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民歌曲辞音乐性范文

一、北朝乐府民歌曲辞音乐性研究

1.横吹曲辞。北朝少数民族较多，当时被称为“北胡之地”，受自然条件限制以及多年战乱影响，北朝乐府诗歌多少含有苍凉色彩。横吹曲辞由汉代鼓吹发展而来，《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这样记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即，最初横吹曲属于军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4]。从汉展至南北朝，横吹与鼓吹发生了彻底的分离。《晋书•乐志》对鼓吹与横吹间的区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介绍了鼓吹曲辞的流变与分类“，横吹有鼓角,又有胡角。……而世所用者有《黄鹤》等十曲”。

2.梁鼓角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为北方少数民族诗歌，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涵盖残酷的战争生活，又包括边塞风光，以及少数民族生活的描绘等。现传的北朝乐府民歌多如上面所述。根据《古今乐录》记载梁鼓角横吹曲包括《矩鹿公主》、《狼琊王》、《企喻》在内的共三十六曲，其中十一首仅有演奏曲，二十五首既有演奏曲也有伴奏曲。同时，还包括《雍台》、《小白净皇太子》、《大白净皇太子》在内的十四首乐府旧题辞曲，而《乐府诗集》中仅收录三首，剩余的十一首已经遗失。另外，还包括《折杨柳》、《紫骚马》、《地驱乐》等共二十七首曲辞。而《横吹赋》中这样记载“奏《白台》之二曲,起《关山》之一引。采菱谢而自罢,绿水惭而不进”，可知《关山》与《白台》应划入到横吹曲之中。与南朝民歌相似，北朝民歌中也有些未被收录在《梁鼓角横吹曲》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属《魏书•李安世传》中记载的《李波小妹歌》。该曲辞中的前两句阐述了李家小妹的“字”，具有明显的汉族特征，因北方少数民族有“字”之说的女子非常少。由此可推断李家小妹可能是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曲辞的后两句对小妹的高超的骑射技术进行了描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又如记录在《乐府诗集》中的《敕勒歌》描写了少数民族游牧生活[5]。《梁鼓角横吹曲》记载了很多题材广泛、风格质朴的北朝民歌，例如《企喻歌》中描写了军中崇尚武德的精神及场景，针对多年发生的战乱感叹“男儿可怜虫……白骨无人收”。也有描写战争给老百姓带来无限悲痛的，如《隔谷歌》中用“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描写被围困之人，另外一首则描写了被俘后的凄惨遭遇。另外，也有很多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幽州马客吟》通过“黄未起赢马,有钱始作人”揭露了贫富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捉搦歌》中用“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描写贫贱人民遭受的苦难。

二、南北朝乐府民歌曲辞音乐特征文学意义

1.促进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间的良好融合。《乐府诗集》中民歌与文人乐府间的界限并不清晰，说明两者正处在文学音乐化与音乐文学化的混沌时期。汉末“三曹”与建安诗人开始创作文学乐府诗歌，促进了民间乐府向文人乐府的转变，在对汉代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创作意志继承的基础上，将悲观慷慨的情怀融入其中，给乐府民歌与文人乐府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可能。到了南北朝时期，宫廷演奏的清商旧曲生命力逐渐衰减，很难满足当时贵族需要。而当时西曲与吴声发展迅速，后逐渐被皇权贵族接受，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乐府与文人乐府间的融合。南朝文人因生活安逸，传统“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歌创作动机逐渐被淡化，而是将重点放在具备民间及文人因素的乐府民歌创作上。创作过程中运用纯熟深厚的语言功底、修辞手法以及创作技巧，促进了南朝民歌宫体化的转变。而北朝乐府将大量少数民族乐曲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浓厚北方特点的民歌，并运用与南方清商乐具有明显区别的胡乐体系。直到南北朝乐府民歌进行融合，使该时期民歌具备南方清新婉转、北方爽朗豪迈的特点，此时的乐府民歌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对《诗经》继承及审美感受的影响。南朝乐府民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五言四句小诗为主的形式，其中“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得以广泛应用。例如，以“莲”的谐音“怜”。并且曲辞的声韵之美被高度重视，为歌词入乐提供了可能。不过这种儿女情长的小格调让人有种境界狭隘的感觉。北朝的乐府民歌带有宏大苍凉的色彩，尤其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一定程度了影响了对乐府民歌的审美观点。如《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北狄乐其可知者……《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矩鹿公主》、《白浄王太子》、《企喻》也。”文中《企喻》是翻译成汉语的民歌“，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韦互鋅”与“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臕”与传统乐府民歌给人以相似的审美感受，而入乐后传统的温婉、含蓄之美则不复存在[6]。另外，从某个层面讲，南北朝乐府民歌的音乐特性从《诗经》继承而来。《诗经》中很多内容采集于民间，因此，民歌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含有被人诟病的淫声郑风。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诗经音乐性的真实性也因此得到验证。

作者：金云霞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