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粮食经济的研究范文

清代前期，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粮食危机，进而引起社会骚乱，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粮食管控。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蒲霞的《试论清代江浙地区粮食短缺问题》论述了江浙地区清代粮食短缺引起其后全国性的社会危机；[1]刘朝晖的《嘉庆八、九年间浙江截米案探析》分析了米案中各阶层的利益、态度以及粮食贸易纠纷中各区域地方势力的利益冲突，认为清朝对于全国的粮食流通沿续了前代支持粮食贩运的政策；[2]赵媛的《雍乾时期广东的粮食骚乱及政府对策》[3]深度剖析了地方政府在应对粮食暴动，争抢粮食骚乱时，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进行管控。清代中期以后，由于战乱与灾荒，粮食供给危机日益严重，学术界主要倾向于采用将该时期的粮食危机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相关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路伟东的《1860—1864年天京的粮食供应》[4]，他认为粮食供应在太平天国史上极其重要，尤其是太平天国末期，天京城一直受缺粮的困扰，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军事的成败，而且对此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变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该课题进行探讨的还有田玄、季鹏的《粮食给养与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5]方之光、崔之清的《试论太平天国天京的粮食》，[6]贾熟村的《粮食问题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7]在战争供粮方面有刘志坚的《论军粮供给与甲午战争》；[8]剖析清末民初粮食供应危机方面有赵惠蓉的《晚清京师的粮食供应——晚清北京社会问题剖析之一》，[9]苏宏的《民国初年城市粮食供应危机的原因》，[10]上述赵、苏两文均认为米粮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加之不法米商的操纵垄断等才造成了民国以来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并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樊如森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11]则探讨了国家放弃对粮食供应的控制以后，市场是如何对粮食供需进行调节的，并进而探寻两种不同粮食政策的利弊得失。

学界以清末民初湖南米禁为切入点对清代粮食管控政策的利弊及成效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晚清湖南施行粮食调控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米禁。它是指在粮食匮乏并出现严重粮食危机时，政府为维持民食，禁止运米出境的措施。胡忆红的《1909—1910年湘鄂米禁研究》[12]论述了1909—1910年湘鄂两省同遭灾患，湖南拟采用禁米出境的粮食调控政策，但遭到列强抵制，清政府由于在条约范围内循规蹈矩，惧外欺内，保鄂轻湘，加之湖北当局粮食决策失误，导致湖南自主调控粮食的政策受挫，难以及时禁米出境，最终酿成湘鄂米案。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湘鄂米案原因的探究不只局限于“米禁”调控政策的失灵，他们的研究有的多着意于官绅关系、会党及灾变等因素，相关论文成果有杨鹏程的《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13]、《20世纪初湖南自然灾害与米荒》；[14]阳信生的《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斗争新探》；[15]朱圆满的《论梁启超对湖南抢米风潮的经济观察》[16]等。上述文章认为当时官方和普通民众大都把抢米风潮归因于灾害发生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而致。不过鲁克亮的《贫困与权利——重新解读“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7]则认为上述解释显得十分勉强，并指出了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因：面对粮食危机时，占长沙市人口多数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灾民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居于劣势，其大米交换权利丧失引发不满从而导致社会骚乱。也有学者从新的视角来解读“米乱”的发生，如苏全有的《省际圈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8]认为从省际圈及其背后所支撑的省界观念视角，可以看到各省以邻为壑，只顾及自身平安，折射出清政府缺乏全局统筹，丧失宏观粮食政策调控能力才导致米案的发生。笔者认为，米案的发生与经济利益背后决策者政策考量的失误及区位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当时湖南、湖北两省政府当局粮食管控政策的失效导致米商、洋商与湘鄂政府三方利益互为冲突，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又导致两省的粮政调控失效，促使中央与地方统筹粮政的最终失败。

