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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论的哲学方法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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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六期

[摘要]

张江教授强制阐释论所揭示的“场外征用”“具体与抽象的错位”等现象,与西方当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同时又跟西方哲学传统的机械论的存在论、以抽象代具体的方法论相关,倡导“有机”哲学的怀特海用“具体性误置”来概括这种方法论的谬误。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的认识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建立在有机哲学基础上的强调“即文本性”的中国传统文论,相对而言较少强制阐释“具体性误置”的谬误。哲学方法论等文化传统上的反思,有利于强制阐释论的深入拓展,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本土文论建设等有重要助益。

[关键词]

强制阐释论;具体性误置;本体性误置;有机哲学;即文本性

一个理论范畴或命题的提出有多大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针对性和涵盖性:一般来说,针对性越强、涵盖性越大,其理论价值越大。张江教授提出的“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的“强制阐释”首先是对西方当代文论的整体特征的一个高度概括,涵盖性极大、针对性极强。强制阐释论所揭示的“场外征用”、“具体与抽象的错位”等现象,可以说一方面是一种当代现象,与西方当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又有着文化传统上的历史渊源,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机械论的存在论、以抽象代具体的方法论相关,在反思西方机械论存在论不足基础上倡导“有机”哲学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用“具体性误置”来概括这种方法论的谬误,这对我们从哲学方法论上揭示并反思强制阐释的根本性缺陷,有重要启示;而哲学方法论上的深入反思,对于强制阐释论的进一步拓展及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等,有重要助益。

张江教授提出并建构“强制阐释论”的出发点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借用他自己“场外征用”的表述可以说:前一方面涉及的“场”是“文学场”,后一方面涉及的则是“文化场”;或者说:前一方面涉及的是“征用”、“非文学性”理论来强制阐释“文学”,后一方面涉及的则是“套用”、“非中国性”理论来强制阐释“中国的”文学及其理论,①在我看来,“征用”、“套用”精到地描画出了强制阐释的色彩,而另一汉语词“化用”则少有强制阐释色彩,由此或许可以说:“本体阐释”与“强制阐释”的不同不在于是否“运用”场外理论,而在于是“化用”还是“征用”、“套用”之,“化用”或许正是“化解”场外理论强制阐释色彩之道,兹不多论。我本人非常同意:重视“本体阐释”或者说重视文学阐释的本体性,就是坚持民族的立场和方法;与此相关,我把作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理论和批评资源的古代文论的特点之一,概括为“即文本性”。从正面来说,“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既体现了极强的文学本位(本体)意识,同时也体现了极强的文化本位(本土)意识。强制阐释现象既具有历史性,同时也具有超历史的文化性:这种现象在西方当代文论尤其是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有突出表现,而在此前的西方文论中的表现相对并不突出;但在西方传统哲学方法论上又可谓渊源有自。张江教授还对“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场外征用,既包括征用自然科学等学科理论强制阐释文学,也包括征用哲学一般理论强制阐释文学,当代西方“一些重要的思潮和流派都是由哲学转向文学,借助文学实现、彰显其理论主张”,这又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密切相关;他又用“反序”来概括强制阐释的认识论路径的混乱,“反序”造成的后果是“具体与抽象的错位”:用抽象“改造、肢解”具体,“用具体任意证明抽象”①。他还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辨析:所有的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无论怎样抽象空洞,只要贴附于文学,只要找来几个文学例子混杂其中,就可以是文学的理论,就可以用作广泛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理论的独特方式,就是强调其文学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并独立存在的基本依据。文学理论的独特方式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理论的具体化。这个具体化是指,理论与文本阐释的紧密结合,理论落脚于文本的阐释,通过阐释实现自己,证明自己。

