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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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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氏族时期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

远古时期的音乐教育,虽无具体的史料记载,但从出土文物考古学中可以推测一些情形。据考古发现,原始人类已经发明了钟、磬、琴、瑟等许多种乐器,如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甘肃玉门火烧沟的鱼形埙等一些远古氏族时期的出土乐器,从各种乐器的形态结构、制作工艺、乐律构成规律、演奏和生活中使用情况等,可以推测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了最基本的音乐教育活动。原始氏族时期的音乐教育产生于劳动和生活之中。氏族成员在庆祝胜利、丰收、节日,互相表示友好、喜悦或哀伤,祭天拜地、祭祀先祖等原始民俗生活中,歌唱、舞蹈是一种很常见的表达方式。原始人认为能使用音乐从事祭祖、拜天、敬神等祭祀活动是权贵身份的象征,因此原始部落显贵们十分重视音乐修养,注重对其子弟们实施音乐教育。原始氏族时期产生了最早的学校教育萌芽“成均”和“庠”的传说,为以后专门学校教育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成均是独立于生产劳动之外的场所,是部落权贵用以专门从事教育下一代的活动地方,其主要内容是从事音乐演奏和教学,从一些后代文史资料记载可略窥原始氏族时期音乐教育的启蒙活动。《礼记•文王世子》中载有汉代经学家郑玄注引董仲舒的言论“: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关于成均,郑玄解释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1](P9) ①据一些古史资料推断为“成均之学”为原始古代推行乐教的场所(学校),虽无可靠的可考史证,但认为是古代音乐教育活动的启蒙却令人信服。此外,古史中还载有原始学校教育“庠”的传说。据《礼记•明堂位》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米廪为“藏养人之物”,“藏”即储存,养人之物即为粮食,是储存粮食的地方。氏族的长老们见多识广,德高望重,负责看护和管理氏族集体最为重要的财产“粮仓”,同时“庠”即饲养家畜的场所,也是氏族的“粮仓”,所以成为老人们聚集活动的场所,也成为氏族成员敬老养老之地。老人们同时肩负起了看护和教育子孙后代的任务,由此而形成原始的教育,奠定了学校教育活动的启蒙是很有可能的,这也是“ 庠”被称为原始学校的说法原因。有了原始的学校教育萌芽,关于音乐教育活动,也有一些史料记载可推论。《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命夔典乐:“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粟,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所谓“典乐”、“教胄子”,黄济先生解释为“就是用音乐作为教育手段来教育他们的主要继承人,使他们达到刚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没有不合法度的地方,简单而不苟且。总之,要做到刚柔相济。”[2](P141)同时,他还认为古人对音乐教育的作用及声律歌咏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已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和理解,其结果是达到了“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目的。实际上这已是从音乐和教育的关系方面考虑音乐教育了,这是有关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最早记载,说明了音乐教育是和原始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从一些零散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分析原始氏族时期的音乐教育启蒙和形成阶段,其教育价值取向是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社会本位论价值取向的音乐教育观。但是,原始音乐教育注重对个人音乐水平和修养的培养,并未与社会价值取向的音乐教育观形成对立,反而适应和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对音乐人才的需求,为后世音乐教育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二、夏、商、西周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

夏、商、西周的音乐教育形成了制度化的礼乐教育。夏代的礼乐活动,根据一些零星史料和文物考证可知,已具备相当程度的规模。如出土的乐器文物石鼓、陶鼓、石磬、钟、管、箫等,宫廷音乐活动中对大禹功绩歌功颂德的大型乐舞《大夏》等。由于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教育逐渐形成“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祭祀礼仪音乐逐渐演变成为统治阶级享乐的音乐,音乐教育也出现了服务于宫廷娱乐的新形式。有史料记载的古代学校教育,除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中的“成均、庠”等,还有后世朝代的“序、校”等教育机构和场所。如一些古籍都有记载,《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孟子•滕文公上》“:序者,射也。校者,教也。”可见夏代的学校教育已有存在的规模,商代则更为健全。商朝崇尚鬼神,经常举行各种祭祀活动,这些活动都要有各种礼仪和音乐的配合,所以在殷商时代礼乐教育中,乐教处在尤为重要的地位。由于宫廷娱乐活动的增加,所需演艺人才也大量增加,客观上刺激了专业音乐教育活动的发展,音乐教育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方面被得以重视,“以乐造士”成为殷商时代教育的特点,与存在于民间民俗音乐生活等音乐教育活动,共同构成了殷商时期的音乐教育。《礼记•明堂位》记载“: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瞽宗是商代的一种大学类型,是为贵族子弟们学习礼乐的学校,即也是实施音乐教育的基地,古时候的大学不同于今天的称谓“大学”,大学与小学是相对而言的学校,实际上是奴隶主阶级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场所和活动的地方,虽然如此,却也表明了商代已经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划分了不同教学要求的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学校教育,无论是从萌芽开始的“成均、庠”,还是初具形态和规模的“序、校”,礼乐教育是基本的教学内容,音乐教育是学校教育中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内容。这种教育状态和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一直延续到西周和孔子时期,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名称“乐教传统”。西周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音乐教育。西周音乐机构由“大司乐”统领,包含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个方面。西周的教育制度,是为维护奴隶主的统治为需要,在音乐教育方面,培养的对象主要是王公贵族的子弟们,也有一些民间选拔来的青年才子,学习的内容、年限均有着系统的程序和统一的规定。培养的贵族子弟们必须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等所谓“六艺”的专门训练,其中礼、乐、舞、射是重要的学科内容。然而由于古代的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原因,教育是“学术官府,官师合一”的社会状况,只有官府贵族的子弟们能够享受这些教育的条件,一般平民和奴隶却没有。六艺肇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于夏代,商代继续发展,西周继承并发展的更为充实和完备。可以说,整个先秦时期的教育,都是极其重视音乐教育的,六艺中的礼、乐教育处于重要的教育地位,而通常也是礼乐不分家,凡是有礼的地方,也就需要乐,礼乐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①礼乐教育成为了六艺教育的中心。《礼记•文王世子》篇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可以窥斑得豹,以礼乐教育作为个人修养和应世相处的手段,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共同教育价值取向。礼与乐教育的紧密结合,使教育的本质既重视对受教者社会生活礼仪规范和道德伦理等要求,又重视人才的内心情感修养,符合教育规律的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重视美育教育,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这种教育规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供后世借鉴和继承。先秦三个朝代形成了“学在官府,学术官府”的教育特征,音乐教育在社会功能和个人修养的和谐平衡中得以重视,在价值观取向上认为礼和乐是不可分,继承并发展了原始音乐教育以来的价值取向。

