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际竞争力的结构变迁探讨范文

《产经评论杂志》2016年第4期

摘要：

世界竞争格局正步入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对弈，其间的结构变迁效应需给予特别的关注与重视。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IMD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中国和美国近20年来国际竞争力的结构性变化情况。结果显示:1995年以来，中国国际竞争优势净增加，竞争劣势净减少，而美国则恰恰相反。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对比变化主要源于全球化竞争、模仿趋同、发展转型、科技革命、危机冲击等五种效应。在这五大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以中美竞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将推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循环、国家经济模式变革等方面的二元化。

关键词：

中国;美国;国际竞争力;全球二元化;结构变迁

一、引言

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1995年金砖五国GDP总和不到美国的1/3，到2015年已经接近美国水平。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竞争格局逐步进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和以金砖五国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的对弈。这种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美国高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在研究中使用“金砖四国(BRICs)”指代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新兴经济体大国。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引入新兴经济体概念。在国内，博鳌亚洲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新兴经济群体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1年起每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国家统计局从2011年起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比较视角探讨这种格局的演变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近期典型研究有:股市波动比较(Khandaker和Islam，2015)［1］、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汪涛和赵彦云，2015)［2］、人力资本在服务业协同作用比较(张如鹏，2015)［3］、外资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比较(Sawalha等，2016)［4］、经济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比较(Baek和Shi，2016)［5］。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这两大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变迁，尤其是中美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比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致力于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IPS)与其它机构合作从2001年起每年发表《IPS国家竞争力研究报告》;李永刚(2012)［6］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综合竞争力。中美在两大经济体的对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IMD《世界竞争力年鉴》数据，1995年在46个国家中美国国际竞争力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34位，2015年在61个国家中美国仍然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22位。这20年间美国排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除2010年排名第3位、2012年第2位之外，其余年份排名均是第1位;但中国排名却上升了12位(见图1)。美国虽然仍旧排名第一，但其竞争力的优劣势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比分析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特征、变化趋势、变化原因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对于认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研究中，汪涛和赵彦云(2015)［7］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发现1995年以来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主要来自硬竞争力的变化。而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恢复增长阶段，软竞争力将成为双方角逐重点。本文试图厘清20多年来中美国际竞争力结构变化特征和趋势，并重点分析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二、数据和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利用IMD《世界竞争力年鉴》和世界竞争力数据库，借助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中美1995－2015年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进行对比分析。

(一)数据说明

IMD与WEF在上世纪80年代合作《世界竞争力报告》。由于在国际竞争力理论和方法上有较大分歧，从1996年始，两家机构每年独立国际竞争力报告，即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和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8］。IMD(2015)［9］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创造可持续价值环境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由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要素组成，每个要素分别包含5个子要素:(1)经济运行方面，包括国内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和价格子要素;(2)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制度框架、企业法规和社会框架子要素;(3)企业效率方面，包括生产效率、劳动市场、金融、管理实践和价值系统子要素;(4)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子要素。各子要素由系列代表性指标体现，代表性指标组成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以2015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为例，20个子要素共包含342个指标，其中硬指标①138个，软指标118个，另有背景指标86个，硬指标采用上一年的数据，软指标采用当年的调查数据。经过1995年以来的积累，这些代表性指标的数据集成形成了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为了便于分析，将基础设施中有关科技创新的部分单独形成科学技术方面，其余归为基础设施方面，即把竞争要素分为五大类。

(二)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

工具经济体竞争力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从原有竞争优势、新竞争优势、原有竞争劣势、新竞争劣势等四个方面描述:原有优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等情形;新优势的出现;原有劣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乃至向优势转化等情形;新劣势的出现。

1．竞争优势(劣势)的确定依据

依据IMD和WEF在判断竞争优劣势上的有关理论，将指标排序中前后两个四分位点作为竞争优势、劣势的临界点。如果一个国家在某项指标的位次，按照大小排序，处在前四分位点上或者之前，则为竞争优势;处在后四分位点或者之后，则为竞争劣势。如在61个经济体组成的总体中，排名前15位是竞争优势，排名45位之后是竞争劣势。由于不同年份评价的经济体总数不同，为了便于比较，先将其排序位置值除以当年经济体的总数，将其转化为对应在［0，1］上的位置值。如果它的位置值小于等于0.25，则为竞争优势，大于等于0.75则为竞争劣势。硬指标中缺失的数据用最近一年数据代替。

