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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体论与近现代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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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历史存在论:两类“历史存在”的联系与区别

从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和写作,史家首先遭遇到的,是下列的诘问:什么是历史?它本身包含哪些范畴?这些范畴之间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这些范畴的联系和区别又在怎样的意义上影响史家对其历史对象的认识和解读?这些问题比较复杂,特别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料、什么是史实等问题上,一般没有经过系统史学训练的后学,往往在认识和处理上都比较迷糊。对上述这些关乎历史哲学的基本命题做出回答,是历史存在论必须承担的任务。窃以为,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大致上可以分为“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和“历史的观念性存在”两大类。

(一)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在过去年代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种种历史现象本身,我称之为“历史的实在性存在”,亦可简称为“本真历史”或“历史实态”。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可涵盖如下四个要素:其一,历史创造的背景——场,亦即能够影响某一段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发展、直至结束的宏观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和氛围;其二,历史创造的主体——人,亦即在特定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条件下活动着的音乐家、听众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三,历史创造的过程——事,亦即历史人物历史创造活动的具体事件,及其发端、发展、结局的具体过程和来龙去脉;其四,历史创造的成果——物,亦即历史人物之历史创造活动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及其多样化的显现实体。上述之场、人、事、物四个要素,构成了实在性历史存在的主要内容。例如,1931—1945年间的中国音乐史,就涵盖了:其一,抗日战争这个宏观时代背景以及这一背景下影响音乐艺术发展的诸因素——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例如“九一八事变”、红色割据和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七事变、救亡思潮、左翼新文化运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发表的《讲话》等等。其二,在这一时期从事音乐艺术活动的音乐家(作曲家、词作家、表演艺术家、理论家以及教育家、音乐社会活动家)和他们的音乐艺术活动,以及这些音乐创造活动与广大听众之间的互动效果和彼此影响。其三,此间发生的重要音乐事件(例如两个“新音乐运动”及其相互关系、救亡歌曲创作高潮、延安文艺整风和秧歌剧运动、30—40年代关于“音乐本质”、“新音乐”和“战时音乐”的论争,等等)。其四,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音乐创造成果——各种体裁和形式的音乐作品(例如钢琴曲《牧童短笛》、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秋子》和《白毛女》等),表演和教育机构(例如中华交响乐团、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辖下的多个抗日演剧队,以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以及飞升于这些可见之物之上的艺术传统、哲学观念、音乐思想、创造精神,等等。

(二)历史的观念性存在所谓“历史的观念性存在”,指的是时人和后人对实在性历史存在所做的解读,并在观念中加以重构、在研究和写作中予以再现的“历史”。当然,这里所谓的“历史”,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观念性存在”,也即以文字或其他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历史的观念性存在”包含如下两种情况:其一,时人及后人对某一段特定实在性历史存在的第一次记叙和描述,也即“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原发性解读”。例如汪毓和先生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便是我国音乐史学界对20世纪上半叶我国音乐史的实在性存在所做的“原发性解读”。李焕之主编的《当代中国音乐》,就是以李焕之、郭乃安为首的学术团队对共和国成立至1989年间我国音乐史的实在性存在所做的“原发性解读”。其二,史家在前人原发性解读基础上,对这段历史的再记叙和再描述,即“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后继性解读”。例如,发生在新世纪的戴鹏海、汪毓和、陈聆群诸先生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论争,就是在汪毓和先生这本《中国现代音乐史纲》的基础上,对20世纪上半叶我国音乐史的实在性存在所做的“后继性解读”;同样发生在新世纪的赵沨、孙慎和我本人之间关于《当代中国音乐》若干史实的论争,就是在李焕之主编《当代中国音乐》的基础上,对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一段音乐史的实在性存在所做的“后继性解读”。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和历史的观念性存在,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范畴,两者不应混淆,也不容混淆。无论是“原发性解读”还是“后继性解读”,都是史家在自身史学观念、史学视野和史学写作中所描画的历史图景、所构建的历史意象,因此属于历史的观念性存在;这种观念性存在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或者接近了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都必须接受作为实在性存在的历史真实的检验。因此,从哲学本质角度考察,历史的实在性存在永远是第一性的,相比之下,历史的观念性存在则永远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前者在史家笔下的观念性重构和有形化表达。

