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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银幕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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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杂志》2014年第三期

铁木真射杀异母兄弟别克帖儿这个事件,在《成吉思汗的意愿》和《蒙古王》中根本没有提及。俄国导演始终没有突出铁木真性格暴戾的一面。宗教意识驱使他们重在表现成吉思汗蒙受的苦难,表现天神腾格里对成吉思汗的神助。而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编导的艺术表现过于简单。事件发生在乞颜部落首领也速该汗被毒死后,此时,部落内变,忽里胡台带走所有部众和牲畜,把铁木真一家丢在荒原上。在冰雪封冻的日子里,铁木真一家断粮,面临危亡。就在此时,一头野狼闯入。铁木真的母亲拼着性命打死了野狼。这狼肉干成为全家的救命粮。可是别克帖儿不顾全家安危,一直偷吃干肉。铁木真为了保全全家生命,不由分说一箭把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射杀!由于影片从未交代过铁木真一家的亲属关系,射杀事件的描述又过于简单,让我观看时感到非常震惊,对铁木真的暴戾行为产生恐惧,同时又觉得很不可信。铁木真射杀异母兄弟是个真实事件,在《蒙古秘史》中有很具体的记载。但电影如何表现这个事件,编导必须跟成吉思汗在影片中的整体形象塑造结合起来构思。不能孤立地去表现铁木真的暴戾性格。《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影片前部描写射杀兄弟的事件,在后部描写为了营救爱妻孛尔帖,铁木真发动对蔑儿乞部落的战争,当他在营帐里见到被缚绑的孛尔帖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怀孕。没想到,铁木真此刻竟然勃然翻脸!影片中蒙古包被揭开,露出骨架,孛儿帖就像一头畜生一样囚禁其中!这前后两处的描绘让观众产生不良的印象———铁木真很不令人喜欢。更何况,在影片中,编导是这样表现孛尔帖的:在铁木真被部落遗弃,一家落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分,她忠于诺言,穿着婚服,带着贵重的貂皮袍,独自一人来到他家,与铁木真成婚。这是何等令人感动能铭刻于心的行为!也就是这件貂皮袍成为铁木真日后东山再起的重要支撑。而铁木真的表现真是过于薄情!对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实在是非常不利。《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描写都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在《蒙古秘史》中记载的射杀异母兄弟的事件是这样的:有一天,帖木真、合撒儿、别克帖儿、别勒古台四个人,同坐在一起拉鱼钓时,一条闪亮的小鱼上了钩。别克帖儿、别勒古台二人向帖木真、合撒儿二人夺取了那条小鱼。帖木真、合撒儿二人回到家里,对夫人母亲说:“一条闪亮的小鱼上了钩,却被别克帖儿、别勒古台兄弟两人夺走了”。