当下的学院派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理论的生存和动作与具体的文本阐释和批评严重脱节,其理论生长和延伸,完全立足于理论,立足于概念、范畴的创造和逻辑的演进,与文学实践及其文本的阐释相间隔和分离。②以上这些现象在当今文论界的缺失较为普遍地存在,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和理论上的针对性。强制阐释论还关乎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尖锐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方法,可不可以指导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发展?这是不是一种场外征用?张江教授辨析指出: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哲学当然可以指导文学,但是,“盲目移植,生搬硬套,不仅伤害了文学,也伤害作为理论指导的哲学”③,可见,强制阐释论反对对哲学理论生硬的套用,但绝不反对哲学本身:哲学抽象的理论建构自有其自身价值,但不能替代对文学的“具体”的研究,当然,另一方面,对文学的“具体”的研究也并不试图替代哲学的“抽象”的研究,有意思的是,这与提出“具体性误置”说法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基本思路上是非常一致的:怀特海反对用“抽象”代替“具体”,但作为哲学家,他丝毫没有否认或轻视哲学“抽象”研究的价值。重视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思想,而强制阐释论可谓这些基本思想在文学研究活动中的具体落实。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哲学概念的盲目移植、生搬硬套,同样也是“场外征用”、“强制阐释”,这在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中是出现过的。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文学研究中简单地“征用”、“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而不对文本、文学活动作具体分析,貌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其实恰恰有违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这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是存在这种现象的。此外,张江教授还指出,“强制阐释”其实也较普遍地存在于西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可以说关乎西方基本的哲学方法论,需要对此加以深刻反思。

总体来说,到了当代,西方文论才出现了非常突出的“强制阐释”倾向,但这种理论倾向又有着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上的历史渊源。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西方哲学家曾经一度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西方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但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哲学也开始反思自身的不足,这其中英国哲学家A•N•怀特海的反思较为深刻,也极有价值:在存在论(本体论、世界观)上,针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过分偏重“实体”的机械论倾向,他提出建构重视“过程”的“有机”哲学;在哲学方法论上,他用“misplacedconcreteness”———“具体性误置”(或译作‘错置’、‘失位’)来概括西方传统哲学的不足,张江教授所谓的“具体与抽象的错位”、“理论的具体化”等的表述与此在涵义上比较接近。所谓“具体性误置”,首先是怀特海在对西方近现代科学、哲学发展史的反思中,用来概述17世纪科学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的:在往后的几次讲演中,我都将说明,这种空间化是把具体的事实,在非常抽象的逻辑结构下表现出来了。这里面有一个错误。但这仅是把抽象误认为实际(具体)的偶然错误而已。这就是我们说的“实际性(具体性)误置的谬论”中的例子。这种谬论在哲学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17世纪终于产生了一种科学思维体系,这是数学家为自己运用而拟定出来的。数学家的最大特色是他们具有处理抽象概念,并从这种概念中演绎出一系列清晰的推理论证的才能。只要那些抽象概念是你所要探讨的,你就能圆满地运用这些论证。科学抽象概念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提出了物质和物质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简单位置,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能感觉、感受和推理,但不干涉外界的精神。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迫使哲学承认它们是事实的最具体的说明。在这种情形下现代哲学就被推翻了。它以极复杂的方式在三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种说法是二元论,认为物质与精神具有同等的地位。另外两种都是一元论,其中一种把精神置于物质之内,另一种则把物质置于精神之内。但这样玩弄抽象概念并不能克服17世纪科学思想方法中“具体性误置”所引起的混乱。①迫使哲学承认“抽象概念”是“事实的最具体的说明”、“玩弄抽象概念”等,正是“具体性误置”的一般表现,而这种“具体性误置”可以说正是西方传统哲学在基本方法论上的重要不足之一。