(三)史实——历史实在性存在的个别化载体史实,即以文献、实物、图像、音响、乐谱等形式留存于世的某个或某些历史事实,因此是历史实在性存在的碎片化存在和个别化载体。史实之所以是历史实在性存在的碎片化存在和个别化载体,是因为:首先,在这些史实中,运载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音乐作品、音乐家、音乐现象、音乐活动或音乐思潮某个或某些侧面的历史信息;能够为史家打开通往这个特定历史领域博大深邃时空的一扇窗,抑或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或几个确凿无疑、胜于雄辩的刚性佐证。其次,历史的实在性存在是一个包蕴无限的大千世界,史实只是其中的若干碎片。即便是某一个时段并不很长的历史存在,也同样如此。例如,前述之我国抗战时期音乐史,尽管前后只有14年,但它的发展与变化,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是一个完整有机的过程。其间两种“新音乐”(即以萧友梅、赵元任和黄自等人为代表、以“启蒙”为宗旨的“新音乐运动”和以聂耳、冼星海、吕骥等人为代表、以“救亡”为宗旨的左翼“新音乐运动”),以及此后国统区大后方的音乐、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沦陷区的音乐、日本侵略者的军国主义和奴化教育音乐、汪精卫卖国政府的汉奸音乐等等,或相互呼应,或多头并进,构成了这一时期我国音乐史的复杂面貌和整体景观。在这个整体景观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时段、任何一个现象、任何一个音乐家、任何一首作品,与这个整体景观相比,都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和个别景点,因此都是一种局部性的碎片化存在,是全豹之一斑,甚至全豹之一毛。再次,作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特定阶段,这段抗战时期音乐史是由无数局部性、个别化、碎片化的历史事实(史实)所组成的,它们不可能主动、完整、有序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需要史家的大力挖掘、搜集和梳理;随着这些局部性、碎片化、个别化的历史事实的逐个、逐次呈现,方能让历史真相的呈现逐步趋于完整和立体。(四)史料——历史观念性存在的个别化载体史料,亦即运载某些历史信息的艺术或思想资料。史料的涵盖面虽不如史实那样宏富,但情形也相当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它与史实是重合的,例如音乐史上的音乐作品(包括音响、乐谱及演出的影视和图片)、思潮批评与论战的文本文献,以及当时的重要文件、会议简报与发言记录等等,它们既是史实,同时也是史料。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史料则是时人和前人对于历史事实的某种记载、报道、评论、描述以及他们的史学研究成果——史作(即书面历史或口述历史)等等。这些东西,由于是历代史家对某一特定历史本相的原发性解读或后继性解读,因此属于历史的观念性存在,对于今天的新音乐史家来说,都是典型的史料。但也必须指出,在音乐史研究中,正如史实是历史实在性存在的个别化、碎片化载体一样,史料则是历史观念性存在的个别化、碎片化载体。这是因为,历史的观念性存在是历代史家对某一特定历史真相原发性解读和无数后继性解读的总和,尤其是这种解读只有起点(即原发性解读)而无终点(即后继性解读的代代相继和生生不息),因此,这个总和是不定量的,犹如自然数那样无限大,就其中任何史家的任何一种解读而言,都是而且只能是观念性历史存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样是个别化的载体。其中虽有质和量的优劣,但无本质上的区别。例如,对于汉武帝之前的中国史研究,无论是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还是先秦时期孔子的《春秋》,抑或是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历代后世史家的所有研究成果,尽管它们都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自成体系的史著大观;但相对于汉武帝之前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整体性而言,这些史著大观以及今天和未来史家对这段历史的后继性研究,都是局部的,因此是个别性载体而无一例外。没有任何一个史家、任何一部史著,即便是司马迁的《史记》,也不敢声称是这段历史研究的终止式;事实上,自司马迁和《史记》以降直到今天,后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依然络绎不绝。再如,迄今为止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三代学者汪毓和、陈聆群、孙继南、戴鹏海、刘再生、张静蔚、梁茂春、戴嘉枋、明言、冯长春等以及我本人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这段音乐史研究及其未来发展的整体性而言,无一例外是局部的个别性载体。没有任何一个史家、任何一部史著,敢于声称是这段历史研究的终止式;事实上,自汪毓和《中国现代音乐史纲》问世以来,非但汪先生自己就对此做了多次修订,直到今天乃至未来,后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则更是络绎不绝,而且必然生生不息。

