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表现方法范文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写意与写实相结合，表现少数民族体育运动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展现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少数民族体育电影表现了少数民族强烈的拼搏精神与一种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既强调个性张扬，又重视团结协作，展示出青春之美、形体之美、力量之美，赞颂了他们坚强的意志与乐观的心态，给人予激励与鼓舞。其风格多样，有的深沉厚重，有的轻松愉快，受到观众的好评，在艺术与市场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篮球、足球、排球、赛马等比赛既需要个人水平，也需要团结协作，个性张扬与团结协作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团队的成败。影片中，少数民族健儿们充满自信、自强不息、勤学苦练，克服各种困难，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从而给人予启迪。这些影片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运动员团结协作与相互促进的精神，比较感人。例如《买买提的2008》《寻找那达慕》等。《买买提的2008》具有喜剧色彩，好玩、有趣、荡漾着浓郁的青春气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语言与行动引人发笑、令人轻松愉快。孩子们各有特点，都力求上进。他们具有成长中的健康体型和肤色，有着花一样的灿烂笑容，在沙地里踢足球，进入几近纯真的境界。喜剧的夸张风格，透进表演的部分细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对于异性彼此，不同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各种各样的心思。公开的文体活动，都像精心安排的表演，人类生存的本能暗中激发出他们在异性面前的表现欲望。吸引异性的目的在这个年纪非但没有分散他们的才华展示，反而成了他们才思汹涌的动力。一个女生参加了男子足球队，他们热血上冲，心气高涨，达到最佳状态。该片节奏有张有弛，搞笑轻松的场景与细节几分钟出现一次，使观众发出会心的笑，娱乐性很强。《买买提的2008》作为第1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受到隆重欢迎，主创人员与观众见面，受到人们的好评，获得了有关奖项。该片在全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与传播。少数民族体育电影大多摄影漂亮、音乐动听。在《买买提的2008》中，导演用长镜头从容不迫地摄录运动员们在沙地上列队跑过，每一张年轻的脸上透露着坚定有力的表情。与之配合的主题音乐舒缓而昂扬，激荡人心。镜头拍得比较清晰，层次感较强，竞争场面拍得高潮迭起、扣人心弦。镜头常常定格在趣味十足的场景中；镜头剪接自然流畅，让人感觉十分舒服。我们能看到几个少年在镜头特写下的独特表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镜头独特新颖，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多用少数民族音乐，节奏较快，符合该片的情调。《买买提的2008》有的少年从不自信、被嘲笑、怀疑，到柳暗花明遇到善人帮助，再到最后完成大逆转。该片节奏有张有弛，搞笑轻松的场景与细节几分钟出现一次，让观众发出会心的笑，娱乐性很强。但是，有些少数民族体育影片有点简单化，有点粗糙，显得比较单薄。台词简单化，政治性较强，有的比较牵强附会、比较生硬，艺术感染力较弱，因此票房不理想。饶曙光说：“电影创作的同质化现象是中国电影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观众对电影不满意度最高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都从创作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却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专业化的新语境下，电影创作的面貌、格局乃至具体过程都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必须结合电影市场结构和体系分析和阐释。”［3］（P125）所言可谓一针见血，十分中肯。一些少数民族电影与政治任务联系紧密，在特定时期政府在制作、营销等环节给予大力扶持，但是在市场运作方面持续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在产业化方面不够完善。

二、适当采用数字化技术，与真人表演相得益彰

新世纪以来中国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适当采用数字化技术，与真人表演相得益彰，塑造少数民族英雄形象，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美好家园。例如《嘎达梅林》《可可西里》《寻找智美更登》《藏獒情未了》《印象云南之完美生活》《塔克拉玛干》《喀纳斯的阳光》《唐布拉之恋》等。《嘎达梅林》的真人真马与数字化制作相结合，表现出战马群非凡的气势，烘托出嘎达梅林的英雄形象。《可可西里》真人表演与数字化制作相结合，表现了沙坑吞噬人的危险可怕、防不胜防，展示了可可西里的危机四伏，突出了保护藏羚羊队员的艰难。数字化是一种技术改革，每一次技术改革都会促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巨大发展。数字技术可以创造出一种虚拟的现实，计算机生成的图像（CGI）是一种计算机动画，它的图像是逐帧生成的，成千上万个互不关联的数位通过精确的运算和定位，创造出一个个亦真亦幻的三维空间。饶曙光说：“电影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追踪电影高科技发展，用最新的电影高科技成果丰富我们的艺术创造手段，提高我们的艺术创造能力。电影高新科技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电影创作的思维和电影文化的前进。从硬件层面而言，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电影要借助新技术、高科技迅速推进创作生产的现代化，把高科技转化为艺术创新能力，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手段、艺术表达和创新能力。”［3］（P154）他准确地阐述了高科技对电影发展的促进作用。电影要求高清晰度，数字化正适应了这方面的要求。数字特技应用于前期制作，这种过程称为“形象化预审视”，包括创建故事板、虚拟布景、预置光效和制定复杂的摄像机运动。在数字化后期制作中，对电影图像进行各种控制，使用非线性编辑系统修描镜头（如修正图像色彩，移去特技表演中的支撑物）合成人造出来的各种图像（包括字幕、覆盖图层和变形效果）；把原本互不相干的摄影元素剪接到一起。可以使用电脑二维变形技术，还可以使用三维方法。电影数字立体声接近人耳听觉极限的大宽频动态，从一个方面进一步扩展了电影视听的表现力。电影数字立体声在参与视听造型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理念，其表达情绪的冲击、震撼的力量、潜入人们心灵深处的感染力，都远非传统影视可以与之相比，这其实已经是在电影视听语言中的又一次新的突破与扩展。数字立体声使我们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视听享受。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力之一。数字图像虽然属于模拟现实或虚拟现实之物，但是也要真实。虽然不必实有其事，但必须实有其情。它拥有表象型、意象型、抽象型、变形型形态，记录现实、和凭借模拟与虚拟手段虚构现实的功能。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数字图像与传统图像相互渗透、融合，具有互动互补作用，有些高难度动作与灾难场景可以用数字化制作，从而减少演员表演的危险性。数字化不仅不存在使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丧失艺术真实，相反，它通过发挥自身在创造视听效果方面的独特才能，极大地扩展了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现艺术真实的范围，使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增加了艺术的叙述方式。新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数字化技术的使用应该适可而止、恰到好处，不能滥用，应该保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特点，这样相关的产业才会稳步地向前发展。