作为哲学家,怀特海当然并不一般性地反对“抽象”,但反对“把抽象误认为具体”、“把抽象误置为具体”,对于文学理论家来说同样应如此,理论研究离不开抽象,但不能把抽象的概念或命题误置为文学具体的现实,用抽象概念的演绎来取代对文学现实的具体分析。后来,怀特海还继续用“具体性误置”进行了相关分析:牛顿根据柏拉图《蒂迈欧篇》撰写了《诠释》一书,怀特海认为,“从哲学角度看,其抽象程度是不恰当的”,“使之降到我在别处曾经说过的‘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哲学进行普遍性概括,其目的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对这种概括的成功所做的估计通常被夸大了。这类夸大其词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我在其他地方所说过的,即所谓“把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误(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这种谬误表现在,当仅仅以实际存在物作为某些思想范畴的实例来考察实际存在物时,它忽略了其中所涉及的抽象程度。在各种现实性中有这样一些方面,一旦我们把思想严格地限制于这些范畴时,它们就几乎被忽略了。②张江教授强调在文学研究中“盲目移植,生搬硬套,不仅伤害了文学,也伤害作为理论指导的哲学”(见前),而以上引语表明,怀特海实际上也强调:在哲学研究中,“具体性误置”不仅伤害了对“实际存在物”的具体研究,其实也伤害了哲学本身。强制阐释不顾“理论的具体化”而造成的“具体与抽象的错位”,显然非常接近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简单地说,“具体性误置”就是以抽象代具体:哲学的话语形式主要是抽象概念,主要运作方式是普遍性概括,但如果把抽象概念本身就视作最具体的现实,并替代对现实的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就会犯“具体性误置的谬误”,与哲学相比,文学不缺普遍性概括,但其话语方式总体说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非概念的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在各种现实性中有这样一些方面,一旦我们把思想严格地限制于这些范畴时,它们就几乎被忽略了”,对于文学这种现实来说更是如此:当我们把文学现实性严格地限制于某些抽象范畴时,对于文学来说更为本位性,本体性的感性的具体的方面,就被严重忽略了。对于哲学来说,“具体性误置”或许还不是“本体性”的谬误,还不能称之为“本体性误置”,但对于文学来说,以抽象代具体的“具体性误置”就是一种“本体性误置”,因而也是一种本体性谬误。怀特海在哲学方法论上揭示了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而张江教授的强制阐释论则可以说揭示了文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这对于我们从哲学方法论上反思西方当代文论乃至其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不足,有重要启示。化用怀特海的“具体性误置”的说法,我们可以把用非文学性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称为“本体性误置”(以场外理论裁剪具体的文学现实),把用非中国性理论强制阐释中国文学称为“文化性误置”(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而用一个文化时间中的理论强制阐释另一文化时间中的文学可称为“历史性误置”(比如常见的用西方“现代”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等)。

相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机械论倾向,中国哲学传统更多是怀特海所谓的有机论色彩,而建立在有机哲学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论则少有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但在中国古代文艺与文论一个世纪左右的现代研究中,套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艺及其理论进行“现代阐释”,已成为一种主导传统,这首先是一种“非中国性”强制阐释和“文化性误置”,而在这种“西化”的进程中,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文学性”的“本体阐释”也被西方“非文学性”强制阐释与“本体性误置”所扭变。为了对西方当代文论强制阐释、本体性误置作总体性的纠偏,张江教授还从正面提出一个“以文本为核心”的新概念———“本体阐释”,强调“多文本阐释的积累,可以抽象为理论,上升为规律”①。我们还可以加一句:多文本阐释的积累,还可以“凝结为范畴”。他还强调:“本体阐释”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觉得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即文本性”,而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特点之一。“即文本性”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为避免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一抽象概念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一系列具体的话语运作方式及其文化精神的描述。为更为具体化,我们不妨从中西早期文化的比较开始。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有《诗学》,古中国有《毛诗序》。《毛诗序》分大序、小序,大序为《诗经》之总序,小序为各篇之序。一般认为,小序为汉代卫宏所作,大序可能也是卫宏所作,但也有人认为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如果视为子夏(公元前507年———不详)所作,则诗大序的创作年代比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的早,若视为汉人所作,则晚,但不管怎么说,《毛诗序》、《诗学》大抵可视作人类文明最具原创性的辉煌的“轴心时代”的产物,对后来中西文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从外在形制上,就可以看出两者的明显差异:《诗学》是独立的专著,可以说具有“离文本性”;而《毛诗序》则是对诗歌作品的“序”,小序则可以说是对具体作品的注释或解读,“即文本性”很强,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亚里斯多德后,西方出现了不少独立的文论专著,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立专著则相对较少,在这方面以西方文论中的“文化性误置”表现为:许多相关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这与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说法是一致的。

