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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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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六期

[摘要]

滞后于史学叙事和哲学叙事,作为殿军的文学叙事孕育于战国晚期,并且呈现出不同于前二者的文化意识和主体思维。现存宋玉赋作通过文学虚构、主客问答以及叙事诸元素的有意处理,成为展现早期文学叙事的核心文本,其真伪争议则印证了文学叙事产生的时代复杂性。宋玉赋作一方面开启了以辞赋表现文学叙事的先河,另一方面直接影响着两汉以来的文学叙事形态,由此彰显出对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独特价值,展示出了非凡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宋玉;辞赋;文学叙事

一、文学叙事的界域及其时代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根源可追溯至先秦时代。据《易经•贲卦》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如此阐释:“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①自有文字以来,先秦文化就似乎以一种文、史、哲融汇与共的姿态表现于元典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先秦文、史、哲虽不分家,但其表达精神和内涵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并且展示出不尽一致的人文主旨。对此,战国士人已察其端倪。《庄子•天下》即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②即便是面对同一知识领域乃至同根同源的学术,思想家亦试图有意加以区分和研判。《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③尽管这样,让先秦元典各自归属于比较清晰的学科门类,还有待于汉代以来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刘歆《七略》始将天下经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种。荀勗《新簿》则以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④以目录学著作为依据,文、史、哲三足鼎立的学术体系及其各自较为明显的界域最终得以形成。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从混沌抑或兼容到一分为三,事实上证明了古人对于天下文献及其所谓道术的认识日渐清晰。而履霜之渐,绝非一朝一夕。回顾上述过程,其中难以回避一个易被世人忽视的命题:文、史、哲三者最初是同时孕生,抑或是有先有后?根据逻辑常识和前贤论证,我们不得不抛弃前一种观点。与此相关,倘若我们肯定后一种观点,那么文、史、哲究竟孰先孰后?程水金先生研究得出:“先秦散文在思维模式上也有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从既无因果联系,又非相似联系的原始思维,到以时间为参照系的时间———因果思维,再到以时空结构作为参照系的时空———相似思维,遵循着人类思维从混沌到有序的发展规律。”①检读元典,程氏所言不无道理。毕竟,先秦散文可大致视为神话传说、历史散文以及哲理散文的前后逻辑序列。而《汉书•艺文志》指出:“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②由此笔者以为:先秦时代可前后大致划分为史学、哲学、文学等三种文化本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文化本位往往涵括并且利用前一种文化本位,由此呈现出一种继往开来的发展态势。考察先秦文化的时代嬗变,最先记载人类文明的书面材料,当是史学本位时代的记事,其文化意识在于如实地陈述社会历史,并且藉此彰显出惩恶扬善的价值功能。史学本位时代稍后,正是以诸子百家为社会主体的哲学本位时代,期间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说理性著作,其文化意识在于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阐释哲学思想,其中不乏运用寓言来伪托记事。文学即人学。史学本位时代的历史记事,哲学本位时代的诸子说理,均不是由个体意识主导所致的纯文学产品,直至战国末期,以屈宋辞赋作为开山之作,文学本位时代才终于到来。③在主体思维逐步走向复杂和成熟的过程中,无论是处于史学、哲学还是文学本位阶段,不同元典都需要多种表达方式来彰显其人文价值。这里,叙述、议论、抒情、描写等一切后世常用的表达方式,都曾在元典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上古汉语及其修辞手法的普遍应用,从侧面印证了先秦典籍的语言张力。

