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研究范文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摘要：

国内外大企业财务丑闻的相继出现，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迫使各国开始思考财务问题出现的根源。随着各国学者和企业对内部控制认识水平的提升，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管理方法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会带来重要影响。本文从管理的视角出发，结合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研究作为管理方法的内部控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环境、企业文化、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分别与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优化企业文化环境，建立全面综合的风险管控体系，建立四通八达的信息沟通网络，以及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

关键词：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财务绩效;企业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时代变迁，企业破产倒闭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并非完全由于其他企业的竞争压力和环境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衰败于其内部控制与管理的失衡。银广夏事件、中航油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等，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有效地说明了内部控制的强弱和实施方法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内部控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在国外的研究较早，而且大多采用的是实证研究方法。Demski［1］认为利用数学模型可以描述内部控制，可以判断在对财务绩效起积极作用的内部控制系统中哪些要素是对管理层和审计人员有意义的。Ge和Mcvay［2］对261家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内部控制报告中存在缺陷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显示容易发生重大问题的控制点往往业务流程错综复杂，导致盈利能力随之降低。Beneish等［3］对336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加大了经营的不稳定性和审计师的责任，随之而来的是股价的下跌。Kim和Park［4］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市场不确定性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Ashbaugh－Skaife等［5］通过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参数设计，发现披露缺陷的企业与不披露的企业相比会更可能出现较大的财务风险、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和重组等重大事项。Doyle等［6］通过对779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披露缺陷的企业自身容易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财务状况较差且错综复杂。近些年来我国对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明显增多。林钟高等［7］以2005年300家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内部控制水平越高，企业的价值会显著上升，但也受到成立时间和规模的影响。梁松［8］以公司控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对象进行研究，将评价重点放在管理层面的控制，设计了涵盖多样化指标的评价体系，并研究了权重计算公式和控制能力评价方法。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控制水平的提高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叶梓［9］以2009年内部控制测评报告的39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选取托宾Q值、每股收益和琼斯模型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量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三个指标。实证结果显示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内部控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绩效。国内外学者目前研究内部控制的理论和实务主要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审计方法，用于协助外部监管，而较少将其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去思考如何提高企业整体的财务绩效。因此，本文从企业管理视角出发，探索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从而提出改善内部控制的建议，提高企业整体的财务绩效水平。

二、理论基础

内部控制要为提高企业绩效服务，通过建立健全的流程体系将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内部控制现已应用于企业管理，主要为了解决企业因双重委托所产生的矛盾。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不断的发展，管理控制的提出与发展是由于其能很好地满足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要求，从资本增值的角度，注重企业绩效的提高。

(一)双重委托理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不断变革，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大势所趋，这种分离已经成为现代企业最重要的一个标志。这种组织形式中的双方为人和委托人，人接受委托人的授权，代为进行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这种形式被股份制企业广泛采用。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家族式上市企业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较多，因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双重委托的关系也就比较普遍，其主要体现在大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由于国外的资本市场较完善，国外学者对传统委托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完整和成熟，但对于我国国情而言，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并不适用于这种传统的委托理论。在大股东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控制企业时，与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就会升级为第二类委托关系。小股东如何在没有控制权的情况下监督大股东的行为、维护自身权益就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情况下，选择由其他机构所提供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作为评价大股东行为的标准也就成为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但这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管理状况，也就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内部控制既能够应用于审计方面，也能够应用于管理企业。从审计方法的角度看，内部控制本质上发挥的就是内部牵制的作用，这主要是指会计的内部控制，主要目的是保护财产的安全完整和会计账簿的准确无误，避免企业产生不必要的损失。从管理方法的角度看，通过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企业绩效，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必然也会缓解这种双重所带来的矛盾。只有内部控制真正成为一种管理工具时，这种矛盾才会真正有所缓和。

(二)管理控制

理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萌芽于以查错防弊和职责分离为主要任务的内部牵制制度。内部牵制是为控制错误和违规业务，提高经营和管理效率而设计的一整套业务流程体系。企业中的任何一项业务必须经过两个以上甚至更多人的授权审批才能够实行，这就是所谓的内部互相牵制与制衡。由于企业进一步经营发展的需要，内部牵制理论慢慢演化为内部会计控制与内部管理控制。内部会计控制的目的是资产保全和保证财务信息的准确完整，内部管理控制的目的是使组织按照已设计的全部流程体系运行，提升经营管理效率，为进行会计控制提供前提和基础。两种控制制度的融合与发展为现代管理控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哈佛商学院的Anthony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对管理控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所阐述的管理控制的概念是管理者为达到组织目标，高效地获得并利用各种资源的过程。他是将管理控制与作业控制和战略规划分开讨论的第一人。企业通过管理控制将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分解成各个组织的次级规划，逐级完成各自的目标。Anthony认为管理控制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通过影响其他人员来完成组织的战略，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管理控制理论不断向前发展，其研究路径也比较清晰，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彼得•德鲁克的目标导向思想、威廉•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和罗伯特•卡普兰的平衡记分卡模型，三者所探讨的实质问题具有共性，关键点都在于如何提升企业绩效和价值。