张江教授强调本体阐释的归结点是对文学创作实践要有所影响,在这方面,可以说古代文论还存在一种“选本批评”:孔子删诗可以说就是一种“选本批评”,而后世文学研究者的各种选本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实际影响似乎要远大于理论著述:《文心雕龙》与《文选》皆可视为六朝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而从对后来唐诗的实际影响来看,《文选》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大家如李白、杜甫等皆受其影响很大;在唐人自己的文献中,殷璠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的诗学理论价值未必就比皎然《诗式》要低;再如《花间集》对宋词创作的影响等等。南宋以来出现很多唐诗选本:首先是杨士弘的《唐音》之选,其重要理论意义在于以“音”选诗论诗,强调“体制声响”;其次是周弼的《三体唐诗》,周氏与严羽一样也标举盛唐,并且强调即使飘逸如李白诗也是有“法度”可循的,探寻和总结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之法度、体制等,对其时宋诗流弊有所批评。杨以“音”选诗论诗而强调声情交融,周以虚实论而强调情景交融,正体现了诗体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选本对后世诗学影响很大,尤其对明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也有很大直接影响,其影响力恐怕也未必小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而我们已有的古代诗歌理论研究尤其通史研究成果,对这种“选本批评”的发展脉络关注不够。同样,明人也有很多关于唐诗的选本,也很能体现他们关于诗歌创作的基本理念,也应是研究明代诗歌理论不可忽视的基本文献。

当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外在形制上的“即文本性”还并不能绝对保证可以避免强制阐释,这方面突出的例子也是儒生对诗经作品的注解,并且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用道德教化观念去强制阐释来自民间诗歌作品的意义。所以,形制上的“即文本性”,只有与阐释上的“即文学性”或“趋文学性”充分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文学阐释的本体性。张江教授提出“场外理论的文学化”,这一点在古代文论中也有突出表现,比如用文学化的方式来进行批评,如论诗诗等,而在诗话、词话中,有很多表述往往是用形象的比喻等文学化方式来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或理论分析。怀特海对“具体性误置”所造成后果的描述是:“当仅仅以实际存在物作为某些思想范畴的实例来考察实际存在物时,它忽略了其中所涉及的抽象程度。在各种现实性中有这样一些方面,一旦我们把思想严格地限制于这些范畴时,它们就几乎被忽略了”(见前),诗歌理论中当然也存在很多“思想范畴”,西方人往往是先对诗学范畴下定义,然后进行概念演绎和推导,形成某种理论体系,中国古人则不这么做,比如,赋、比、兴等,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重要思想范畴,而它们较早恰恰就出于对诗经作品的序、注中,比如在小序中,往往会在某篇作品旁边标上“赋也”,在另外作品旁边注上“比也”或“兴也”,如此等等。后世诗话、词话等深受其影响,比如“神”、“韵”、“境”等众多理论范畴会有一些定义,但更多的是罗列出具体的文学篇章或字句,告诉你此谓“有神”,此之谓“韵”,如此等等,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其中重要的思想范畴是“境”或“意境”、“境界”,王国维也是通过罗列大量的诗句词句,告诉我们何谓“境”,何谓“有我之境”,何谓“无我之境”,如此等等。今人或据此认为中国古人抽象思辨、范畴概括能力弱。这未免厚诬古人。古人并不忽视在具体批评中把具体的文学现实凝定为思想范畴,但并不“把思想严格地限制于这些范畴”而忽视文学的现实性、具体性,因而也就少犯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误置”或张江教授所谓的“强制阐释”的谬误。前面从哲学方法论上对强制阐释、本体性误置作了初步分析,而往深处讲,方法论又与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相关:强制阐释所涉及的阐释者(人)与文本的关系,从哲学存在论上讲,关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张江教授强调文本的“自在性”,也可以说是“客观性”或“客体性”,其中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可以说就是放纵主观性;另一方面他也分析指出:新批评、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主义”其实也未必就避免了强制阐释的谬误。所以,对于西方的强制阐释,还需从哲学文化传统上加以深入剖析。怀特海非常尊重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但他也指出:“倘若我们不得不以最小的变化来表达柏拉图的一般观点的话———两千年来社会组织、美学成就、科学和宗教中的人类经验的干预使之成为必要,———那么,我们就必须着手创立一种有机(原译‘机体’,据通译改)哲学。”①“有机哲学”是相对于西方近代哲学的机械论而言的。他还指出,无论是二元论,还是只重视物质(客体)或只重视精神(主体)的两种一元论,都不能克服“具体性误置”所引起的混乱,其根子在于: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看成是机械性的,而非有机性的。而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则重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有机性,这在文学活动中一方面表现为重视“即文本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重视“即身性”。