换句话说,“叙述”不过是元典的某些表达方式之一,某种文本写作特别是记叙文本创作的基本手法。从现实性讲,各类文本和文体都可以程度不同、轻重不等地使用“叙述”手法,即便是说理性文本,同样离不开它来交代背景、组合材料以及阐明内容等。而作为某种行为活动的“记叙”,意谓用书面文字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录下来,其基本特点表现为陈述“过程”,亦即人物活动的过程,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等等,构成了“叙述”应该包括的内容。以具体人物及其事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客观实在为内容,“叙事”遂成为“叙述”表达方式和“记叙”行为活动的综合体,故事性文本应运而生,文、史、哲及其文化意识无不用之,尽管其使用程度不同、轻重不等。④诚然,史学文本往往使用“叙事”最多,故事性比较突出,文学、哲学文本次之。而如前所述,因为史学从时代本位上早于哲学和文学,那么史学叙事亦当早于哲学叙事,文学叙事则更晚之。所谓文学叙事,其实是在个体意识主导之下,在纯文学创作时代来临之际,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来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作家情感和心灵世界的艺术性叙事。与史学追求的“真”和哲学追求的“善”不尽相同,文学叙事应该追求无功利性的“美”,社会性、形象性和情感性不失为展示其艺术价值的重要尺度。文学叙事不可与叙事文学等同,尽管叙事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叙事。因为从时代上看,文学叙事必然早于叙事文学的诞生。从表现上说,文学叙事往往是在文学本位时代来临之后,作为一种叙事内容呈展于文学作品之中,叙事文学则除了具备上述特征,还在文体方面展示出鲜明的叙事模式和艺术特征。通观周秦之际的文化生态,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分别演绎着史学叙事与哲学叙事,辞赋则不失为文学叙事的最初形态,屈原作品可谓其嚆矢。日本学者清水茂即认为,赋体文学的人事、景物都带有些虚构部分,“在中国戏剧、小说还没发达之前,虚构文学是由辞赋担任的”⑤。这里所谓“虚构文学”,其内涵可与“文学叙事”相互参证,其远祖可追溯至屈宋辞赋。据笔者考察,滞后于史学叙事和哲学叙事,作为殿军的文学叙事孕育于战国晚期,并且呈现出不同于前二者的文化意识和主题思维,宋玉赋作正是现存早期文学叙事的重要载体。

二、宋玉赋作及其文学叙事特质

有关宋玉著述的真伪之辨,学界可谓异说纷纭。作为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宋玉赋十六篇”①。《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②。而考察历代典籍,汉王逸注《楚辞章句》、南朝萧统编《文选》、唐人编《古文苑》、宋陈仁子编《文选补遗》、明人辑《宋玉集》、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均收录署名为宋玉之作数量不等,足见其传世作品不止一种。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只承认《九辩》为宋玉所作。经吴广平先生详细考证,现存宋玉作品应该有:“《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所收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五篇,《文选补遗》所收的《微咏赋》,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共十四篇。”③宋玉赋作的真伪争议,从侧面印证了文学叙事产生的时代复杂性。

文学叙事产生于何时?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晚于两汉,或者可能是六朝,甚至是以传奇为文言小说之成熟标志的唐代。如此种种,其共同点在于把文学叙事等同于以文言小说为主要形态的叙事文学。而事实上,当文言小说的萌芽、孕育乃至发生、发展尚未与中国史学叙事传统得以完全厘清之际,文学叙事本身最容易成为一笔糊涂账。现存宋玉赋作之所以难以得到某些学者的认同,其中一个隐性的因素,恐怕是这些作品给人以不合时宜的错觉。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上述大部分赋作,不应与屈原处于同一时代,而是应该更晚。这种不合时宜的阅读错觉一旦产生,思维便会引导着人们去寻找相关的证据以辨其伪。事实是,以宋玉赋作为典型案例,文学叙事一方面基于史学叙事和哲学叙事的文化意识及其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不失为个体文学创作大背景下的时代产物。这就是说:其一,作为“叙述”表达方式和“记叙”行为活动的综合,叙事亦即讲故事尤其得益于早期史学叙事传统譬如《左传》等,文学叙事从中汲取了天然营养。其二,同样是作为“叙述”表达方式和“记叙”行为活动的综合,叙事还得益于先秦诸子寓言传统譬如《庄子》等,文学叙事从中吸收了理性思辨及其伪托手法。其三,文学叙事既不是对史学实录及其惩恶扬善精神的摹写,亦不同于哲学阐释以及为此而虚构故事,而是以生动的感性的个人为主体,以社会和人生为观照对象,渊源于复杂的前赋文化却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之,终成以言志和抒情为宗旨的故事性文本。缘此,晚于史学叙事和哲学叙事,文学叙事应产生于屈原以及个体文学时代的宏观效应。作为屈赋的继承者,宋玉多篇赋作以一种特殊的文学叙事群文本呈现于世,彰显出了不同于史学叙事和哲学叙事的时代魅力。

