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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艺术角度下年画的戏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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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

作为年画研究大家,收藏“最有学问的年画”甚多的王树村,其家乡便在杨柳青,这里正是盛产戏出年画之地。究其缘由,盖在此地方小镇上原本具有浓厚的戏曲文化氛围。据王先生回忆,“杨柳青虽是小镇,却是一文明古镇,自古以来,戏曲活动就非常丰富。明代建造的药王庙大戏台,过去是杨柳青文娱活动中心,还有西关帝庙华榱丽藻的戏楼,也是当时经常演戏的地方……明代庙宇中演出何戏?因缺乏可稽的文献资料,难以得悉。据前人推测,杨柳青既为明代馆驿所在地,南来赴京的昆曲班当在此二庙停舟演出,以谢神明。清代酬神演戏,无非就是河北梆子及后来形成的京剧了。因酬神演戏多是民间社戏性质,不可能见载于地方方志或其他史册,故无从得悉详情。另外杨柳青不乏巨商富农、翰林进士,明清举行的大户堂会,其热闹盛况犹传颂于故老乡亲之间。明代张中丞家,建有戏楼、戏院。清代石方丞后裔所建的尊美堂、天锡堂大宅第中,都有华丽的戏楼,逢寿诞之辰、年节佳日,邀请名伶演出,以酬亲友祝贺。”[3](P200~201)在他家乡的舞台上,除了京剧演出,亮相的还有秦腔、河北梆子等戏班子。杨柳青的戏出年画,就在乡间小镇这传统戏曲氛围的熏陶下产生并发达。据彼时画店老板讲,杨柳青的戏出年画50%销往东北地区,自然而然,便有不少传入俄国。后来,王先生赴前苏联访问各家博物馆时,就得知对方有好些年画藏品是从哈尔滨和海参崴搜集来的。当然,中国年画受到域外收藏者青睐的,不止是杨柳青的。以莫斯科博物馆为例,该馆就藏有朱仙镇年画100多幅,大部分是清乾隆年间朱仙镇木版年画鼎盛期的作品。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编纂项目,2011年编纂成书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把流传到该国的600余幅年画经过鉴别,选定百幅出自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山东潍坊等地的年画作为“域外卷”出版。2012年11月中下旬,应日本学术界邀请,我们前往该国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在大阪街头古旧书店以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我们皆见到来自中国的文臣武将形象的老版年画作品。尤其是在早稻田大学,图书管理人员非常慎重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精心收藏的若干年画及汉文古籍。

清朝康熙年间,北方有民谣云:“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烟密,比不上武强一南关。每天唱上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河北武强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年画产地之一,从“千台戏”之喻,不难想见戏曲年画的生产、销售之盛。中原大地,年画和戏曲的氛围皆浓厚。河南朱仙镇年画中门神尤多,以秦叔宝、尉迟敬德为主,大大小小门画中,二位武将或衣着不同,或姿态各异,诸如步下鞭、马上鞭、抱鞭、竖刀、披袍等,据说不下20种样式,但其形象装束终不离戏曲化路子。此外,还有各种文武门神,文门神有福禄寿、九莲灯等,武门神常是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英雄好汉。放眼华夏,诸如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四川绵竹年画等等中,戏曲故事及戏装人物屡屡出现,莫不神采飞扬,为民众喜闻乐见。