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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福利主义探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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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三期

摘要:

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进路是当代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中的平等观的重要分析路径之一,理查德•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是其中的一种代表性理论。阿内逊在批判以约翰•罗尔斯与罗纳德•德沃金等人的平等观为典范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的基础之上,建构了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以进一步挽救、修正或发展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然而,阿内逊的尝试面临着不少困境,以至于他有放弃平等理念的嫌疑,比如阿内逊对合理偏好的界定存在模糊性,同时,在多元主义社会中,福利并不像阿内逊所反复申述的那样,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以及重要性的东西。

关键词:

平等;福利平等;理查德•阿内逊;福利机遇的平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平等理论的深刻影响和启发之下,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各种平等理论不断涌现,很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各种平等理论。倘若依照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平等观所关注的“平等物”为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平等理论的分析路径主要包括“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以及“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三种分析路径。①在上述三种分析进路中,对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的批判或者发展已经成为不少哲学家在构建其平等观时的重要起点,以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等人为代表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与以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等人为代表的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就是通过批判以“福利平等”(e-qualityofwelfare)为代表的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这么做,因为在有些学者那里,虽然福利平等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但是它们既不是致命的,也不意味着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应当完全被人们弃之不顾,相反,人们应当修正它。理查德•阿内逊(RichardJ.Arneson)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他认为平等理论应当将“福利的机遇”作为关注的对象,并在批判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和修正福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构建“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e-qualopportunityforwelfare),这种理论也是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进路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对阿内逊来说,福利机遇的平等既能体现他所认同的根本的平等理念,又能挽救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本文首先考察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的批判前提、基本理念,然后探讨福利机遇平等面临的重要质疑和阿内逊所进行的一些回应,最后分析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所面临的某些困境。

一、拒斥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

阿内逊在构建其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时质疑了不少平等理论,比如他不但批判了以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的平等观为典型代表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进路,而且还批判了与其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同属一个阵营的“福利平等”。阿内逊对罗尔斯的平等观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他质疑了罗尔斯的“人们应对自己的选择和偏好负责,应该根据他们的基本善来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嗜好”这一观点。对阿内逊来说,虽然罗尔斯的上述观点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过于简化,人们只能对处于自身控制范围内的事情担负责任。在罗尔斯看来,期望政府会根据个人偏好的变化为其提供公平的资源份额,这种看法仅仅视公民为欲望的被动接受者,并不能使公民对自身的目标承担责任。相反,在基本善观念中,既然人们能够修正和调整自身的目的和欲望,就应该对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1](P371)阿内逊并不同意个人始终对其最终目的或基本的生活目标承担全部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自然禀赋、早期社会化和教育等重要因素并没有处于人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即使两个人都能自愿地将其基本目标从A变为B,但这也许对一个人来说是困难的或成本高昂的,对另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的或成本非常低廉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每个人都能通过自愿的选择改变自身的目的,人们也许对其目的承担不同的责任(假设这两个人都坚守目标A)”。[2](P494)可见,阿内逊持一种控制性的责任观,即如果某种结果是由处于人们控制范围内的因素引起的,那么个人应当对该结果负责,社会不应该对其进行补偿。另一方面,阿内逊批判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他认为,差别原则并没有区分由个人选择所带来的不平等以及由环境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有人可能这样来为差别原则进行辩护:由选择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和由非选择的环境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往往混淆在一起,因为非选择的环境因素包括个人的才能和禀赋,这些能力是人们在形成一种善观念和设计一种生活计划时能够做出以及执行一种好的选择的能力。这能为差别原则进行有效的辩护吗?阿内逊的回答是:不能。比如史密斯和琼斯拥有同样的自然才能以及年轻时的社会化经历,在以后的生活中,史密斯选择了能给他带来较高水平的期望福利的生活计划,琼斯选择了一种能给她带来较低水平资源的生活计划,琼斯此时恰好属于罗尔斯所说的处境最差者。差别原则将主张建立一种税收转移机制,从诸如史密斯这样的处境较好者那里征收资源从而补偿诸如琼斯这样的处境最差者。琼斯自由选择的生活计划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资源,或者因为她的审慎程度并没有使她选择更好的生活计划,或者因为她为了获得其他有价值的服务而选择牺牲其收入前景。在阿内逊看来,此时所进行的某些资源转移并不是公平的。[3](P89-90)言下之意,差别原则既没有探讨不平等的类型及其根源,又没有与个人责任原则结合在一起。阿内逊从多个方面检视了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既回应了德沃金对福利平等的批判,又批判了其资源平等理论。就德沃金对福利平等进行的经典反驳来说,阿内逊认为德沃金对主观主义的福利观的反驳也许是较为成功的,然而,德沃金并未成功地反驳客观主义的福利观。如果人们的福利标准是客观的,那么人们生活的好坏并不随其态度与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而是与人们在一生中其生活是否真正有价值和值得过有关。比如可以列举出一些客观的善及其相关的重要程度,人们并不需要假定对自身来说什么是善的环境。阿内逊也不认同与福利机遇平等关系非常密切的福利平等。在他看来,福利平等主张直到物品的分配使得每个人享有相同水平的福利时,它在人群中的分配才是平等的,但是福利平等是一个较差的理想。比如两个拥有同样的嗜好、能力与资源的人,自愿地从事赌博,其中一个赢了,另一个输了,福利平等主张在他们之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阿内逊认为此时福利平等就不是一种恰当的平等理论。[6](P82-85)虽然如此,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不应该赞同福利平等,并不意味着以福利作为衡量人们境况的分配正义措施是不妥当的。为挽救福利主义理念,阿内逊提出了一种替代福利平等的理论,即福利机遇的平等。