三、用音乐音响叙事，增加影片内涵

新世纪以来中国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用音乐音响叙事，增加了影片的内涵。一般来说，大部分电影音乐音响只是背景因素。但是，有些电影不仅把音乐音响作为背景因素，而且将其作为叙事主线，在叙事方面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例如《鲜花》《康定情歌》《草原歌王》等。丁亚平说：“当代中国影视业的任何叙事都是当代叙事，和市场、和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不可分性。”［4］（P1）所言确有道理。《鲜花》将哈萨克族民间艺术阿肯弹唱作为一条叙事主线，表现了一个哈萨克族女歌手的成长历程；通过女主人鲜花的人生经历，表达了一个女阿肯追求阿依特斯艺术的执著和感情世界的起伏，展现了哈萨克族民间艺术阿肯弹唱的魅力和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和谐美好的生活。其中有三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是鲜花从不能说话到开口唱歌的那一瞬间，这是两个生命同时开始的点。第二个是鲜花在一次赛歌中邂逅了她的第一段爱情，这可以说是她的阿肯生命和女性成长的彼此支撑。第三是影片结尾，他们的孩子都在一边跑来跑去地玩，他问她会不会一直唱下去。这是第三个重要的点，标志着她两个生命的同时成熟。女主人鲜花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懂音乐，阿肯弹得好，为少数民族艺术画廊增添了新的形象。《斯琴杭茹》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日塔拉》之歌成为该片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儿童时期，斯琴杭茹与为她家放羊的小男孩蒙克相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青年时期，他们俩相爱了。正要结婚时，蒙克却去参加了战争，再也没有回来，只留下一首用鲜血谱写的诗歌《希日塔拉》。中年时期，她经受了种种迫害与磨难，也迎来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爱情。如今，80多岁的斯琴杭茹老人，遥望远方，仿佛又听到那首昔日的《希日塔拉》之歌，让人回味无穷。因此，该片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民族题材创作奖，扮演斯琴杭茹的演员卓拉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音乐发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贯穿始终，具有明显的叙事功能，充分展示了人物的性格。

四、以人物传记成片的方法，增强影片感染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采用以人物传记成片的方法，来增强影片的感染力，如《水凤凰》《斯琴杭茹》《额吉》《赛德克•巴莱》《诺日吉玛》《伊犁河》等。丁亚平说：“中国社会在近3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要发展，广受瞩目。其中所呈现的新的发展气象，也正喻示了中国电影运动的新趋向。激发起人们对主流价值以至整个未来中国艺术、文化想象的热情与兴趣。”［4］（P514）诚然。《水凤凰》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卢荣康是贵州山区的水族青年，因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膝盖以下肌肉萎缩。20岁那年机缘巧合地成为一名小学的民办教师。而学校里没有其他老师，学生也流失得差不多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辍学的孩子劝回学校。为劝学，他用木板、废旧轮胎和铁丝自制了重达几公斤的“船鞋”，护住双膝爬行在山间小路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教育生涯。36年来，卢荣康日复一日“爬村跪寨”，年复一年跪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他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卢荣康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水族的凤凰、贵州的保尔•柯察金。该片真情演绎乡村教师36年的“跪教”生涯，生动地表现了卢荣康坚强的毅力、崇高的精神与伟大的人格。该片入选教育部、广电总局和文化部的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的优秀影片。《额吉》展现了蒙古族对精神家园的坚守姿态。单单是从喉管和唇齿间发音的温柔中，就可以窥测到其代表整个民族柔情的那部分性格———单纯、善良、隐忍。娜仁花饰演的正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一个毫无私心的母亲，一个受难的圣人。宁才导演用理想化的诗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竭力抹去了政治的印记，虽然故事缘起自政策和时代性的饥饿，但在剧情中乡干部却对“犯了错误”的老师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分左派右派，能教得好书就是好派”；虽然锡林夫因为额吉“错误”的善心而与大学失之交臂，但那也不过是为母亲的苦难增加筹码；锡林夫自身具有“诗人”与“牧人”的双重身份，他骑马梦游至树下那一刻的灿烂苍凉带有强烈的写意气质———在宁才导演这里，草原和草原民族的命运，虽然苦难重重却并非魑魅坎途。就视听语言而言，整部影片最常用摇移镜头，画面常常从中景拉远，摇到一方辽阔的远景之中，以苍茫天光回应世事艰辛。《诺日吉玛》通过蒙古族女子诺日吉玛大半生的经历———等待多年前为保卫家园而去征战未归的恋人杭盖，医疗两个敌对的残废士兵，表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感人至深。因此，《诺日吉玛》在2014年5月10日获得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民族题材特别奖。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艺术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市场营销方面没有投入应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传播面不够广泛，票房等不够理想。

作者：张智华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