在多民族的中国,年画有着跨族群的传播,其题材也有多民族的展示,如前述《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收录的产于清末杨柳青的木版年画《满族山神》,画面以四位满族先祖为主体,画之背景是折屏式山景画,两侧屏面写着满汉文字,该画解说文字还特别提示:此乃满族人过春节时张贴的山神像。据《东华录》记载,相传有三位天女,名叫长恩古伦、次正古伦和季佛古伦,她们来到长白山天池沐浴。季佛古伦吃了神鹊衔来的红果后怀孕,生子布库里雍顺,被奉为清朝始祖,或为满族山神。而在河南滑县,也曾发现“满文年画”,一幅绘着观音、关公和比干的老版年画,上面文字全是满文。[4]在西部,羌人处于汉、藏之间,来自汉族地区的年画在川西北羌区也常见,成为后者民俗的一部分。有建筑研究者就曾指出羌寨人家有张贴门神避邪的习俗,且“以绵竹年画为主”。[5](P29)绵竹与羌区接壤,“5•12”地震重灾区绵竹清平过去就属于茂州(茂县)管辖,如今清平乡民还在大力发掘“羌汉山歌”。[6]因此,绵竹年画受到羌区民众喜爱,是自然而然的。2011年岁末,笔者走访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汶川龙溪“羌人谷”中的巴夺寨,见寨中人家大门上,无论是画面写着“发”“财”字样的秦叔宝、尉迟恭形象,还是画中标示“日”“月”并写着“开门大吉”之类词语的手握兵器的门神,都是大家熟悉的戏曲人物装束。类似情况,在茂县、北川等羌区村寨皆不难见到。再看看黄河流域。“平阳”乃古地名,帝尧所都,春秋晋羊舌氏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晋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赵朝为平阳大夫;《史记•魏豹传》云,“汉元年,项羽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三国时魏置平阳郡,汉置平阳县,故治在今山西临汾西南面。随后,宋称晋州平阳郡,升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改晋宁路,明代复称平阳。地处黄河中游的平阳是元杂剧盛行之地,戏曲文化氛围向来浓厚。此地年画,尤以明清为鼎盛期。该地曾有收藏者在古玩市场淘得一组清代中期的木版戏曲年画,为8件套,装订成册,乃是流行于襄汾一带的“戏出”灯影画,内容包括《黄鹤楼》《杨门女将》《三打白骨精》等戏曲故事。[7]山西四大梆子之一蒲剧的故乡就在晋南,其剧目相传有800余个,从宫廷生活到市井起居,从神话传说到民间故事,取材广泛,丰富多彩,为当地的年画艺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作为绘制在纸张上的“无声戏”,这些戏出年画中的《打金枝》《游华山》《西厢记》等作品,表现的故事大多是以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民间传说为蓝本,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某些戏画中的人物和故事,便跟这一带有关,如《三进士》的主角张文达父子原籍临汾帽儿刘村,《西厢记》故事出自蒲州(今永济),而《汾河湾》的剧情也发生在河津县。平阳年画中有“拂尘纸画”一类,是贴在神龛前、碗柜或被褥窑、门窗上的,既有装饰美化又有阻挡或抖落灰尘的作用,亦多从戏曲故事取材,通常以四幅连环画组成,这跟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剧本结构似不无暗合之处。这些戏曲木版年画,人物造型得体,形象生动传神,招人喜爱。年画艺人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绘技,把戏中角色“唱、念、做、打”的表演技巧神情毕肖地刻画出来,给观者带来审美乐趣。在画面处理上,往往不单单是演出的照相式刻板摹写,而是突破有限的舞台时空,把剧中人物、情节、背景跟民间故事、传统小说、现实景物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正如有人所言,这些作品的粗犷线条和较大色块的处理,颇有传统国画的写意和近代黑白版画的效果,那夸张、写意的人物造型,则又透露出漫画般的情趣。