二、福利机遇平等的基本理念

要探讨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的基本理念,我们须首先明晰阿内逊对分配的主观主义(dis-tributivesubjectivism)立场的捍卫。与分配主观主义立场相对的是由托马斯•斯坎伦(ThomasScanlon)所阐述的分配的客观主义立场。在斯坎伦看来,“我们实际在道德判断中用来评价福利的标准很明显仍然是客观的。所谓的客观标准,我的意思是指,评价一个人的福利基准是独立于个人的嗜好和利益之外的,因此,即使评价标准和个人利益相冲突,它也还是有可能正确,不仅是因为这个人相信它们是正确的,而且还因为如果要求人们保持嗜好和利益的一致,它们也会因为事实上的错误而得到纠正”。[7](P76)斯坎伦认为虽然分配的主观主义立场有很多优点,比如充分承认个人嗜好的至上性并力图将其最大化,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多样化等等,但是在实际的道德判断中,仍然应当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阿内逊不同意斯坎伦的上述观点,明确捍卫了一种分配的主观主义立场,并回应了其所面临的挑战。在阿内逊看来,从分配正义的立场来看,为了决定何种分配是公平的,为人们分配资源的合适措施是这些资源为满足人们的福利所具有的功能,这些福利观是人们在拥有完全相关的信息、完全审慎的情况下所拥有的。与斯坎伦的分配的客观主义立场相对照,阿内逊称这种进行公平分配的措施为分配的主观主义,“福利主义(或主观主义)认为在分配正义理论中,衡量个人的所得或持有的最好措施是人们获得的虚拟的合理偏好的满足。为了分配正义的目的,我们应当采取的善理论是主观主义”。[8](P187-188)阿内逊将分配的主观主义视为古典功利主义的核心,即使功利主义原则面临着很多批判。阿内逊来说,福利机遇是如果一个人追求某种东西,将得到这种东西的机会。比如有两个成年人,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生活选择,每种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同时他们也知道各个结果的概率。在某种结果出现之后,这两个人又会面临着新的选择,然后又是新的选择,以此类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计算人们的福利机遇以及福利机遇的平等呢?阿内逊主张采用决策树来计算人们的总体福利机遇以及福利机遇的平等。他强调人们如果在决策树上所进行的最优选择的期望值、次优选择的期望值以及n优选择的期望值都是一样的,那么就会面临着等价的决策树。倘若人们面临着等价的决策树,人们所拥有的福利机遇就是同等的。然而,由于人们在认识、作出合理选择以及执行选择等方面的能力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

三、福利机遇平等面临的批判及其回应

与其他平等理论一样,福利机遇的平等也面临着很多批判,阿内逊对其中的一些批判进行了回应。在回应的过程中,阿内逊更加明晰了福利机遇平等理论,并部分修正了福利机遇的平等。就拉斯穆森的第二个批判而言,阿内逊进一步拓展了拉斯穆森的例子,假定除了夏洛特的第十优选项比德罗西的差之外,他们的其他选项是有效等价的。再假如德罗西具有成为一个大使的选项,这既可以为穷人做好事,又可以使自己保持一种高水平的福利。但是,夏洛特缺少这些既可以用来做好事又不会减少自己福利的选项。如果夏洛特拥有成为一个大使的选项,那么他能够选择那种生活并那样做。依照拉斯穆森的立场,夏洛特和德罗西之间的境况差异是可以接受的,阿内逊认为这种差异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正义主张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机遇,那么理想的正义将要求人们在各种可用的选项上是一样的,而不仅仅在最优选项上是一样的。以上我们探讨了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理论的批判前提、基本理念、面临的批判及其回应。那么,他的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存在什么缺陷?能够成功回应福利平等所面临的各种批判吗?这是我们在本文最后将要探讨的问题。