检读现存宋玉赋作,其《风赋》记叙宋玉与景差共侍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继而围绕着楚襄王与宋玉的四次问答来陈述风的发生过程和各种态势,通过对比王公贵族与黎民百姓的生活反差,讽谏楚王务戒骄奢,其“命意造语,皆入神境”④,“古来绘风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论”⑤。其《高唐赋》、《神女赋》都是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写景言情之作,文本分别通过记叙楚怀王、楚襄王游猎云梦而梦遇巫山高唐神女的故事,前者“始叙云气之婀娜,以至山水之嵌岩激薄,猛兽、麟虫、林木、诡怪;以至观侧之厎平,芳草、飞禽、神仙、祷祠、讴歌、田猎,匪不毕陈;而终之以规谏。形容迫似,宛肖丹青”⑥,后者亦“深婉而溜亮,说情态入微,真是神来之文,非雕饰者所能至”⑦,展示出不同于《九歌》气质的人神之恋。其《登徒子好色赋》记叙登徒子侍于楚王而短宋玉好色,继而宋玉针对这种无端诬陷进行巧妙辩解和有力反击,所谓“假以为辞,讽于淫”⑧,全赋不仅“情致滑稽,语言幽默,讽刺辛辣,谐趣横生”,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东家之子和登徒子两个人物形象”⑨,洋溢着文学的质感。其《对楚王问》记叙楚襄王责问宋玉“遗行”以及“不誉”之因,宋玉为此进行解说,通过对比描写和隐喻手法,“意思峻绝,词法高简”,作者孤高之意与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实谓“古文之尤妙者”①。其《大言赋》、《小言赋》虽为游戏制作,但前者记叙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比说大话,后者则记叙楚襄王命令景差、唐勒、宋玉比说小言,“大出无垠,小入无间,从横是非,淆乱真赝,极巨极微,如戏如幻”②,充满着娱乐文学的特质。其《讽赋》记叙宋玉“休归”、唐勒向楚襄王进谗言、宋玉以“尝出行”之事解释,通过一系列故事环节,表面上为自己的好色而辩驳,实则劝谏楚襄王不要好色,呈现出讽谏文学的独特魅力。其《钓赋》记叙宋玉与登徒子同钓于玄渊,并见于楚襄王,又通过登徒子、宋玉与楚王的对话交流,“以钓鱼之术喻治国之道,构思奇妙,跌宕有致”,作品“寓意深刻,主题鲜明,委纵收敛,精妙曲微”③,堪称佳构。此外,其《笛赋》一方面记叙作者游历衡山经历,另一方面设想师旷命严春、叔子吹笛,其中对吹笛人动作神态和笛声的描绘尤其动人;其《御赋》记叙唐勒和宋玉在襄王面前谈论驾驭马车,藉此阐明治国之理。不难看出,现存宋玉的绝大部分作品,往往以记叙某事来引入全文,以伪托故事为背景和开端,以人物对话和交流为转折,由此构建起文本的主体框架,以某种寄寓和讽喻为宗旨,以语言、形象以及意志、情感等为艺术尺度,实与文学叙事不可须臾相离。这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首先,宋玉赋作的文学虚构和浪漫主义色彩非常明显。明人胡应麟指出:“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也。”④清人陈维崧认为:“子虚、无是,讵常真有其人;暮雨朝云,要亦绝无之事。然而宋玉以寄其形容,相如以成其比兴,固知情难蹠实,事比镂尘,托隐谜以言愁,借嘲诙以写志。凡兹抹月披风之作,悉类诅神骂鬼之章,达者喻之空花,愚夫求之楮叶。”⑤这里,人物之间毫无历史根据的游戏之言及其诙谐和夸饰特色,最能证明相关故事乃作者有意为之。宋玉赋作的文学虚构,不是为了彰显惩恶扬善的史学精神,反而与诸子寓言更为相似,其实质却不是旨在阐明哲理,而是表现出对国家、社会、民众以及自我的有情观照,其讽谏、言志以及抒情等文学功能昭昭于世,不仅深具文学内涵,而且关涉到儒家文学的本质特征,由此在早期叙事文本中别具一格。