这些精彩的画作,既是不可多得的民间美术作品,也为地方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图像资料。转过眼来看西南地区。兴盛于清代的绵竹年画,乾隆、嘉庆年间有作坊300余家,年画艺人逾千,其种类涉及门神、神案、斗方、画条等,每年生产的门神、斗方达千万份左右。昔日,仅在绵竹县城开设铺面的“坐商”就有30多家,盛况由此可以窥豹一斑。如今被定为一级文物的《迎春图》是绵竹传世绘画中的精品,创作者黄瑞鹄以长达6米的彩绘画卷生动地再现了清代当地立春习俗。立春是正月里首个节日,迎春对于“以农立国”的华夏古国来说格外重要。每逢此时,要举行盛大仪式,官民参与,上下同乐,一派喜气祥瑞的景象。隆重举行的迎春仪式中,除了迎春牛、鞭春牛等民俗活动,还有人物身着戏装、饰扮戏曲故事的街头行进表演,蜀地民间谓之“抬阁”“高装”等。风俗画长卷《迎春图》图案内容,包括四部分:迎春、报春、游城、打春。第三部分中,除了狮灯、龙灯表演,有桌式抬阁六架,以活人着戏装扮《秋江》《踏伞》《闯宫》等折子戏。2011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三),“2011中国年画节暨第十届绵竹年画节”隆重举办,其开幕式上专门以真人装扮重现了这种洋溢着地方民俗风情的场面,给来宾留下影响甚深。纵观绵竹年画,其清代老版中不乏从戏曲取材者,人物刻画细腻,场景表现生动。比如年画《五子告母》,同名剧目迄今犹见于川剧舞台上。再如绵竹年画《白狗争风》,在川北灯戏中有此传统剧目,又名《白狗争妻》《真假难分》,这出戏今天在蜀地舞台上已难见到了,但其活灵活现的表演场景在年画艺人笔下中得以生动地记录下来。至于那些身扎靠旗的“立刀”“立锤”门神,简直就是戏台上武将形象之威风凛凛的直接写照。同在四川,还有以“黄丹门神”驰誉遐迩的夹江年画,其实,此地“女门神”①也很吸引人,年画中那头插翎、身扎靠、手提大刀、戎装打扮的女将秦良玉,不也是梨园观众熟悉的形象么。去年,在四川省文化部门主办的首届“文殊坊”杯非遗手工技艺精品邀请展开幕式上,遇见我熟悉的夹江老艺人,他还特地送了我一张英姿飒爽的“女门神”,并告诉我这是他们在发掘传统、研究清代老版年画基础上恢复刻印的。“闲披屏市褚先生,官绿榜黄色色新;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这是清初诗人蓝选青的《梁山竹枝词》之一,吟咏的是梁平年画兴盛时期的状况。重庆市直辖之前,我们习惯说梁平地处川东,其跟绵竹、夹江并称四川三大年画。梁平木版年画始于明代嘉靖年间,发达于清代康熙、雍正时期,清末民初达到鼎盛。诗中提及的“屏市”,即今之梁平县西南部的屏锦镇,距离县城20多公里,是当年梁平木版年画生产制作的中心。据当地老人回忆,昔日屏锦有“小重庆”之称,半边是作坊店铺,半边是客栈、茶楼、酒肆,每年到了年画订货、销售旺季时,各地商贾云集此地,很是热闹。其鼎盛时期,甚至出现了作坊百家、画种过千,家家雕刻木版、户户描绘丹青的繁荣局面。民国初年,梁平年画与四川的绵竹、夹江年画齐名,并称“西南三大年画”。近500年的发展历史,使梁平木版年画在内容上形成了门神、神话和戏曲故事三大类型。2010年2月发行的《梁平木版年画》特种邮票,就选择了“帅将门神”“盗仙草”“和气致祥”“盗令出关”四幅当地木版年画佳品。“盗仙草”是《白蛇传》(《雷峰塔》)中精彩的一折,向来为各地戏迷所津津乐道。据设计者讲,中国木版年画系列邮票在设计上最怕在题材上“撞车”,尽管2003年发行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中已有“盗仙草”一枚,但梁平年画独特的表现手法让他无法割爱。

现在看来,梁平年画与杨柳青年画的“盗仙草”,各有千秋,正好鲜明地体现出南北年画的差异美。东南沿海地区,年画、戏曲亦盛,剧装人物形象在佛山年画中便常见。潮剧《荔枝记》讲述书生陈三与五娘历经周折的爱情婚姻故事,漳州年画艺人由此取材,遂有《五娘看灯》《陈三磨镜》《小七送书》《潮州府三审陈三》《陈三五娘成亲》等画面展示。二“文人一根钉,武将一张弓”,华夏民间画诀有此言。着眼表演,戏曲有“文戏”和“武戏”之分。一般说来,民间年画中表现长靠武生交战打杀之戏的,场面大,声势大,人物繁多,气氛热烈;倘若是描绘短打武生戏,则往往注重捕捉演员台上亮相的一瞬间,讲究的是对剧中人物精、气、神的凸出刻画;至于以唱工为主的文戏,演员的身段动作相对不多,这种情况下年画艺人主要是通过对剧中人物神态、眼神等细微处的精描细绘,来表现其内心世界。