四、福利机遇平等的困境

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所存在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实际上,他后来阐发的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理论(responsibility-cateringpriori-tarianism)已经逐渐背离了其所坚信的最根本的平等理念。第一,从概念上而言,阿内逊对合理偏好的界定是较为模糊的。在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中,偏好是一个核心概念。阿内逊所说的偏好并不包括所有的偏好,而是指一种合理的偏好。然而,一个人的偏好合理与否,往往与其在偏好形成的时候所拥有的背景条件是紧密相关的,在偏好形成的过程中,个人只有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及其所处的环境时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合理的偏好。阿内逊起初在言说何种偏好是一种合理的偏好时,仅仅强调个人的偏好应当适应其所处的环境,然而,阿内逊可能并未注意到“适应性偏好”这一重要问题。个人偏好的形成往往会受到自身所处环境的极大影响,既然有些人无力改变其所处环境的优劣状况(有些环境是人们一生下来就要不得不面对的),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逐渐调整自己的偏好以使其适应那种难以改变的环境。譬如,那些生活在奴隶制度中的奴隶们从未享受过自由,也可能形成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偏好,声称自愿为奴。如果一个奴隶每天被主人鞭打十次,却不能做出任何反抗。长此以往,他可能就会接受这种状况。当有一天主人良心发现,发现不能再这样残忍的对待这个奴隶了,就每天鞭打他五次。这个奴隶可能会感激涕零,认为主人对他真好,其偏好获得了满足。这种偏好是人们所需要的偏好吗?显然不是。显而易见,依照阿内逊所信奉的根本的平等理念,他也不能接受这种偏好的满足。阿内逊后来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注意到分配的主观主义原则面临的一种批判意见是由于一些人拥有一些不健康的偏好,这些人的偏好变得被扭曲,这些偏好并不是测量个人福祉的合适基础,阿玛蒂亚•森就持有类似的批评意见。在他看来,以个人偏好的满足程度作为衡量资源价值的措施并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偏好也许是在不健康的状况下形成的,绝望的生活环境能减少一个人的欲望,一个日益削弱的偏好的很高程度的满足并不是一种良善生活的可靠指标,因此,仅仅侧重于偏好满足的分配正义原则也许在事实上会对一些非正义的现象视而不见。阿内逊对此的回应是:对公平和健康的偏好的满足的关注需要改进偏好的满足原则,而不是将其弃之不用。阿内逊强调个人偏好的形成过程可能会使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可能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塑造偏好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于健康的偏好形成的论述,比如关于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和抚养权的论述以及关于成年人不受到操控的权利的论述。假如上述原则获得了满足,这并不意味着得出如下结论:在非健康的或侵犯权利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偏好的满足不应当被视为提高了个人的福利,或者应当被大打折扣。可见,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理论存在很多有待克服的困难。他承认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不是一种对分配平等理念的最好解释,后来放弃了福利的机遇平等,逐渐认同“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14](P339-349)阿内逊的这种观点将“运气均等主义”(luckegalitarianism)和德里克•帕菲特(DerekParfit)的“优先主义”(priority)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已经与阿内逊所持有的最根本的平等理念相背离。根据帕菲特的优先主义理念,当某些人的处境越差时,其利益就会变得越重要,优先论者主要将关注的焦点侧重于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准的高低,而不像平等主义者那样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人们的生活水准进行的比较上。[15](P212-214)可见,帕菲特并不相信平等原则,并打算利用优先性观点来替代平等原则,阿内逊的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有致使阿内逊放弃平等理论的嫌疑。综上,阿内逊在批判以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的平等观为典范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进路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一种名为“福利机遇的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以进一步挽救、修正和发展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然而,阿内逊的尝试面临着很多困境,以至于他有放弃平等理念之嫌。即便如此,对于构建一种自洽的平等理论而言,阿内逊的努力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JohnRawls.SocialUnityandPrimaryGoods[A].inSamuelFreeman(ed.).JohnRawls:CollectedPapers[C].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

[2]RichardJ.Arneson.Equality[A].inRobertE.GoodinandPhilipPettit(ed.).ACompaniontoContemporaryPoliti-calPhilosophy[C].BlackwellPublishersLtd,1995.

[3]RichardJ.Arneson.Rawls,Responsibility,andDistributiveJustice[A].inMarcFleurbaeyandJohnA.Weymark(ed.).Justice,PoliticalLiberalism,andUtilitarianism:ThemesfromHarsanyiandRawls[C].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

[4]RichardJ.Arneson.WelfareshouldbetheCurrencyofJustice[J].CanadianJournalofPhilosophy.2000,Vol.30,No.4.

[5]RichardJ.Arneson.Equality[A].inRobertL.Simon(ed.).TheBlackwellGuidetoSocialandPoliticalPhilosophy[C].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2.

[6]RichardJ.Arneson.EqualityandEqualOpportunityforWel-fare[J].PhilosophicalStudies.1989,Vol.56.

[7][美]托马斯•斯坎伦.宽容之难[M].杨伟清,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高景柱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云南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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