二、历史认识论:史家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科学认知

所谓“历史认识论”,是关于实在性历史存在、亦即历史真实可否被认知,以及史家如何去科学认知和把握历史真实的理论与实践。在历史认识论这个问题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持不同治史观念的史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和立场,同样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区别。

(一)承认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唯一性是科学认识历史的前提前已说过,实在性历史存在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和它的本真面貌。无论就它的整体还是局部、一般还是个别而言,它都是唯一的、不可移易的实在性存在。承认并强调指出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唯一性,就要求史家在认识历史、阐释历史时,必须以尊重和忠实于历史本相为唯一前提;失却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前提,一切历史研究也就失却了最基本的科学品格。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评论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时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前面这个“历史的内容”,说的是史家基于历史认识论的历史解读和历史阐释;后面这个“历史”,说的就是实在性历史存在,也即历史本相。“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是要求一切史家在认识历史对象时,都要遵循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唯一性原则,其历史研究和阐释成果必须忠实于历史本相。因此,所谓“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唯一性”,用两句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和阐释可有多种,但历史本相却只有一个。尽管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在莎士比亚的笔下,真实的活生生的哈姆雷特仅此一个。尽管吕骥其人在不同的史家和史著中有不同的解读,但作为实在性历史存在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吕骥却只有一个;尽管吕骥有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等不同侧面,在不同历史阶段担任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作为,但由这些不同侧面、不同角色、不同作为综合呈现出来的真实吕骥,构成其人生的全部宏富性、立体性、复杂性和生动性,这就是真实吕骥的唯一性。此外,历史上便不可能有第二个实在性存在的吕骥。吕骥如此,其他音乐家或音乐事象亦然。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上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吕贺之争”,其发生、发展、激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渊源、音乐背景、个人成长道路和性格因素、彼此的主要代表作、分歧的主要论域和主要论点、“吕贺之争”对我国音乐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等等,作为一个实在性的历史存在,同样也是唯一的。在现今的各家研究著述中已经呈现出来的“吕贺之争”的实际面貌,尽管其大致轮廓和主要侧面还是清楚的,但对其深层背景的史实挖掘依然远远不够。诸如:20世纪30年代吕、贺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两人的彼此关系如何?两人在一些重要音乐问题上的分歧,与他们各自音乐专业背景、个人性格和成长道路有何关系?1955年中国音协将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同胡风的万言书直接联系起来,把贺绿汀当作暗藏在音乐界的胡风分子揪出来打倒,吕骥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果有新发现的确凿史料和史实对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做出更具说服力的佐证,那么我们对“吕贺之争”这一重大思潮论争之客观真相的认识、把握和书写必将更深一层,也必然更加具体、生动、可感。