以京剧年画为例,“描绘文戏讲究优美的身段和细腻的表情,如《清官册》中八贤王对寇准代牵御马以示尊重和拜托;尤其是旦角戏,更讲究人物的秀美和妩媚,如《新安驿》中的赵美容(青衣)、周凤英(扮成花脸)和罗雁(扮成小生)。武戏讲究工架姿势、威猛灵活,如《蔡家庄》中武松和鲁智深拳打蔡继泉。短打武戏多于长靠武戏,这样更痛快热闹,如长靠戏《临潼关》中李渊、秦琼和杨广的对打;短打戏《元宝树》张四姐大战哪吒、二郎神”。[9]常言道:“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年画艺人也多以此为口头禅,奉为年画创作圭臬。那么,刻板印版,涂墨绘彩,怎样才能使笔下真正“有戏”呢?就人物形象塑造言,“传神”当是关键。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古典戏曲和民间年画均重视传神达意,以之为至高审美境界。绵竹年画向戏曲取材的作品中,从表演形体描绘到角色眼神捕捉,从场面主次安排到人物呼应关系,都处理得相当细致,给人呼之欲出的感觉。梁平木版年画在人物造型上多夸大头部,在处理五官的时候往往将两个眼珠子的距离拉得很近,看起来就象四川方言讲的“对对眼”,却使人物目光显得炯炯有神,其手法自有别致、过人之处。“武将要威风煞气,文官要舒展大气,美女要窈窕秀气,童子要活泼稚气”(武强年画);“门神要有神,眼睛大一轮”“神在二目,情在面容”“一脸神气两眼灵”(朱仙镇年画),挂在华夏民间年画艺人口头上的这些经验之谈,可谓深得中华美学“气韵生动”“传神写照”的精髓。“牛郎织女”系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也是戏台上常常搬演的。纵观华夏南北各地年画,表现牛郎抢仙衣与织女成亲和鹊桥相会画面的出现频率尤其高,也最受人欢迎。现存此类年画中,如论者言,当以收藏于日本的苏州桃花坞刻印的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年代最久,画中表现牛郎牵着牛在云端与织女相聚,运用了西洋铜版画排线表现明暗的技巧,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作品,殊为难得。近代上海胶版彩印的月份牌年画流行一时,名画家杭稚英的《牛郎织女》自问世以来便受人喜爱,发行数十年不衰。[10]检视巴蜀地区的年画,诸如《借东风》《打黄盖》《双旗门》《送京娘》《龙虎斗》《翠香记》《钟馗送妹》《萧方杀船》《三顾茅庐》等戏台上常见的剧目,以及关公、岳飞、财神、灶神、八仙、三官大帝、四大天王、十六罗汉、西游故事、水浒人物等,向来都为年画制作者与购买者所同感兴趣。历年来,绵竹年画屡屡亮相在各种展览、大赛中,为行中人所称道。1994年秋,文化部在京城举办“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赛,绵竹年画有9件作品参展,除了姚春荣的《西厢记》直接取材于同名戏曲,其他如陈兴才的《双扬鞭》、李芳福的《立锤武将》、马忠义的《刀锤武将》和金平定、侯世武的《副扬鞭》,还有老版拓片《赵公镇宅》《紫微高照》和《寿天武将》,人物造型也莫不体现出明显的戏曲化元素,由此可见传统戏曲对民间年画表现形式的影响。2011年3月,由省文联主办的“首届四川省民间工艺百家展”在浣花公园处省博物馆举办,那以传统的“明展明挂”手法绘制的占据了馆内整整一大堵墙的巨幅武将门神,就出自绵竹年画的国家级传承人李芳福之手,让所有观看的人惊叹不已。2013年7月笔者去绵竹,还听这位年逾八旬的民间艺术家讲述他画此门神的经过及用意,他说自己现在每天仍在作画,笔不离手。行内人士皆知,绵竹年画艺人笔下的“填水脚”(又称“行门神”),是诞生在年关的上乘之作,看似粗拙而实则精妙,用笔匆匆而神意十足,其涂抹挥洒会使人想到明代画坛上那位泼墨写意的大天才徐渭。这些民间艺人勾画出来的剧装人物无不活灵活现,其非凡气韵和老辣技法令人拍案称绝。