我最近在研究中发现:刘勰《文心雕龙》多次用“身文”论诗文,后世也有不少这方面的相关文献,而这些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即身性”语言哲学观或文本观,而这从生命哲学来看体现了身心不离的观念,从哲学存在论来看则体现了一种“有机”世界观。②与之相比,建立在机械世界观上的西方哲学,则有割裂人与物、身与心、音(形式)与义(内容)的总体倾向。落实到文学文本与接受论中,如果人与作为外在物的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机械性的,则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人可离文,文可离人,这为脱离文本而强制阐释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性。机械论又把文学文本作为物的存在分为内容(语义等)与形式(语音等)两大割裂的部分,与此对应的是:也把人的存在分为心(精神、理性等)与身(肉体、感性等)两大割裂的部分,两者的“对应性”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表现为:人的心、理性把握文本的“意义”,而人的身、感性把握文本的“形式”;文本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而存在,人也就可以脱离身(感官、感性等)而单纯地以心、理性来把握文本的意义———这就为强制阐释大开方便之门了。而建立在有机世界观上的中国古代文论,则强调文本内容与形式的联系是有机性的———与此对应的是:人的心与身的联系也是有机性的———两者的“对应性”在接受活动就表现为:人不可能脱离“身”而单纯地以“心(理性等)”来抽象地把握文学文本———这就是古代文论所强调的接受活动中文本的“即身性”,这又突出地表现在诗歌接受理论中:我们古人强调只有用口(身体、感官)去诵读,才能真正把握诗歌文本的“韵味”,这种接受、把握方式的非抽象的“具体性”,反过来实际上也确证着诗歌文本“内容”存在的“具体性”:通过诵读所体察到的“韵味”作为诗歌的“内容”,就不仅仅只是可以脱离诗歌存在具体感性形式(声韵结构等)而抽象地存在的概念、观念等,这也就又从另一方面确证了诗歌接受、阐释活动的“即文本性”。

以上分析了建立在有机世界观基础上中国传统文论较少有“具体性误置”的谬误,这里要强调的是:简单不加分析地直接“征用”、“套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来分析当代文学实践,同样也是一种“强制阐释”。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最基本的立足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实践,我们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文化精神。以上分析表明,怀特海反对“具体性误置”的思想与马克思重视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认识论是颇为接近的,在哲学方法论上充分吸收这些方面的相关思想资源,将有助于强制阐释论的深入拓展。总之,西方当代文论的强制阐释,既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这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有突出表现,同时也具有文化性:跟西方哲学机械论的存在论、“具体性误置”的方法论等密切相关,而更多“有机性”的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及建立其上的文学理论,与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对于反思进而纠正这种总体上的“本体性缺陷”、推动立足本土立场的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等有重要启示。

作者:刘方喜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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