三、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比较一致地得出内部控制对财务绩效有重大的影响这一结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提升其财务绩效。

(一)研究假设

在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所规定的内部控制五要素与COSO所的要素构成基本相同，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内部监督。企业文化是企业软实力、整体价值理念的体现，也是协调企业目标和管理理念的道德标准。当企业内部控制出现缺陷时，企业文化就成为指导企业和员工思想与行为的标尺。本文从管理视角出发，通过实证分析，结合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研究作为管理方法的内部控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假设:

假设1:控制环境与财务绩效正相关。本文认为控制环境越好，企业的财务绩效就越好。控制环境具体涵盖的内容广泛，涉及员工的诚信度、执业素养、道德理念和个人才能、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组织形式、权责分配、人事制度等。董事会是整个内部控制体系的核心，对经营者行为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经营者与所有者需要各尽其职，约束经营者行为的关键就是加强其监督作用。内部审计要求对内部控制进行监控与评价，有助于建立公平与公正的控制环境。因此，本文对内部环境进行量化时选取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即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以及是否设立内部审计机构。

假设2:企业文化与财务绩效正相关。本文认为营造的文化环境越好，企业的财务绩效就越好。企业文化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而逐渐融入到员工思想与行为的精神力量。具体体现在价值理念、人文精神、道德与行为标准、规章制度及产品等方面。其中，价值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的量化有一定的难度，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没有一种统一而又有效的衡量方法。因此，本文对企业文化的量化主要综合国内外文献和企业所公布的文件资料来确定两个量化指标，即是否强调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养价值观，以及是否将职业道德修养作为选拔和聘用员工的重要标准。

假设3:风险评估与财务绩效正相关。本文认为风险评估机制越完善，企业的财务绩效就越好。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越大，其财务绩效状况差的可能性就会相应提高。企业为达到经营管理的目标而实施的各种活动都会遇到各种不确定性事件的影响。风险是潜在的，其出现的时间点及影响力都是无法准确估量的，其发生后对于经营管理甚至财务绩效的破坏程度也是无法预计的。由此可见，风险的评估为预测和应对风险提供了前提和保障。面对风险能否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制定应对策略，决定着企业能否稳定长久地发展。在对风险评估进行量化的过程中，选取是否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和采取应对指施，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交易这两个因素进行量化。

假设4:控制活动与财务绩效正相关。本文认为控制活动越科学完善，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控制活动是依据所评估的风险大小及影响力的情况而采取的应对行为，目的是尽量减小对经营管理的负面影响。控制活动在内部控制的所有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他要素都是为采取这一控制行为而提供前提和基础。就一个企业来说，控制活动主要涵盖了对业务授权、职责分工、财务信息和资产等关键点的控制。企业总体控制活动计划的制定必须由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进行，才能保证控制活动的贯彻实施。现代企业要求必须权责分明，一项业务流程不能只由一人独立完成，必须由多人互相牵制，减少掩盖错误与问题的不良行为。因此，本文将是否建立了适当的职务分离制度，并进行了明确的授权，以及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活动的整体规划作为控制活动的量化指标。

假设5:信息和沟通与财务绩效正相关。企业的信息和沟通越顺畅，企业的财务绩效就越好。企业任何政策规章的执行都首先需要信息准确地上传下达，员工才能按照正确的指示规范自身行为，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沟通涉及到管理哲学，表达方式要求简单清晰，如权力的授予必须明确。沟通的过程要具有一贯性，要与企业文化相契合，同时能够有效地支持其建立与完善。在企业的日常活动中，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次数和监事会能否公正地发表独立意见是考验企业高层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有效方法。因此，本文选取监事会发表独立意见和董事会会议次数作为衡量信息和沟通的量化指标。

假设6:内部监督与财务绩效正相关。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清晰地划分监督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权力与义务，设置明确的内部监督流程和体系。主要包括日常与非日常监督，均需要形成书面文件，记录内部控制体系所出现的问题。同时，对于这些问题应当建立跟踪监督机制，以确保能够及时得到修正，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建立监督机制的重要意义。注册会计师所递交的审计报告能够披露所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和对其监督的情况，且会给予一定的改良意见。因此，本文在量化内部监督时，选取的指标是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和是否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二)样本选取