一、清代粮食生产与储运研究

关于清代粮食生产的研究，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清代前中期粮食亩产的考察。粮食亩产量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粮食亩产量的考量，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衡量清代生产力水平的高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清代粮食生产及其产量较为关注，研究成果日益涌现。②在研究清代粮食亩产量时，学者主要从整体与区域两个视角来考察。从整体视角对清朝前中期全国范围内粮食亩产量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前期。吴慧就把清代前期的粮食亩产量放在帝制中国的整体宏观视野下进行比较，并用数据来分析农业生产力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清朝只是其比较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节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逐渐形成潮流，有学者开始从区域视角来考察粮食的亩产量，如学者郭松义就对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亩产量数据的收集做出了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史志宏细致分析了19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及总产量问题，③他通过新史料的补充得出结论：与此前相比较，19世纪中期的粮食产量，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点。有清一代，其仓储制度渐趋完备，官府储粮仓库的运作和功能也就比此前历代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对常平仓的研究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学者张岩的《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19]详细研究了清代常平仓的发展、管理运营及其作用，认为常平仓在清代的发展以乾隆末年为界，前期呈发展的态势，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但管理僵硬，后期趋于完善，却渐沦为临时补救措施和敛财的工具，而其谷仓则以捐纳和采买为主。她的另一篇文章《论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的关系》[20]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以往以某个仓为主要研究对象单独探讨的做法，对常平仓和其他相关联的仓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们在区域布局和功能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另外，不少学者还展开了对清代地方性粮食储备调节制度的探讨，如陈春声详细论述了清末广东社仓、义仓和常平仓制度的创办、仓谷的来源和使用经营管理机制，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弊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仓储制度的组织与社会功能。相关对清代区域仓储进行研究的也有不少成果。④就清代湖南仓储管理研究而言，所见成果并不多，据笔者所查仅有2篇论文。张颖华的《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21]认为清朝前期湖南官民较为重视仓储，境内普遍建立了以储粮备荒为目的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在缓解社会灾荒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出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封建势力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映；王日根、陈瑶的《晚清湘潭民仓与地方政治的变迁——基于<湘潭积谷局志>的分析》[22]探析了晚清湘潭积谷局司事由县城的士绅和乡村中义仓管理者组成，起到了连结城乡、沟通商业活动的作用，积谷局的士绅管理者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促进了湘潭地方政治的有效变迁。有关清代湖南粮食生产的研究成果也不多。邓永飞《清代湖南水稻生产技术探析》[23]对清代湖南的水稻生产技术作了比较具体的考察，认为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清代湖南水稻的亩产量较明代有了显著的增长。

二、清代粮食流通与贸易研究

在粮食流通、粮食贸易方面，许多学者注意到，交通的发展推动了粮食流通格局的变化，拓宽了粮食贸易市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海运后，到1840年海运已经相当发达，特别是1895年以后，清代交通及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出现若干大城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及对粮食的需求增加，除漕粮外，安微、湖南、江西、四川等外调的粮食，属于全国性省际流通商品粮。[24]学者对清代粮食流通主要关注的视点在清前中期，如陈桦的《论康雍乾时期的粮食流通政策》，[25]廖声丰的《试论乾嘉时期苏州浒墅关的粮食流通》，[26]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27]等研究文章。随着晚清长江流域交通的完善，粮食的流通和贸易进一步得到推动。吴晚璘的《清代长江流域粮食贸易兴盛原因初探》[28]细致考察了清代粮食贸易在长江流域兴衰的历史变迁；吴敌《清前期长江流域粮食贸易的几个问题》[29]则通过对清代长江流域粮食贸易市场、经营形式等问题的考查，分析了清代长江流域粮食贸易的几种不同市场形态，以及流域内以粮食贸易为主的统一市场形成的原因；张岩则以独特的视角选择汉口这个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码头来考察清代的粮食贸易，在其《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30]一文中以汉口为例，通过粮食贸易的集散经营、流通运销等问题的考察，分析出清代的粮食贸易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就清代湖南粮食史研究的整体现状来看，学界对清代湖南粮食贸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最具代表性的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颖华的博士论文《清代湖南粮食贸易研究》将清代湖南的粮食贸易的经济环境、发展情形、流通网络放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多元考察，还将清代湖南的粮食贸易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联系起来分析。关于湖南米谷外运的流通路线，陈春声认为主要是以湖北汉口大码头为外运的中转站，即“洞庭湖周围地区出产的米粮大多直接进入洞庭湖，然后沿长江集中于湖北汉口”，“集中于湘潭的大部分商品粮最后也顺流运到汉口，汇入向长江下游大规模运输的米粮之中”。[31]吴承明则认为清代湖南商品粮外运的流向主要是东西路线，即“湖南、四川米经长江运江苏”。[32]还有学者认为，由醴陵、攸县的谷米运往江西的萍乡、莲花等地；湘南地区的谷米由郴县等地运往粤桂。[33]关于清代湖南米谷外运的规模与数量，邓永飞在《清代湖南谷米外运量考察》[34]中认为，除清初的几十年外，湖南米谷外运的总量很大，一般每年输出的稻米达上千万石，因人口、耕地、亩产量、平均年收成、总产量、消费量的变化而有较大的变化，从清初到乾隆，外运量不断增大，乾隆以后则不断减少。他的另一篇论文《米谷贸易、水稻生产与清代湖南经济》[35]论述了清代外省对湖南米谷的需求在促进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湖南社会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如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经济结构单一等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同时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湖南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陈曦、阳信生的《从湖南的地方志看清代前期湖南商业》[36]认为清前期谷米是湖南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钟兴永的《清代湘米贸易论略》[37]简要论述了清代湘米的产量、湘米输出的数量与范围、湘米的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湘米价格及湘米贸易发展的成因。钟永宁的《十八世纪湖南粮食输出与省内供求效应》[38]探析了18世纪湘米通过“私商贩运、省际拨协、委员采买”等多种形式大量地输出外省，进而深刻影响湖南省内的粮食供求状况，并导致米价的增长和各地米价的不平衡。对湖南米谷市场的历史变化考察作出重大贡献的首推全汉昇，他通过分析清代官方米价资料，说明了早在18世纪，湖南米谷市场已经与长江下游地区紧密结合起来，并探析出价格差距是推动米谷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认同中国存在以价格为主导的米谷市场还有台湾张丽芬，但是她的《湖南省米粮市场产销研究(1644—1937)》[39]也指出从17世纪以来湖南米谷市场呈现显著萎缩的过程，其中一项重要因素是长江下游各省的地方官府不再采买湖南米谷。这一观点不同于上述全汉昇的论点，强调是官府的干预推动了湖南米谷市场的开展，亦即认为在价格的推动力以外，地方官府的行政手段也会推动市场发展。她的研究也存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谈及米粮市场的变化对当地社会有怎样的影响。香港黄永豪的《市场与国家：湖南省湘潭与长沙米谷市场个案研究(1894—1919)》[40]则对清末湖南两大米市——湘潭的易俗河与长沙的靖港米谷市场，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揭示了湖南米谷市场由湘潭转移到长沙的动因及湘米(谷)贸易的动态流动网络市场，并透过20世纪初年湖南米谷市场的历史变迁，探讨了农业市场扩张如何影响了地方社会发展，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海外不少学者也对湖南粮食贸易展开了深入研究。美国学者王国斌、濮德培的《18世纪湖南的粮食市场与粮食供给》[41]将湖南省内的米粮贸易的规模和范围进行空间规模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将粮食价格的变动方式，结合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探讨了米粮市场有效整合的程度。罗友枝(EvelynRawski)则从米粮市场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这一视角来考察湖南的米粮市场，把16世纪福建的农业市场发展和18世纪湖南的米谷市场发展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农业市场的发展分别影响了福建和湖南地方社会的结构，而国家的行政权力对农业市场的影响力较为微弱。对清末湖南米谷贸易情况的考察，蔡志祥[42]指出在20世纪的湖南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价格为主导力量的米粮市场，虽然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措施来干预湖南米谷市场，民间力量可以利用所拥有的各项资源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动以左右湖南米价，但是湖南米粮市场仍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价格市场。另外，韩国学者田炯权的《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43]分析了清末湖南米谷市场米粮流通的情况，还以汝城、邵阳、安乡三县为例论证了商品流通对米谷市场的影响。