三、孔子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

先秦时期的音乐教育不得不提孔子(公元前551-479),在璀璨的孔子教育思想体系之中,音乐教育居于重要的地位。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把音乐看成是人生修养的最后阶段,这也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他重视和践行音乐教育的主导思想。他创私学,培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开设“六艺”课程,音乐居于其中重要的地位。孔子的门徒弟子不乏高水平音乐技能的,如颜回、子游、子路、曾子等,孔子本人也是多才多艺的大音乐家,有史书记载孔子跟师襄子学艺的故事,他善于弹琴、击筑、鼓瑟、唱歌等,他一生不断地进行着音乐艺术实践和音乐教育活动。《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对儿子伯鱼严格的音乐教育,“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意思是“把不学民间歌曲看作面壁而立、没有出路一样”。[3](P79)孔子看到了音乐所具有的不可被替代的教育作用,注意到音乐对人精神的重大影响,孔子“从教育学的观点出发,基本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思想,这使他的礼乐观具有保守的一面,但他对礼乐的重要性却又强调到超过等级制所允许的范围”。[4](P39)孔子生活在西周之后的春秋时代,从孔子的音乐教育实践和史料记载传说等,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我国音乐教育高度发达的状态。譬如,音乐理论的高度发展,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着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音乐教学实践也高度发达,如“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等故事传说。孔子重视对弟子的乐教,编辑了教材《乐》,②并在教育实践中系统的践行。孔子的教育思想所体现出的音乐教育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美育的人格理想,是以“中和之美”为思想理论的核心,以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为目标指向,以艺术审美活动来达到对人格的陶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即文饰、语言、行为之美,“质”是道德、心灵、精神之美,二者结合,才能成为“彬彬”有礼的高尚人品的人。由此可见,其教育价值取向是培养内外兼修的“君子”人才,“礼”所以修外,“乐”所以修内,而音乐教育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途径,音乐教育的价值观也附上了个人完美人格培养的航船。值得注意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得以继承并发扬,其后继者孟子、荀子等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继承了孔子的人格教育价值理想,并充分发扬,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儒家文化。孔子对音乐教育的价值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乐”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教对社会来说,能使人性情宽厚朴实,有助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这是孔子十分典型的社会本位的音乐教育价值观体现。其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教对个人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形成崇高品格的作用,这是个人本位的音乐教育价值观体现。可见,音乐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音乐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是一个共生的问题,音乐教育与治国安邦成为同等重要的事情。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在社会需求和个人成长两方面共生,音乐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

四、反思:两种视阈下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

先秦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依史观之,基本是一脉相承,发展中有变化,变化中更趋完善和制度化。从教育本体价值看,符合了个人和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方向,使音乐教育总体上呈现良性的发展。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音乐教育价值观偏重于追求伦理道德的社会价值取向,使音乐教育逐渐成为礼的附庸,成为后世封建朝代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音乐教育的良性发展。以教育视阈出发(对教育的根本认识),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受大教育价值观取向的影响和框制,受制于历史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发达,社会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领域的人才需求必然增加,教育责无旁贷充当大任,此时教育价值观取向也会倾重于社会发展价值,音乐教育作为子教育中的一份子,倾向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对各种音乐人才的需求,其教育价值观也会倾向于社会功利价值方面。反之,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整体教育价值也会倾向于人的发展方面,音乐教育作为修身养性、陶情冶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被充分重视起来,音乐教育也倾向于注重个体的素质培养育人的价值观。这是一种教育本体取向的音乐教育价值观,纵观先秦时期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教育价值观的发展规律。先秦时期形成的“礼乐教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音乐的教化功能体现,更多是反映了古人在教育观上的价值取向,即注重了音乐教育与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协同一体的理念;礼与乐并重,社会伦理道德目标与审美育人手段紧密相连,音乐教育在组成整个教育完整性与系统性上是必不可少的。古人从教育发展的角度重视音乐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看到了音乐在人生成长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音乐审美属性在教育中的价值和功能,使音乐教育得以在古代教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作者:韩忠岭单位:青岛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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