(二)实在性历史存在的无穷性实在性历史存在是既往时代曾经发生过的所有具有史学价值的事件、现象、人物以及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历史现象的原生态,它以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而令人惊异,成为一切史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矿藏;它之不可穷尽和难以企及,使得作为史学研究个体的史家必须永远怀抱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忠实地匍匐在它的脚下,虽然穷其一生才华和精力,而依然无法仰视其全貌。就拿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历史发展来说,其时间维度仅有一个多世纪,与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相较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即便如此,它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却同样也是史家所不可穷尽和难以企及的。故此,从1958年至今,已历半个多世纪,以汪毓和、陈聆群、李元庆、黄翔鹏、李佺民、戴鹏海、孙继南、周柱铨等第一代史家,用他们毕生精力和才华编撰的多种著作、大量论文和史料辑录,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新音乐发展脉络、特别是左翼新音乐运动和革命音乐家的创造活动做了清晰的记叙和梳理,对中国音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个伟大变革历程采取了热情肯定的立场,不但符合音乐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和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总要求相一致。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刚刚起步之际,第一代史家为这门学科建立起一个学术框架,积累了大量史料,培养了后继人才,对这一学科日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必须承认,迄今为止,第一代史家以及包括张静蔚、梁茂春、戴嘉枋和我本人在内的第二代史家和他们的历史编撰成果,也仅描画出这段历史的大致轮廓,记写了其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梳理了若干重大事件的主要脉络。因此,与实在性历史存在的无限丰富性相比,它们依然是十分概略的;与历史的无限复杂性相比,它们依然是较为简化的;与历史的立体性相比,它们依然是较为平面的;与历史的无限生动性相比,它们依然是较为贫弱的。尽管,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下去,但随着一些官方文件、档案的被公开,以及大量存留于民间的确凿史实和生动史料被不断发掘,历史描述的骨架将会被越来越丰满的血肉所充实,甚至某些既有的历史定论也要被改写。即以《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的作曲者为例。当然,在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整体研究中,这原本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但单就这个问题的本身而言,却在音乐界的公开争论中人言人殊,显出非常复杂、甚至有些诡异的面貌;即便到了新世纪,这桩公案依然是一笔糊涂账。具体表现是,我们从网上搜索此曲,几乎百分之百都说,此曲的改编者是蔡余文,完全不见杨嘉仁的影子。由此可见,要将一件具体细微的历史事实真正弄清楚、搞确凿,尚且如此不易;而比此事复杂宏阔千倍万倍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所有史实想要真正弄清楚、搞确凿,将是何等的困难!实在性历史存在的无穷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观念性历史存在的有限性与实在性历史存在的无穷性相比,观念性历史存在的有限性不言自明——既然观念性历史存在是史家对于实在性历史存在的追记、梳理和阐释,而无论作为个体的史家或是作为群体的历代史家,不但其自然生命和学术生命都非常短暂,且其研究历史、认识历史、书写历史的活动不能不受到当时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故此,他或他们的历史研究实践及其成果,都只能描画出某段历史主要轮廓和主要面貌,而无法穷尽历史的一切史实,因此也不可能透见出这段历史的整体及其各个部分的种种细节和血肉。就这一点而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与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其事虽相异,其理却可通。

(四)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可知性我们在反复强调实在性历史存在的无穷性、观念性历史存在的有限性的同时,还必须特别指出,实在性历史存在是可以被认识的,因此又具有可知性。无穷性和可知性,是历史认识论的两个最重要的范畴,二者不可缺一。问题在于,既然实在性历史存在是无穷的,它又如何是可知的?首先要承认,作为历史研究个体的史家,在浩瀚的历史对象面前,并非是全然被动的和消极无为的。既然肩负历史研究的重任,他的史学情结和历史精神,必然吸引他、召唤他和激励他,让他焕发出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深情地走向历史、认识并拥抱历史,去尽可能地占有史料和史实,去揭示历史真相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和规律。其次要承认,作为历史研究群体的史家,他们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有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渐多、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窄而宽、由浅入深、由个别而一般、由局部而整体的漫长过程,需要历代史家渐进式积累和长期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生生不息的共同努力。这样说,符合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规律。就拿我国史学泰斗司马迁来说,他穷毕生之力完成的史学宏著《史记》,其所以被历代史家视为“信史”之典范,鲁迅亦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在于《史记》对于汉武帝之前的那段中国社会发展史做出了清晰的脉络梳理和充满历史感和人文情怀的解读和书写,为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后继性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史实和史料基础。然而,《史记》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事实证明,后世之史家和当代史家对先秦和汉代初期的历史又有许多新的成果和新的发现,不但匡正了《史记》中的一些失误,而且填充了其中许多史实、细节和血肉,使这段历史叙事更形丰满和立体。因此,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可知性命题,绝不是要求史家去穷尽一切历史真相,但史家通过自身的研究,却可以尽己之力去努力揭示和接近历史真相,并为后人研究更进一步地揭示和接近历史真相奠定基础、开辟道路;如此循环往复、代代相继、以至无穷,人类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程度和揭示水平必将逐步提高。

