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水平测量及变动趋势范文

一、体面劳动的指标选取与权重拟定

本文力图对改革开放中期以来中国的体面劳动水平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数据始终时间为2000－2011年的12年间。为保证结果的客观性，本文避免使用主观指标和调研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等官方数据，或由这些官方数据计算所得。“体面劳动”指标主要依据国际劳工组织2008年修订后的衡量指标体系及亚太地区的衡量指标，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来选定，对于我国官方尚未进行统计的某些指标，或是选择相关替代指标，或是忽略。首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审核、整理及标准化处理，把体面劳动指标分为二个维度，部分指标涉及到三个维度。本文对指标权重的计算，改进了以往平均赋值的方法，利用Pearson相关性值作为最终权重的拟定依据，层层推进，据此算出指标权重。在就业机会维度里，用灵活就业规模替代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测算。我国灵活就业规模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显性的灵活就业，亦即就业的总体规模减去明确的传统正规就业的规模，①再加上城镇各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的人数;另一部分则是隐性的灵活就业，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口中的隐性就业的估计。

在就业机会和平等待遇维度里，有两个主要内容:男女就业机会以男女就业差异率来衡量;残疾人就业以中国福利企业个数、城镇残疾人当年安排就业人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数、残疾人工作者人数来衡量。这两类指标分别赋权重0.5。在社会保障维度里，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做了相关的指标替代:公共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用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替代;65岁以上享受养老保险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用离退休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占人口比例作为替代;城镇基本医疗保健覆盖的人口比例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比例作为替代。体面劳动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以往被忽视的一个部分，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经修订之后新增加的一个部分。失学儿童百分比为反向指标，这里用正向指标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替代;劳动生产率可以体现为就业人员的人均GDP，简称PPP，以及PPP的增长率;收入不平等指标是收入最高的10%人口收入和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的差异率;通货膨胀表示为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经济部门的就业构成用偏离数来表示，是三次产业结构偏离数的绝对值之和。②

二、中国体面劳动值的计量

根据以上分析计算得出的权重值，利用SPSS软件计算得到二维指标的最终值，以此类推，得到最终的体面劳动值。计算出的单个年度数值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只有经数值比较才能体现出不同年度数值间的相对变化。本文将2000年的体面劳动值设为1，然后依此为数据基准计算得到后十年的体面劳动值，依据此基准值，在对各年度数值变化的比较中得出改革开放中期以来中国体面劳动水平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见，近十多年来，我国体面劳动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虽在个别年份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但不影响整体走向。

三、中国体面劳动水平变动趋势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体面劳动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不断提升，但也偶有下行波动。本文试图从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略加分析。

(一)体面劳动水平提升与社会保障法制体系的完善密切相关中国体面劳动水平的整体提升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劳动社会保障法规密切相关。在劳动标准立法方面，2001年国家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2002年颁布了《安全生产法》;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最低工资规定》，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扩展到企业以外的用工单位;2007年国务院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在劳动关系立法方面，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集体合同规定》，规范了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行为;2007年国家颁布了《劳动合同法》;2007年颁布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及时公正地解决劳动争议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劳动保障立法方面，2003年国务院了《工伤保险条例》;2007年国家颁布了《就业促进法》，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2010年末，国家颁布了《社会保险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保障制度的综合性法律。在劳动行政立法方面，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进一步规范了我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中国体面劳动水平的持续提升与劳动社会保障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密切相关。首先，立法层次提高，多以法的形式出现，带有强制性，提高了执行力及约束力。其次，适用范围扩大。我国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劳动者的覆盖范围愈来愈广，包括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务派遣工和农民工等。再次，我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越来越细化，原隶属于《劳动法》的内容大都列为单独条例、法规，从而避免在执行过程中部门间的相互掣肘和主体缺位。最后，我国的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影响。我国1983年正式恢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迄今我国已承认和批准了25个国家劳工公约，缩短了中国劳动法律与国际劳工公约的距离。

(二)体面劳动水平的上行趋势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密切相关体面劳动水平的上行趋势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坚持实行“以充分就业目标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发挥着积极的导向作用。一方面是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从改善就业机制入手促进就业，包括政府直接提供和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等，另一方面是通过财政收入政策，从税收政策扶持入手推进就业，包括2003年起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对新企业所得税的相对低税率等。货币政策的稳健既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保证生产率提高、民生改善和充分就业的调控目标，又能够稳定国民的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产业政策促进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国家产业投资和产业发展指导性政策来实现。政府在制定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注重兼顾三个方面的平衡:就业增长和产出增长的平衡、生产率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平衡以及技术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平衡。这些都为我国体面劳动水平的提升做出了贡献。而分配政策已成为我国体面劳动水平提升的瓶颈。数据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绝对水平不是最低，但其比重却在下降，从上世纪的90年代的68.3%下降到现在的57.8%，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而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劳动报酬约占GDP的70%左右。收入分配体制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体面劳动水平提升的限制性短板。

(三)体面劳动水平的波动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从图1可见，2008－2009年我国体面劳动水平突然下滑，随后又转向回升和上升，这种异常波动主要是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所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从而导致金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渐演变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增长拉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体现在外部需求明显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金融形势严峻等。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企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用工需求下滑，规模裁员和职工待岗歇业现象增多。此外，在危机笼罩下，企业经营者对经济下行预期增强，纷纷削减投资和冻结工资，甚至降低员工收入水平和减少劳动条件改善投入，劳动者在工作条件、就业稳定性、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方面的权益难以得到全面保障。

可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导致我国体面劳动总水平突然下滑的主因。五、结论及政策含义自改革开放中期以来，我国劳动者的体面劳动水平一直保持稳定提升的态势。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从2000－2011年的12年间，我国劳动者的体面劳动水平提高幅度一倍有余，并且提升的速度还有加快的趋势。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国劳动者在整体就业率、就业机会平等、劳动法律保障、总体收入水平、劳动安全环境、公平对话权利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体面劳动水平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因果、互促共进的紧密关系。因此，我们应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中，不断提升我国体面劳动水平，也要注重以体面劳动水平的不断提升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其一，随着我国的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能够有效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同时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如失业增加、劳动力市场机制僵化和收入水平降低等，即有些法律规范对于提升体面劳动水平有一定的代偿性，如何消除这部分负面影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提高体面劳动水平，但分配制度存在较大问题，业已成为影响我国体面劳动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促进我国体面劳动水平进一步提升，不仅依赖于社会“财富蛋糕”的不断做大，更依赖于“财富蛋糕”的分割方式，劳动者若不能获得体面报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体面劳动。其三，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全球危机中难以独善其身，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体面劳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应借鉴国际劳工组织从危机中吸取的政策经验:以刺激性措施创造就业，通过社会保护减缓危机，积极促进就业恢复，利用社会对话管控危机。以不断提升的体面劳动水平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吕红金喜在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商学院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