其次,宋玉赋作以主客问答为主体内容,其寄寓手法及其讽喻意图非常明显。主客问答根源于诸子寓言,通常呈现出较强的故事性。胡应麟视宋玉为类似诸子的战国辨士:“大率战国著书者亡非辩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辩者也;庄、列,道之辩者也;釐、翟,墨之辩者也;牟、施,名之辩者也;韩、邓,法之辩者也;仪、秦,纵横之辩者也;衍、奭,阴阳之辩者也;髡、孟,滑稽之辩者也;宋玉,词赋之辩者也。”⑥郭绍虞则强调:“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⑦宋玉赋作习惯于伪托楚襄王、宋玉、登徒子、唐勒、景差等人物及其语言交流,藉此驰骋才情,实践某种文学功能。这种主客问答更接近于诸子寓言,与屈原某些作品同源,同时彰显出文学本质,其言辞幽默而意味深长,其故事体制异常分明,不仅直接影响着汉大赋,而且有利于文言小说的发展。再次,宋玉赋作叙事诸元素比较完整并且经撰者有意处理。一般来说,作为某种行为活动的记叙,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意义等诸种构成要素,并且与时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无论是陈述人物活动的过程,还是描述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都应表现出一定的顺序性与持续性,亦即让这个“过程”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前后进行。考察宋玉赋作中的伪托故事,一方面表现出人物、事件、原因等诸要素,同时可见其事件过程和时间维度,结构上有条不紊,另一方面则故意淡化甚至忽略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结果、意义等,藉此超越了传统的史学叙事,抑又试图规避哲学诠释,积极演绎个人情志以及文学技巧,最终让某种虚构性故事文本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文学内涵和人文张力。这种做法从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屈原的创作经验,特别值得汉人学习和仿效,因其恰到好处地凸显了文学叙事的精神实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宋玉赋作彰显早期文学叙事的创作经验,特别是文学虚构、主客问答以及针对叙事诸元素的有意处理等,事实上得到了很大程度地继承和发扬,以至迎来了赋体文学的黄金时代。宋玉赋作及其文学叙事特质,由此影响着他在早期文学叙事乃至战国文学中的特殊位置。