(五)历史研究中的不可知论我们强调实在性历史存在的无穷性和观念性历史存在的有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或者说直接导致历史研究中的不可知论。无论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还是对于精神世界的认识,从来都存在可知性与不可知论的区别。例如,无始无终、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之于人类,到底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一些哲学家认为宇宙不可知,或将它归结为某种先验性的存在或神的安排;而在事实上,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就曾经历过由低级到高级的认识过程,直至今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宇宙的无比阔大和未知领域的神秘性,也正是吸引、激励当代和后世科学家对之做进一步更精深、更前卫研究的魅力和动力所在。物质世界是如此,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创造成果的社会发展史同样如此。历史研究中的不可知论,实际上取消了历史研究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认识论价值,直接导致历史阐释和书写的随心所欲和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泛滥。例如,在史学界长期流行的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说便是其具体表征之一。

(六)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国史学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一直被认为出自胡适之口。近年来史学界对此追根溯源,厘清了一些误解和误传,但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涉及到这个问题:再说感觉的关系和意象的关系。一样的满天星斗,在诗人的眼里和在天文学者的眼里,便有种种不同的关系。一样的两件事,你只见得时间的先后,我却见得因果的关系。一样的一篇演说,你觉得这人声调高低得宜,我觉得这人论理完密。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那旧有的真理更不用说了。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①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适的高潮中,著名史学家、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将胡适“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直接演绎成“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文中写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他底中国哲学史工作,就是随便装扮涂抹中国哲学史,以反抗中国革命形势底发展,为帝国主义服务。②从上述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其一,胡适先生说的是“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而不是“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实在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而历史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冯友兰先生将作为种概念的“实在”直接置换成作为子概念的“历史”,逻辑上有缺陷,学风上不严谨。至于将这个有缺陷的引申无端地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加以批判,更不可取。其二,也不能不指出,胡适对“实在”的看法以及他举出的一些例子,其实是包含着一些错误认识和概念混淆的。例如他将客观存在的处于本真状态的实在与被人加工过的实在混为一谈,就是一个错误认识。因为,在这两个实在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至于他用不同的人们对同一个实在(如满天星斗、一篇演说、一百个大钱等)不同的主观反应来支撑他的论点,则用一个新的错误认识来论证一个旧的错误。即以满天星斗为例:无论是浪漫诗人眼中的诗情画意,还是孩童眼中的神秘童话世界,抑或是天文学家眼中的太阳系或银河系的星球运行,都改变不了满天星斗的客观实在性。因此,胡适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是一个错误判断。其三,虽然说“实在”毕竟不同于“历史”,但“实在”则必然包含了“历史”。历史是辽阔无垠之大千世界无数实在中的一种,也即人类之自我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过去时。因此,在胡适提出的“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这一命题与冯友兰引申出的“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这个命题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冯友兰所做的引申,是有一定的逻辑依据的,并非凭空捏造,亦非故意栽赃。如今一些史学家根本否认这种联系,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四,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无论胡适先生还是冯友兰先生,都没有提出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命题。考查其演变和成型过程,最大的可能是:最初由冯友兰将胡适“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的观点,在未经充分逻辑推演的情况下直接转换为“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然后经过学界同行的不断发展和穿凿附会,最终将它定型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得以在史学界广为流传,因此是以讹传讹的产物。其五,尽管如此,“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命题,依然反映了一部分主观唯心主义历史家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基本理念和哲学态度。在我国近现代当代史音乐研究和写作中,这种随意涂抹和粉饰历史、刻意回避和掩盖历史真相、逃避对历史因果关系的严肃追问和深刻反思等做法,正是这个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最新表现——某些史家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命题变成了手中的一根棍子、一顶帽子,根据其现实需要,将这根棍子随意打向、戴向另一些史家及其史学成果,企图以此来维护、掩盖其真正的主观唯心论的史学倾向。以上诸点充分说明,“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历史认识论,在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界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和市场。因此,与这种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认识论做坚决的斗争,针锋相对地重申并坚持“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命题,是我国音乐史学界必须承担的一项重大学术使命。