三、研究不足与趋势

从上述研究成果不难看出，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清代粮食经济给予了相当关注，学者们尤其对清代湖南这一重要粮食区域的粮食调控、生产与储运、流通与贸易等问题开展深入考察、分析。当然，对清代粮食问题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互动性、微观性、深度性考察有所欠缺。具体言之：一是粮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缺乏运用粮食经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二是在对清代粮食经济研究宏观概括性论述居多，微观性探讨较少；三是有关粮食的区域互动比较研究明显不足；四是对清代各个历史时段粮食政策执行及其绩效的研究有待深入，且某些评价也有待商榷；五是缺乏对清代粮食问题，尤其是粮食管理问题作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状况尤其表现在对清代湖南粮政的研究大有不足之嫌，即已有的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多从粮食的储运、米市及湘米外运探讨粮食自身的经济问题，而忽略了粮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而未能从粮食政策层面的视角来具体分析清代湖南各种政治危机与湖南粮政绩效、成败得失的内在关系。此外，对清代湖南粮政中重要人物与相关群体对湖南粮食问题的政论、执政措施和粮政思想缺乏应有的研究。目前学界对有关清代宏观粮食调控政策和粮食生产、贸易制度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关注较多，使之日益成为清代粮食史研究的热点。其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趋向于借鉴海外学者的重数据的实证分析、中西比较的独特视角。譬如台湾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全汉昪、王业键、魏丕信、王国斌、李中清、邓海伦等人，就通过动态数理分析的手法、中西比较的方法，以全新视角对清代粮食价格、粮食供需、政府粮食政策、粮食饥荒等粮食业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很高水平的研究成果⑤，此外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也对清代的粮食价格和粮食经济思想进行了宏观与微观分析研究⑥，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模式逐渐为大陆学者所借鉴。

作者：周建树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