年画艺人表现戏曲题材,根据本行艺术的特点,在对象处理上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在京剧中,“戏出”是指整出戏或几出戏之意,例如将整出戏排成扇面的《千金全德》的六个场面;再如十出戏的《全本三国志》的12幅画图故事。一般说来,戏出画稿是聘请画师到戏院中边看戏边速写而形成的,如名画师阎玉桐就住在前门的文盛斋灯扇铺,专门描绘名伶供给杨柳青年画作坊。画师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视角,用概括式勾勒的速写画像,将角色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传神地表现出来。布景及道具方面,戏曲重虚拟,到了年画中往往绘上真山真水和真情实景,如《瑞草图》中就绘有仙草云霞;有时行头不是用马鞭代替而是真马,如《卖马》王老好牵马和《红拂传》虬髯公带马。有时戏中某一人物在某一场中原来并不出场,为了突出戏剧冲突,京剧年画却把几个人物集中到一个画面中。如《挑滑车》高宠挑滑车时金兀术不可能就在旁边,《牧羊卷》朱春登认出妻子手上的朱痕时宋成已被杀死。反之,为了强化主要人物,而将画面上虽然应有的其他人物省略,但也无损于艺术整体的真实性。如《战宛城》中,曹安民引领曹操改装出游,看见邹氏、侍女春梅、张先夫人、雷叙夫人四人,但在画面上把后二人省略了。从人物描绘看,京剧年画一般为二至七人,最多是七人。其中,三人图和四人图最多,其余则很少见,如:七人图的《汉阳院》和《连环套》;六人图的《朝天岭》;五人图的《霓虹关》和《牧羊卷》;二人图的《还二锏》《庆顶珠》《汾河湾》《双锁山》和《打韩昌》。因此,有人把京剧年画喻称为“清朝京剧舞台的‘录像机’”,[9]而在受制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音像存录手段有限的年代,戏曲年画对戏曲艺术的“图像志”作用的确可贵,其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人、事、戏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作为艺人别具匠心的创造物,年画表现戏曲题材也不时有出人意料之作,体现出活泼的民间创造精神。《四郎探母》是梨园名剧,说的是北宋时期辽兵南下与中原王朝争战过程中的故事。剧中,被辽朝君主招为驸马的杨四郎本是汉地将军,其妻子铁镜公主则属辽邦之人。传统戏曲是程式化的艺术,这程式体现在剧中的方方面面,比如“手、眼、身、步”的表演,“蟒、靠、裙、帔”的服饰,等等。《四郎探母》是广大戏迷们再熟悉不过的剧目了,在其舞台呈现中,按照戏曲程式化的要求,从男女两个主角的服饰装扮来看,自然是一依中原汉族而一为北方少数民族。一般说来,常规表现该剧大都遵循这种规定(民间年画亦然),如当年陈丽芳与奚啸伯、张君秋与谭富英合演京剧《四郎探母》,留下的剧照均扮相如此。然而,民间年画笔下有例外,已故民艺学家王树村收藏的一幅梁平年画《四郎探母》,在人物装束上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身为辽朝公主的铁镜,穿帔系群,戴额子插翎子,还披着红色短斗篷,俨然汉族女子,不像河北乃至江南地区的年画中着旗装、梳大翅头;相反,身为汉族将军的四郎,本该戴面牌、风帽并着马褂、箭衣的他,却是头戴花翎金色顶圆帽,身穿蓝袍而外套红色马褂,下身挂甲,手举令旗,一副番将打扮……梁平年画艺人笔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这般的人物装束呢?是因为昔日该地演出《四郎探母》在角色装扮上原本就跟其他地方相异,还是由于年画艺人自己对搬下舞台的人物形象作了大胆改动?无论是演戏还是绘画,又是什么缘由导致了这种有别于他方或有别于定规的艺术化改动呢?诸如此类问题,尽管由于相关资料缺乏而难以考证,却很能激发学术研究者从中国多民族文化史角度去审视和思索。

作为民间艺术,年画不但与戏曲结缘,而且承载着诸多有趣的民俗文化信息。国人心目中最大的节日是春节,年画跟民间信仰相关,源自百姓岁时张贴神像以祈福求吉、避凶逐疫的习俗,其中门神年画尤为古老形式,民间又以“喜画”相称。年画源于门神画,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四记载“新年十事”云:“门者,五祀之一。有神,固矣。至于绘文武之像,指将相之名,双扇门曰对脸儿,单扇门曰独座儿,习俗之附会也。”