2．竞争优势(劣势)变化的判断

依据判断经济体竞争优劣势变化主要基于对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分析，两大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于硬指标，主要通过对比1995年和2014年的位置值(即期初和期末位置值)变化，衡量其竞争优势(劣势)变化。同时考虑期中(1996－2013年)变化。对于软指标，由于指标本身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分别用期初、期末的前后三年位置值的平均值作为对比的主要依据，同样也会结合期中变化情况。原有优(劣)势是增强，还是减弱，用期初与期末位置值的差大于3%或者小于－3%作为判断尺度。前提条件是原有优(劣)势没有消失，即期末位置值仍处于前(后)四分位点内。3．竞争优劣势变化的“有利”和“不利”定义竞争优劣势的变化，从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升竞争力，包括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即“有利”;一类是降低竞争力，包括新增劣势，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原有劣势增强，即“不利”。

三、1995－2015年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化对比分析

利用上述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通过对IMD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逐一进行分析，得到中美1995－2015年竞争优劣势的变化情况，见表1和表2。

(一)竞争优劣势数量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优势净增加，美国净减少。1995年中国原有优势指标68个，二十年来新增优势21项，消失18项;美国原有优势指标146个，新增优势14项，消失27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的有22项，减弱的9项;美国增强的只有11项，减弱的29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项数大于减弱项数，美国却恰恰相反是减弱项数大于增强项数。从劣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劣势净减少，美国净增加。1995年，中国劣势指标114个，二十年来新增劣势25项，消失46项;美国原有劣势指标40个，新增劣势7项，消失5项。中国原有劣势增强17项，减弱的33项;美国原有劣势增强6项，减弱9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原有劣势减弱项数都大于增强项数，但中国减弱力度明显大于美国。整体上看，从1995年到2015年，中国有利变化指标122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美国有利变化指标39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中国有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大于不利变化，美国不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高于有利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近20多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美国隐性下降。

(二)竞争优劣势要素结构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共计24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一半;与之相反，美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之和在经济运行方面最大，共计17项。中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主要集中在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合计为19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2/3。从劣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主要体现在政府效率，共计18项，其次是经济运行11项;美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也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和政府效率。中国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为29项，接近合计的一半，其次是企业效率24项。美国原有劣势的减弱和消失也同样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企业效率，但整体数量不多。从结构的整体变化来看，在有利变化结构中，中国有利变化指标首先集中在经济运行，其次是在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美国集中在企业效率，其次是在基础设施。中国政府效率有利变化指标最少，美国是科学技术。在不利变化指标结构中，中国首先体现在政府效率，其次是企业效率和经济运行;而美国首先体现在经济运行，其次是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从结构的净变化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经济运行、企业效率和科学技术都是有利变化指标大于不利变化指标，尤其是基础设施最为显著，净变化指标为21项，只有政府效率是不利变化指标多于有利变化指标;美国与中国相反，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其它四个方面都是不利变化指标个数大于有利变化指标，尤其是经济运行，净变化指标为－18项。

四、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分析

20年来，引致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全球化竞争效应

不断加剧的全球化竞争，使得中美在一些竞争要素项目上对抗加剧，导致各自一些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而一些劣势更加突出。迈克尔•波特(2009)［10］在《竞争论》中指出: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逐渐进入竞争加剧时代，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竞争不仅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所有领域都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竞争对于国际竞争力指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不尽相同。按照受竞争影响程度和方向的不同，通常可以把指标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抗型，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三大竞争要素;第二类是互利型，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类;第三类兼有对抗和互利，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第四类是无关型，分散在四大竞争要素之中。对于对抗型指标，竞争容易出现此消彼长。而对于其它三种类型指标，竞争会促使所有经济体都在追求不断进步，但如果进步幅度小于其它国家，其结果是相对退步，原有优势会减弱，甚至会消失;原本非劣势，则有可能变成劣势。如美国在基础设施的三个优势指标(航空能力、每千人宽带用户、25－34岁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2015年数值比以前都有明显提升，但与有些国家相比进步相对较慢，因此从优势地位中消失。在经济运行中，中国在生产、出口、吸引外资等对抗型指标上形成新增优势和原有优势增强，与美国在这些指标上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与全球化下竞争不断加剧有密切关系。