由于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相比，内部控制制度相对不完善，相关数据获取较难，因而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最初选取了300家沪深A股2014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34家企业符合研究样本要求。所研究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企业年报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样本数据在选取过程中考虑了以下事项:剔除了以*ST、ST、SST开头的公司，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发生严重恶化，不能代表企业整体的绩效水平;剔除数据有明显错误或披露不全，无法完整获取相关信息的企业;剔除金融保险、房地产公司，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与其他企业差异较大。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财务绩效，采用的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作为财务绩效的衡量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为报告期净利润除以平均净资产，每股收益为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除以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控制环境、企业文化、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内部监督，是根据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所规定的内容而选取具体指标。由于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一项软实力，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发挥了潜在的重要作用，而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又容易忽略企业文化的潜在作用，本文将企业文化从控制环境中抽取出来，单独定义为一个衡量指标。内部控制的具体评价指标和赋分原则如表1所示。

3.控制变量

经过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除内部控制水平外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绩效。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AT)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RB)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使用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资产负债率使用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衡量，营业收入增长率使用本年末营业收入除以上年末营业收入衡量。

(四)模型构建

前文做出了研究假设并选取了变量指标，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建立模型，对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ROE=β0+β1A1+β2A3+β3A3+β4A4+β5A5+β6A6+β7EPS+β8DAT+β9IRB+β10SIZE(1)EPS=β0+β1A1+β2A3+β3A3+β4A4+β5A5+β6A6+β7EPS+β8DAT+β9IRB+β10SIZE(2)

(五)实证分析

1.描述性分析

从表2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来看，并结合所搜集的数据，控制环境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均值为0.79，说明大多数企业对于控制环境的建设还有待提高。企业文化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均值为0.32，标准差为0.90，均值低，标准差在所有内部控制衡量指标中最大，说明不同企业文化的建设程度差异较大，企业需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风险评估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均值为0.48，标准差为0.63，均值较低，标准差较大，说明部分企业疏于风险评估，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需进一步完善。控制活动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2，均值为1.90，说明企业已经普遍意识到控制活动的有效实行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正向影响。信息和沟通的最小值为1.01，最大值为1.12，均值为1.04，并且数据的离散程度较低。说明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发挥了应有的决策作用。内部监督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2，均值为1.76，说明注册会计师大部分还是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抽取的样本企业大多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净资产收益率的最小值为0.00，最大值为0.23，均值为0.12。每股收益的最小值为0.02，最大值为1.09，均值为0.48。资产负债率的最小值为0.20，最大值为0.82，均值为0.49。营业收入增长率的最小值为－0.06，最大值为0.23，均值为0.10。企业规模的最小值为21.07，最大值为24.11，均值为22.18。

2.偏相关性分析

本文进行了偏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控制环境、企业文化、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内部监督均与ROE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示内部控制要素的指标值与ROE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环境、企业文化、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均与EPS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内部控制要素的四个指标值与EPS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信息和沟通与EPS的相关系数为－0.11，显著性水平为0.03，说明信息和沟通与EPS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大部分符合了假设的内容，还需要进行回归性分析，进一步对假设的正确性进行验证。

3.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之后，发现内部控制要素的指标值和财务绩效的指标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分析并不能体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规律性的统计关系，因而需要继续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首先进行了拟合度检验，式(1)的复相关系数R为0.83，可决系数R2为0.69，调整R2为0.68，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控制环境与ROE的线性回归关系密切。控制环境的回归系数为0.20，相应的P值为0.02，小于0.05;企业文化的回归系数为0.17，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风险评估的回归系数为0.18，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控制活动的回归系数为0.35，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信息和沟通的回归系数为0.45，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内部监督的回归系数为0.26，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内部控制的六个衡量指标均与ROE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假设相吻合。式(2)的复相关系数R为0.57，可决系数R2为0.33，调整R2为0.32，虽然没有式(1)的拟合度优良，仍能说明内部控制变量与EPS的线性回归关系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控制环境的回归系数为0.46，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企业文化的回归系数为0.38，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风险评估的回归系数为0.15，相应的P值为0.01，小于0.05;控制活动的回归系数为0.34，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信息和沟通的回归系数为－0.11，相应的P值为0.03，小于0.05;内部监督的回归系数为0.28，相应的P值为0.00，小于0.05。内部控制要素中的五个衡量指标均与EPS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假设相吻合。只有信息和沟通与EPS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假设相悖。

