间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形成合作状态及关系，但很难在合作中实现关系和地位的完全对等，从而导致相互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具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很容易通过对方的过度依赖而获取主动权，形成政治关系上的不平等。不过，实现以资金供应和融资体系建基础的合作关系则更能确保相互依赖关系的稳定，使之能避免由于依赖程度的不同而带来的政治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巨大的资金投入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支付功能，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优质资源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优质资源的所有国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对本国优质资源进行开发，使之无法为本国发展提供助益，于是对于国际资本的需求是巨大而又亟需的。因此，拥有大量资金的国家往往就可以将资金变为资本而非货币，投入到优质资源的开发中来，使之形成共赢式的可持续集聚模式，这种方式往往会比单纯的资金使用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例如，以股份制方式组建合作机制，以技术、资源、人才等入股，采用合资、合作、资产重组等方式实现合作，更有助于国家间合作的开展，实现“共赢”。在当前时代，国家以资本投入实现“集优”的合作更能实现收益的长期化和合作关系的机制化及稳定化。

四、结论

集聚优势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理论模式，其功效与作用的发挥不免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会给国家对外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创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和条件有助于增强“集优”战略的功效，特别是融入国际体系与开展国际合作是国家实现集聚优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促进“集优”模式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当然，“集优”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前进性，而根本用意还是在于促进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当今时代背景和国际战略环境中，“集优”战略在实现过程中无疑会对国家对外关系造成深刻而复杂影响，但总体上还是在于促使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密切，同时也为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作者：汪滨于永达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