2．模仿趋同效应

在竞争过程中，中美双方通过借鉴和模仿对手，实现竞争优劣势转换，双方在竞争优劣势结构上相似部分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趋同趋势。趋同理论认为，社会发展趋势是落后经济体与先进经济体都朝“某种最优状态”发展，共同的相近的结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两者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各自弱点不断克服，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社会。后发优势理论也持有类似观点。具体到国家竞争，阿尔文•托夫勒(1980)［11］认为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全球意识，都有趋同倾向。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各种竞争要素流动和扩散加快，使得借鉴和模仿变得更加容易，拥有竞争优势的经济体独占优势难度加大，就会出现某一指标上一国的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另一国的劣势也在减弱或者消失。比如在企业效率中，原来美国在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方面指标上，如金融技术人才易得性、人才外流、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具有明显优势，与之相反中国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这20年中，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原本劣势明显减弱，甚至成为优势项目，而美国这方面不少优势项目相应减弱，甚至消失。同样，美国也在向中国等其它国家学习，以减弱或消除其竞争劣势。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在数学教育上处于劣势，这引起了美国教育界反思。2006年美国权威的教育思想库亚洲协会《全球化时代的数学和科学教育———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报告，并专门组织美国教育代表团到中国取经。美国在PISA教育评估中数学劣势上的消失以及在2015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数学世界杯夺冠绝非偶然，是其学习和借鉴中国等国家经验的结果。

3．发展转型效应

中美尽管发展模式不同，但都处在发展转型时期，转型会促进优劣势结构调整，某些原有优势逐步弱化消失，新的优势逐渐建立，原有劣势弱化甚至消失，但由于目前两个国家转型进展较慢，某些原有劣势被强化，甚至会产生新的劣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995年以来，中国处在从低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迈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阶段。发展转型不可避免地使得原来的优势项目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税负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而有关政府运作效率的一些劣势项目变得更为突出。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环境方面的优势减弱，劣势出现，如污染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实现创新驱动，1995年以后，美国逐步从创新驱动向可持续驱动转型，这对推进绿色化发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竞争力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转型的需要，美国经过努力，原来在能源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方面的某些劣势正在减弱。但是，美国在有些方面变革步伐较慢，没有跟上这种转型的需要，比如在资源产出强度、资源利用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目前还没有形成竞争优势。而更大问题是在政府治理体系重塑方面进展迟缓，导致一些原有优势消失，如竞争立法、商业自由度、汇率稳定性等指标。

4．科技革命效应

科技革命首先给美国带来了竞争红利，进一步强化其科技优势，同时由于科技革命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其影响会扩散给中国这样的发展后来者，形成后来者的竞争优势，同时削弱领先者的比较优势。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来看，科技革命对两类经济体的作用时间、路径有所不同。科技革命往往产生于发达经济体，首先使其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或者强化其原有优势，接着促进其在产业、商业模式、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竞争优势提升，然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最终使其竞争力结构出现质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交叉融合所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美国通过实施诸如《美国创新战略:努力实现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美国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2011)、《美国国家创新新战略》(2015)等科技战略首先从中获益，不仅使其在科研领域的某些竞争优势(如科研支出、专利申请拥有和实施等方面)得以巩固，在科研立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优势得到加强，还使其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法律支持、电子商务、社会信息连通性等方面形成了新的优势。同时随着溢出效应不断显现，中国通过大幅增加科技投入，持续实施97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科技计划，新增高技术出口占比、企业研发支出等优势，强化了一些原有优势(高技术出口等)，消除了一些原有劣势(人均研发支出等)，缩小了与美国的科技差距。

5．危机冲击效应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大大冲击了中美原有竞争优劣势结构，同时也下了一味清醒剂，警醒两国自身存在的竞争劣势，倒逼两国化解竞争劣势，优化竞争力结构。阿诺德•汤因比(1966)［12］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即任何发展都是通过人们对外部环境(人为环境、自然环境)的挑战所作的必要回应。面对危机，从竞争力视角来看，经济体首先对触发危机几个少数关键要素(竞争劣势)进行应战，接着对关联劣势项目进行改造，对关联优势项目进行培育和强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领域监管不力、创新过度等隐藏问题浮出水面，使得原有优势减弱(如风险资本、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等)、消失(如银行和金融服务、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甚至成为劣势(如金融和银行制度)，并逐步波及经济社会其他方面，如政府负债占比的劣势扩大，公共财政管理有效性成为新劣势，失业率近乎劣势。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积极应对，加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先后公布《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等改革方案，采取一系列举措使金融体系逐步恢复活力。到2015年，作为竞争劣势的金融体系风险因素消失，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不仅重新成为竞争优势，而且还有所增强，风险资本又重回排名第1的位置，作为竞争优势的公司债对公司竞争影响的排名比危机前还有所提高，会计和审计成为新的竞争优势。为应对此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四万亿计划，尽管带来了地方债务、产能过剩等不利影响，但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等竞争劣势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种效应对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交融、相互叠加的，很难一一分开，比如学习模仿趋同与科技革命溢出扩散。同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不同，每种效应对中美的作用大小也相异。对中国，发展转型、结构趋同效应更大;对美国，全球化竞争、科技革命、危机冲击效应更大。