三、宋玉赋对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价值

谈及宋玉的文学地位,刘勰虽有“屈宋”并称之说,实则尚未彰显其独立的文学史地位。清人程廷祚曾赞美宋玉诸赋:“观其《高唐》、《神女》、《风赋》等作,可谓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其赋家之圣乎?后之视此,犹后夔之不能合六律而正五音,公输之不能捐规矩而成方圆矣。”①这里所谓“赋家圣手”,虽不再依附于屈原而立论,却依然重在评述其文学技巧。而事实上,宋玉赋作通过文学虚构、主客问答以及叙事诸元素的有意处理,表现出了种种与个体文学时代一致的叙事特色,并且成了早期文学叙事的重要载体。考察文学叙事的界域以及发展态势,因为位处屈原赋和两汉辞赋之间的关键环节,宋玉赋作充分表现出它对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独特价值,由此亦展示出其非凡的文学史意义。宋玉作品在战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必要厘清四点:其一,屈宋作品与《诗经》中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直接相关。所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②,宋玉赋作亦客观表现出了敷陈其事的文本特点,延续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其二,屈宋作品产生于《诗经》之后,上古的集体歌谣创作此时已过渡至个体文学时代。清人朱彝尊云:“周之诗,采诸国史,独南风不著于录,毋亦輶轩所未至与?迨王迹既熄,群雅不作,顾屈、宋、唐、景,骚人于焉代兴,诗虽亡,而骚实继之。”③时移世易,文学更新。宋玉赋作无不具备个体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其三,屈宋作品产生于先秦古史和某些诸子文本之后。宋人李翱言:“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④这里,宋玉赋作既然被视为百家之言,亦必然受到诸子寓言的时代寝润。其四,宋玉继承屈原衣钵,在学术上与屈原、荀况同为辞赋之祖。《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⑤综上,我们必须承认,宋玉作品对前赋文化的综合和承载,致使其蕴藏了丰富的文学内涵,成为彰显其文学叙事以及文学地位的基础。

与此相关,先秦文学处于与史学、哲学发展不平衡的时代地位。据《隋书•经籍志》总序,自有先圣“南面以君天下”以来,“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⑥当春秋时代的贵族和士人正在分享历史文献学的功能及价值,继而表达出对社会建构的理性思考,文学依然缺乏个体意识。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上古神话和《诗经》往往实践着记录过去社会事件抑或历史故事的功能。下至战国,“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作为“六经之支与流裔”⑦的诸子文献藉此彬彬称盛,个体文学群体仍处于孕育之中。不得不说,古代早期文学叙事亦往往滞后于史学叙事和哲学叙事,直至伴随着个体文学时代的来临而姗姗来迟。继屈原之后,幸而有宋玉撰著《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大量辞赋作品,从而让早期文学叙事得以初见端倪。值得肯定的是,宋玉赋作完全脱离了史学宗旨及其传统的书写模式,也不是为了构想某种合理的社会体系而以解说和思辨,而是以讽谏、言志、缘情等为主要宗旨的个体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践个体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宋玉赋作以吸收前赋文化和叙事经验为基础,虽然在时间上滞后却在文化意识和主题思维方面有意超越了史学叙事和哲学叙事。考察其叙事元素、叙事手法、叙事宗旨等,宋玉赋作堪称早期文学叙事的重要载体,因其对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独特贡献,宋玉赋作亦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早期文学叙事的重要载体,宋玉赋作无疑开启了以辞赋名篇来表现文学叙事的先河。赋体文学的肇基之功,自然离不开屈原。辞赋体裁与楚辞渊源颇深,而以赋名篇之创始,则归功于宋玉和荀子。值得辨析的是,荀子《赋篇》虽曾构设“臣”与“王”问答来展开行文,其全文体例却是“先敛藏起谜底,用隐语说出谜面,随后指出谜底;与‘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隐’或略同”①,其创作方法上形似谜语,其叙事元素严重缺乏,故而相比于宋玉赋作的叙事成就,不可同日而语。抑又,元人祝尧指出:“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父》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②洪迈《容斋随笔》亦言:“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③平心而论,屈原的某些作品必然启发着宋玉赋作的文学叙事。从爱国情怀和批判精神角度看,宋玉亦不如屈原。但是,屈原并无以赋名篇之作,其叙事作品在数量上亦远少于宋玉。在古代早期文学叙事成长之际,宋玉赋作一方面发扬了屈原某些作品的叙事手法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其大多数作品因为文学虚构、主客问答以及叙事诸元素的有意处理,丰富、深化乃至拓展了辞赋文体的文学叙事功能,由此大大超越了屈赋常见的文学体制,这同样具有创建之功。屈宋辞赋无疑烛照汉代以来的骚体。叶梦得即认为:“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④然而,从文学叙事这一角度看,与屈原相比,宋玉赋作无疑更大地影响着后代相关的辞赋叙事。《文心雕龙•诠赋》曾指明宋玉赋作在语言技巧方面对汉大赋的启发之功,所谓“宋发巧谈,实始淫丽”“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并辞赋之英杰”⑤。而宋人王楙指出:“仆观相如《美人赋》又出于宋玉《好色赋》。自宋玉《好色赋》,相如拟之为《美人赋》,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瑒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转转规仿,以至于今。”⑥客观地讲,汉大赋对宋玉赋创作经验的汲取,可谓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辞赋这种文体的文学叙事功能。除了“极声貌以穷文”之外,“述客主以首引”成了汉代散体大赋最为重要的叙事模式,宋玉赋作亦可谓功不可没。与宋玉赋作相比,汉大赋的文学虚构更为突出,其叙事元素同样经过作者有意处理,其讽谏文学功能则转为淡薄,由此引起后学的批评。但如论如何,在文言小说尚未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主体之前,汉大赋因其继宋玉辞赋之后成为早期文学叙事的主动承担者,从而展示出了其一代之文学的人文价值。作为早期文学叙事的重要载体,宋玉赋作位处汉大赋之前,因其恰到好处地利用了时代给予的文学契机,遂与汉大赋紧密联为一体,成为走向文言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文言小说在六朝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缘于多种因素所致的合力。不可否认,神话和诸子寓言促进了小说的酝酿,古史传统及其叙事经验对小说产生长远影响,以人物及其事件为中心的正史创作再一次催生小说从雏形走向成熟。在文言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群体展现于文学舞台之前,早期文学叙事的发展机制必然要充分发挥作用。