三、历史阐释学:实在性历史的观念性建构和系统化表达

所谓历史阐释学,是历史本体论的第三个范畴,不仅在逻辑上与历史存在论、历史认识论构成并列关系,而且就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学术使命说,历史阐释学是史家对实在性历史存在进行观念性建构和系统化表达的基本理念与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史家抱有怎样的历史观念来认识和重构历史,运用怎样的方法论系统来梳理、把握、书写他的历史对象,对之做怎样的评价和阐释,并从中得到怎样的结论?由此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这两个理论与实践命题,就这样被历史地提了出来,并构成了历史阐释学的基本内容。

(一)历史观:史家先在的主体性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所谓历史观,就是史家对历史发展的总看法,指的是史学研究者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来看待他研究的历史对象,由此决定其史料和史实的取舍、详略和运用方式,并深刻影响着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有人说,对于科学研究而言,除对象之外,不应该预设任何前提。首先要肯定,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史家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认识和研究,尊重其本来性质和真实面貌,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第一要义;否则,史家对它的研究和重构,便很难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接近历史的真实图景,更不可能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本文此前再三强调历史实在性存在的唯一性,指出它是科学认识历史的前提,其目的正在于此。任何按照自身历史观的取向随意处理史料,隐匿不利于己的史实,甚或曲解历史本来面貌、掩盖历史真相的企图,都为史学研究所不屑。但有必要特别指出,对于任何史家来说,他在接近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对象之前,并非是白纸一张,不可能保持纯然客观的立场。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历史观、艺术观、价值观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从而构成了他的先在的主体性,并且不能不对他观察历史的目光、处理史料的方式和评价历史的标准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将史家的主体性因素排除得干干净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声称他的研究就是纯客观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在故意掩盖他的主体性,意在将他描绘的历史图景、得出的史学结论打扮成唯一真实客观的东西兜售给读者。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虽然史家面对的是同一个历史对象,但由于各自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他们笔下所呈现的历史面貌和实际样态,及其对历史真相的解读、对历史规律的阐释、从中导出的评价和结论,很有可能大异其趣,甚至绝然相反。例如,在我国音乐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论辩中,虽然论辩各方所面对的是同一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发展史,同样是这个场,同样是这些人、这些事以及这些物,但各方从中得出的评价和结论,却人言人殊,甚或大相径庭——将它描绘成“全盘西化史”者有之,将之概括为“抄袭、模仿、移植”三阶段论者有之,对之采取基本肯定立场者亦有之。在基本肯定者中,又必然包含着否定,至于哪些值得肯定、哪些必须否定,何为正面经验,何为反面经验,论家又各有不同。这些认识、评价和结论的差异和冲突,正反映出史家不同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由此也足可看出,历史观作为史家先在的主体性,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竟是何等的重大而深远。概而言之,历史观是史家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或者说,历史观是史家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和具体表现。