(六)实证结论

首先，实证研究的结论能够完全支持假设1、假设2、假设3、假设4和假设6的结论。但是，部分支持假设5的结论，即信息和沟通与净资产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每股收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信息和沟通与财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得到了部分印证，但部分内部控制指标的结论不能推翻整体的结论。从这一结论中可以看出，由于企业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信息扭曲方面的问题，使企业的财务绩效受到了负面影响。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企业的规模应该与企业的发展程度相匹配。每股收益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的财务杠杆作用并不是一本万利，资产负债率无限制地扩大，只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四、对策建议

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论证结果。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运用价值观管理，优化企业文化环境

在企业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已经占有一定的市场、取得了一定成功的同时，企业应该对已经初步形成的自觉的企业文化进行提炼与总结。这一阶段，企业面临着扩大规模、增加新员工、各种管理理念与工作方法交汇冲突等问题，只有梳理出一套适合企业发展的价值理念才能避免由于缺乏价值共识而发生内部离散效应。在这个时期，企业需要进行文化的总结与反思，通过全体员工的精神力量集思广益，对现有的文化体系和内涵进行提炼和升华，确立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由于企业文化的传播，不可避免会出现文化冲突，对于文化传播的手段与工具的运用要遵循“从易到难、由内而外、循序渐进”的原则。企业应建立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将企业内外上下的传播贯穿融合起来。对内传播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的优秀文化，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对外展示自身文化的独特魅力，招贤纳士。从实践来看，定期进行优秀人物评选、先进文化介绍与探讨等活动都是进行传播和交流人文精神的有效方式。对逐步形成价值观的这一过程进行不断修正，企业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人才录用时甄选标准的确定、日常价值观的检测和形成过程中的培训与矫正。

(二)建立全面综合的风险管控体系

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起到先导作用，要把握全局，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高层管理者应根据企业自身的能力去承接项目，对所承接的项目建立严密的评估制度，对经评估确认风险较大的项目要尽量避开和放弃。不盲目扩大承接项目的规模，避免使各个项目处于有效管理范围之外，有效减轻因企业管理不到位带来的风险。企业应采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对涉及风险的工作内容制定详细的风险管理计划，使企业的所有工作内容有规范可循，有法规可守。管理者时刻关注关键点的控制，发现和解决出现的问题，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对于紧急事件的应对，企业要有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这一机构不必是常设机构，但必须由一批时刻待命、高效完成任务的人员组成。对于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管理委员会要事先制定预警与应急机制，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将其危害降到最低，保证业务流程的正常进行。

(三)建立四通八达的信息沟通网络

企业信息传递系统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管理层的重要决策，再高明的决策也需要畅通的信息渠道进行传播。因此，很多企业尤其是集团性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沟通网络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加强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及时沟通，并保证沟通的效率效果。为保障董事会信息传递通畅，促进其与监事会、经理层之间建立密切的沟通协调机制，在适当增加集体会议次数的同时，提高其制定管理策略的水平和效率，构建高效、透明、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应及时向监事会提供信息，建立与监事会的联系机制，对监事会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应尽快落实，并向监事会进行执行情况的反馈。按照企业情况，董事会与监事会、经理层至少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沟通会，对公司的财务、审计、资产状况和经营管理，以及出资人事项等重要情况进行讨论。优化公司与外部信息的沟通渠道。公司应主动与投资人、债权人、供应商、客户和分销商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建立良好的信息传递与沟通机制。这样能及时地使信息使用者了解最新的经营与管理决策，同时企业也能准确地了解到对方的需求，以便适时灵活地改变企业的决策，更好地为利益相关者服务，最终达到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目的。

(四)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并不能寄希望于企业能完全通过自我控制来建立完美的内部控制系统。此时，就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来约束企业的自律行为。同时也要避免相关部门，如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工商部门，以及审计部门等之间的职责重叠，造成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影响企业的良性发展。外部机构应当针对企业易出现的问题进行关键点控制，如对企业的信息披露建立横向与纵向的对比监督，与同行业的横向比较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企业近几年度的纵向比较可以更清楚地显示企业的发展状态和走势。外部机构应定期检查关键的控制点，同时结合对某些控制点实施专项检查，尤其是对变化较大，或被举报，或被有关部门通报的企业，进行重点监督，推进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7］林钟高，郑军，王书珍.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研究———来自沪深两市A股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7，(4):132－143.

［8］梁松.基于公司控制能力的公司绩效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91.

［9］叶梓.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内部审计视角［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1.1－41.

作者:徐丽军 洪莹 王静 单位:沈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人民出版社财务部 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