宋玉赋作及其影响所致的汉大赋不仅是文学叙事的承担者,而且凭借其文学内容、文学功能以及叙事成就,与历久而弥新的史学叙事一道,共同作用于文言小说的体制、内涵以及艺术技巧等,最终导致这种文学形态蓬勃发展。诚然,因为自身局限所致,宋玉赋作及其影响所致的辞赋叙事,毕竟无法代替文言小说的叙事文学功能。董乃斌指出:“汉魏以来的赋作者们,在赋这一文体之内,已经努力尝试过发展它的叙事功能,并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然而实践证明,赋体文章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叙事艺术,局限很大,前途不广。它的优长还是在于像诗那样言志抒情,宣泄怀抱。古代文人渐渐懂得,赋并不是充分发挥文学叙事性特征的合适文体,他们必须探索新路。这路无疑是存在的,那就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①换句话说,与文言小说相比,辞赋文体演绎的文学叙事,其抒情性更为明显,更加突出,受到这种有关文体本质特征的先天性因素的制约,文学叙事有必要在史传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寻求突破。但无论如何,宋玉赋对早期文学叙事的发展居功至伟。从古代早期文学叙事的经验积累,到文言小说的复杂孕生,宋玉赋作表现出了不同于屈原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明人陆时雍曰:“倡楚者屈原,继其楚者宋玉一人而已。”②作为屈原的后继者,宋玉对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人们往往关注屈宋对辞赋的宏观影响,却未能看到辞赋这种文体在承担虚构文学功能的过程当中,宋玉赋作及其后继作品对于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时代意义。实言之,借助辞赋创作特别是文学叙事,宋玉开创了艳情文学、梦幻文学、山水文学,因其有意描绘美女和丑妇,宋玉同样造就了文学经典。更为重要的是,位处屈原赋和两汉辞赋之间的关键环节,宋玉赋作丰富了叙事元素、叙事手法、叙事宗旨等,不仅影响着尔后的汉大赋,而且为后来文言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发扬了先秦文学的讽谏、言志、抒情等优良传统。要之,宋玉赋作彰显出对早期文学叙事发展的独特价值。宋玉在战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单表现为屈原的后继者和接班人,而应该是他在辞赋创作及其彰显早期文学叙事方面的积极作为堪称无可替代。

作者:阳清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