又云:“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此处言及年画的教化作用,而画面上那些剧装式的文臣武将,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当然也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年画大约萌始于秦汉之际,人们逢除夕在门户上画神荼、郁垒等以把守家门、驱逐鬼魅。唐代以来又有秦叔宝、尉迟恭等人物形象进入门画,据宋代笔记,当时汴京、临安岁末市场上有门神、钟馗等神像出售,供人们年节中贴挂。这些年画,浓墨重彩,悦目赏心,给家家户户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乡间谚语有道:“有鱼有肉不是年,贴上年画才是年。”过年贴年画的习俗表达着老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愿,有如歌剧《白毛女》中喜儿在大年三十贴门神时所唱:“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就年画人物形象看,从上古神怪模样的神荼、郁垒到后来武将姿态的秦琼、尉迟恭,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尤为民众所熟悉的,当数仿照戏台上那头上戴盔、身着铠甲的武将打扮者。事实上,门神年画与戏曲年画乃是年画中品种最多、印量最大的两类。戏曲门画中,门神的穿着打扮有如戏中人物,手中兵器亦属舞台上的“花架子”,并且作舞台“亮相”姿态。如山东潍县的门神,左边的秦叔宝和右边的尉迟敬德皆身着铠甲、背扎四面“令”字靠旗,前者双手执锏,后者双手执鞭,如此造型恰恰是借鉴了传统戏台上的人物模样。再看河南朱仙镇年画中的神荼、郁垒,身架四撑,孔武有力,人物造型戏曲味极浓。从河北武强年画门神上我们看到,其直接把舞台上“大花脸”式戏曲脸谱搬入年画中,并且缩减躯干突出头面(当地艺人有“十斤狮子九斤头”之说),使得人物造型更见威武,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在前述2011绵竹年画节上,来自河北的同仁曾屡屡同我谈及武强年画中带谜语的“灯方”,说这类作品他们的年画博物馆收藏了许多。相传明万历年间,武强南关街东有画店“宜兴斋”掌柜名白儒银,是个身体细长、瞪着鼠眼的刁钻之徒。街西有老画工韩厚绘制了一套《九九消寒图》画版,印出的画很畅销,供不应求。白见后十分嫉妒,他偷走韩的画版藏了起来。老画工气愤地写了四句诗配上图案糊在灯笼上,趁元宵节张灯时挂出,诗曰:“一物细长白如银,论价不值半文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裳不认人。”街坊们看了都大笑。原来,老画工以钢针为谜底制成谜语,一语双关地骂姓白的“不值”。后来,艺人们效法之,把谜语和图画同印到糊灯笼的纸上,形成了河北武强年画中这种独特的灯谜画。此画是糊灯笼的,四个灯方糊一个灯,画面由故事和谜语组成(比如戏出年画《秦香莲》之谜面为“初五十四廿三”,要求“打一花名”),故事通常取材于小说戏曲,灯谜主要是从四书五经、千字文、谚语、格言等中出。(当然,也有的灯方仅仅有画面而不出谜语。)2010年是虎年,《春灯》编辑部印制了庚寅年贺年有奖明信片《武强古版灯方年画中的灯谜》,画面乃戏曲《包公案》四出,版是清代的,灯谜分别为:“外科生意兴隆”(诗经句一)、“广额秀才”(四书句一)、“村巷传呼宰相来”(四书句一)、“天颜有喜近臣知”(四书句一)。据河北同仁介绍,这些带谜语的灯方都是古版流传下来的,至今许多谜语无人能解。有关方面曾举办武强古版灯方年画灯谜征射活动,[11]列出的谜面有“猜灯谜”(戏名一)、“米家书画”(戏名一)、“拿着刀子骂神”(戏名一)、“六三无攸利”(西厢句一)等等。以年画作为彩灯装饰,是老百姓乐于观赏的,而在四川成都举办的春节灯会上,我也屡屡见到这类作品。“从民俗学角度研究中华戏曲,有着相当的学术魅力,是研究者可以多有作为的场域。”[12]上述表明,戏曲年画这中国人喜爱的民俗艺术遗产中,真的是“名堂”多多、“学问”大大,值得今天的习艺者、爱好者、研究者从民俗艺术学、文化人类学角度去好好儿玩味、好好儿探究。

作者:李祥林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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