五、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美竞争力优劣势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预见，未来在五大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以中美竞争为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通过对抗、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的竞争将对今后全球发展和世界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突出体现为推动未来全球向二元化格局方向发展。所谓全球二元化，是指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来由传统发达经济体独霸世界的一元格局将被打破，全球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都将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主导，双方会形成一个独立且相互关联的发展体系。由于两类经济体竞争力的客观差异，全球二元化格局完全呈现尚需一个较长过程，但目前“二元化”趋势已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现。

一是全球治理二元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经济体主导。近年来，随着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开发组织变革难以满足世界转型发展的需要，该体系问题日益突出。尽管面临经济，尤其是贸易、投资、服务业等方面竞争优势下降的压力，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了继续独占世界治理主导权，在治理方面不断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加快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三项自由贸易协议等，并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排斥在外。伴随经济优势增强，以及着眼于为经济持续增长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必将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变革要求。一方面，希望能够参与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对原有世界治理体系的修改，另一方面，现实倒逼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加快构建新的公正开放的世界治理框架，比如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双方治理诉求的激烈碰撞将导致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二元化: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强权治理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公正治理并存和相互作用(鲍盛刚，2013)［13］。

二是全球经济循环二元化。依附理论认为，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是一个单一的“中心－”循环模式:以美国为中心，尤其是以其金融体系为中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负责提供资金、高技术及设备，中东、苏联等主要负责提供石油等能源资源，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主要负责制造或提供服务，全球产品主要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消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贸易逆差则通过发行国债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购买得到弥补，资金又回流到美国，通过其金融体系进入到下一次循环。这种循环是不平等的，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掠夺。但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高新技术及产业化的竞争优势培育(增强)、竞争劣势弱化(消失)，原来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独占产业链高端的格局逐步被打破。杨盼盼和徐奇渊(2014)［14］认为中国能够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脱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竞争力还不强、优势项目还不多(只有5项:银行部门资产占GDP比重、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筹资额、国内上市公司数量、企业并购规模，而且都属于新增优势)，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速金融体系国际化，其金融体系竞争力将逐步增强，足以与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相抗衡，届时全球经济循环将向二元化发展:一个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掠夺式经济循环，一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平等经济循环，两个循环之间有交叉重叠。姜洪(2013)［15］、王跃生和马相东(2014)［16］都提出了类似的全球经济双循环观点。之所以用二元化，而不是双循环，是因为双循环不足于表现它们之间在出发点和机制上的差异。

三是国家经济模式变革二元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美等资本主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引领人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便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但在凯恩斯革命引导下，欧美资本主义仍然实现了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并在与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较量中胜出，才有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有了后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论。经济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存在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两难问题。林毅夫(2010)［17］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前面分析表明，中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结果并不理想，在政府效率与企业效率的竞争优劣势净变化中，美国分别是－9、－3(见表2)，中国是－18、15(见表1)，美国在政府效率上优势消失了10个，在企业效率上优势消失或者减弱了14个;中国在政府效率上劣势新增了12个。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中国企业效率劣势减弱或者消失了24个，美国企业效率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均为0。从理性角度，结合中美竞争优劣势变化实际，未来中美在经济模式变革上将采取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国将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重点培育和强化企业效率优势，削弱和消除政府效率劣势;美国将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重点培育和增强政府效率优势，防止企业效率出现新劣势，削弱和消除现有劣势。同时，中美在经济模式上的变革必然会被其它同类国家所效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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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永刚．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比较［J］．亚太经济，2012，(4):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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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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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鲍盛刚．世界秩序的二元化发展趋势［DB/OL］．中国改革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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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姜洪．中国在世界经济双循环中的引擎和枢纽作用［J］．红旗文稿，2013，(7):10－12．

［16］王跃生，马相东．全球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J］．国际经济评论，2014，(2):61－80．

［17］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0，(10):1－32．

作者:汪涛 赵彦云 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