(二)历史观的嬗变、坚守、蜕变与权变史家历史观的形成,是史家所处时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史家自身家庭和教育背景、个人性格和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彼此影响、综合作用的产物。史家的历史观一旦形成和成熟,势必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他认识历史对象的总态度和阐释历史的价值判断标准,并在其历史书写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当然,史家的历史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在时代宏观语境诸条件发生重大转折和剧烈变革的当口,受到某些思潮的影响和牵引,史家的历史观也会发生深刻的变革和转折。例如周扬,从左翼作家同盟时代起,他便积极宣传苏联文艺政策和共产党的文艺主张,解放后长期担任主管文学艺术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在各项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中,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宣传者和坚定执行者。但在“文革”中,姚文元发表一篇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使他受到严厉批判。这个经历使周扬的世界观、哲学观、历史观和文艺观发生了重大转变。新时期之后,他非但随处向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文艺家道歉,此后又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从而受到一些人的批判和挤压,成为“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对象,最后郁郁而终。③音乐史观嬗变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其中发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乐坛的观念更新热潮,就极大地推动音乐史观的更新和嬗变。当然,即便处于同样一个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下,另外一些史家顽强坚持自己既往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来研究、阐释自己的历史对象,这也是一种可尊敬的存在。音乐界历史观坚守的例子,可以贺绿汀为例。历史观蜕变的例子也有不少,其中最典型者莫如吕骥。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史家,在历史观问题上胸无定见,将自身利益和某些现实需要置于第一位,对重大历史问题和事件的立场、观点往往看风使舵、频繁变换,被同行称之为“风派”。史家历史观之如此变化,是毫无定则的权宜之计,因此属于“权变”。总而言之,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无论嬗变或是坚守,本身并无好坏、高下之别,在当代多元语境之下,都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存在。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所坚守的历史观或嬗变之后的历史观对历史对象的认识、阐释是否揭示了实在性历史存在的真实面貌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对象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趋势。但在历史观问题上采取“风派”立场,随风倒,跟风吹,对于史家和历史研究来说,则是一个不好的作风。因为,如此便忘却了一个严肃史家必须肩负的史学使命和文人担当,背弃了中华史学传统的秉笔直书原则和史学研究中的科学性、真实性原则,殊不可取。

(三)史学方法论所谓史学方法论,就是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系统。其中包括:史料搜集和获取的途径和方法,史料整理、分析和辨别的方法与技巧,史料取舍、使用的方法与技巧,以及历史脉络梳理的方法,对象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和手段,史论关系处理的方法和技巧,历史叙事的风格和样式,等等。鉴于将在此后另有文章对此做专门探讨,此处姑置毋论。

(四)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历史观与方法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应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在一些情况下,特定的历史观与特定的方法论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例如,实证主义史学家必然强调和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通过一系列数据来勾画历史面貌;而考据派史家则更多运用考证和考据方法;考古学家则经常使用碳14手段对出土文物做年代测定;等等。然而,与历史观相比,史学方法论却带有更多的普适性特点。也就是说,某些研究方法可以被不同史观的史家共同采用。例如:史料搜集和获取的途径和方法,史料整理、分析和辨别的方法与技巧,史料取舍和使用的方法与技巧,以及历史脉络梳理的方法,对象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和手段,历史叙事的风格和样式,实证主义方法、考证或考据方法,史论结合、以史带论方法,等等,均属于普适性的史学方法论,均可以被不同史观的史家所采用。即便是运用唯物史观对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进行研究和书写,在坚持于润洋教授所倡导的历史、美学、音乐工艺学“三维结合方法论”(于润洋先生称之为“音乐学分析”方法)的同时,亦可根据具体历史对象和特定课题的需要,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音乐社会学调查问卷和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方法,以及音乐美学、音乐分析学、统计学、系统理论、实证研究等方法,对历史对象进行全方位观照和综合性研究。

作者:居其宏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研究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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