夫人母亲说:“不要这样!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这样互相不和?咱们(如今形单影只,孤苦无靠,正所谓)除影儿外再也没有朋友,除尾巴外再也没有鞭子。咱们怎么能报复泰亦赤兀惕氏兄弟们所加给的苦难呢?”又说:“你们为什么要像以前阿阑(•豁阿)母亲的五个儿子那样地不和睦呢?你们不要这样。”当时,帖木真、合撒儿两人不高兴的说:“以前用头(箭头、箭)射得一个雀儿,被他们夺走了。今天又那样地抢夺。咱们怎么能够同他们在一起生活呢?”说罢,就把门推开走出去了。别克帖儿坐在一座小山上,看着九匹银灰色骟马。帖木真从后面,合撒儿从前面,两人悄悄地摸上去,抽出箭(正要射)时,被别克帖儿看见了,他说:“咱们正受不了泰亦赤兀惕氏兄弟们加给的苦难,正在说谁能报仇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作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呢?在除了影子别无朋友,除了尾巴别无鞭子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想要这样呢?请不要断绝灶火,不要撇弃别勒古台。”说罢,盘腿坐着等待(他们射箭)。帖木真、合撒尔两人,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把他射杀了而去。[4](P39-40)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撰写《成吉思汗传》时,基本上依照《蒙古秘史》,作者记载的是,铁木真告状,母亲出于公心,批评自己的两个亲生子,要求他们与异母兄弟团结一心。铁木真据此认为母亲偏袒别克帖儿,心怀不满。不久,别克帖儿又抢夺他们射中的云雀。铁木真认为“别克帖儿依仗母亲的宠爱欺人”,更加愤怒填膺,拿起了弓箭射杀别克帖儿。勒内•格鲁塞笔下强调的是母子关系,而不是铁木真的“暴戾”个性。勒内•格鲁塞记述了母亲对铁木真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严厉痛斥。可是他感叹说,母亲的训斥已经无法挽救别克帖儿的生命,铁木真“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了血腥的一面”。“暴戾”或“血腥”,都是一种负面的评价,这跟成吉思汗以后成就大业并无实质的关联。相比之下,日本电影《苍狼:直到天涯海角》的处理另辟蹊径。铁木真之所以会射杀异母兄弟,关键是别克帖尔嘲笑铁木真的身份,说他不是也速该的种,而是蔑儿乞的杂种!换言之,也速该离世,铁木真不能继承汗位,也不能成为部落的头领,更没有资格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于是,铁木真说:“只要有你存在,我们就无法团结一心,如此以往,一家人会变得四分五散,而再也无法活下去的。所以,我要杀了你!”当母亲斥责他的时候,他毫不反悔地说:“他们不仅破坏了团结,那家伙还侮辱了母亲你!”这样来表现成吉思汗,虽然跟《蒙古秘史》的记载是有出入的,但从艺术上讲是可取的。影片通过画外音评价了这个事件中透露出来的内涵:“对违抗命令之人、对叛徒决不手下留情,铁木真这种过激性格,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过丝毫的改变。”这样的处理一下子把成吉思汗个性中非常突出的一面勾勒出来,使之成为整体形象塑造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使我们联想到影片的重要的情节:当札木合的部下把札木合捆绑起来送到成吉思汗帐下时,没想到成吉思汗非但没有奖赏札木合的部下,反而把他们全部斩首!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今天背叛札木合,明天就会背叛成吉思汗!日本历史小说《征服世界的男人:成吉思汗》的作者堺屋太一并不认为电影《苍狼:直到天涯海角》的处理是完美的,他指出在这个事件背后一定“有更复杂的思想纠葛”。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在研究成吉思汗这个人物形象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堺屋太一的创作理念是:“历史小说的写作是一种提出历史假设的工作。”而这种假设“要用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勾勒蒙古帝国与成吉思汗的形象”。所以,他把两兄弟发生的事件的缘由描述为两人具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他把别克帖儿的思想描述为“比较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把铁木真的观点表现为:“人类生存需要法则,经营一个部落也需要规矩。”他在向别克帖儿的生母谢罪的时候说:“别克帖儿主张这里的一切物品都应该归大家所有,这样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不需要领袖和支配者。……我无法接受。与其说我想除掉别克帖儿,不如说我更想根除这种观念。”堺屋太一的目的十分鲜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个性问题,而是铁木真作为部落领导人的素质及思想基础问题。小说家这样的阐释是否合适可以讨论,但这使成吉思汗的整体形象塑造更有深度。

孛尔帖被蔑儿乞部落抢走并怀了孕这一情节,在影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强调表现了铁木真作为丈夫的必然的愤怒心理。但是,这对整体形象的塑造来说是个败笔。事实上恰如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成吉思汗传》中所记载的,成吉思汗抢救回孛尔帖以后,还像从前那样体贴而忠诚,根本没有把她怀孕的事放在心上。在之后的征战中,铁木真每当遇见进退维谷的生死关头,孛儿帖往往一言九鼎。铁木真会豪不犹豫地听从并付诸实施。比如在联合安达札木合和克列王汗打败蔑儿乞夺回孛儿帖之后,铁木真跟札木合带着各自的部族结伴而行,一起度过了一年半光阴。三月的某一天,札木合突然对铁木真说:“我们依山扎营,可以让牧马人住在帐庐里;我们近河安寨,牧羊人饮食方便。”札木合的话让铁木真一头雾水,不知是什么意思。他回来跟母亲说起这件事,这时,孛尔帖马上回应说:“听说札木合是喜新厌旧的人,他那样说是已经嫌弃我们了,可能要算计我们。今夜我们不能和他的部落住在一起,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安营。”铁木真听了恍然大悟,下令部下兼夜行军,离开了札木合。孛尔帖富有远见,她让丈夫离开札木合独立行动,为丈夫今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在铁木真一生的征战中,孛尔帖始终坐镇后方,维系着大局的稳定。非常有意思的是,日本拍摄的影片《苍狼:直到天涯海角》借孛尔帖被抢的事,又一次牵出了铁木真对自己身世的疑虑。因为,他的母亲珂额伦是他父亲从蔑儿乞头领手中抢亲而来。因此,有人说他是蔑儿乞人的野种。他去问母亲,母亲珂额伦回答他说:“能证明你是也速该•巴特鲁儿子的人不是我,而是你自己。你父亲从没怀疑过你的身世,也没有责怪过我,因为他相信,早晚你能自己证明,你身上流着苍狼的血。”铁木真一时无言,离开帐篷走向山坡,他举头向天问道:“父亲,请你告诉我,我究竟是什么人?难道我身上没有你的血吗?”看到这里我很想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编导要加入这样一段前后无关的质疑?终于有一篇论文解开了迷雾,作者指出在日本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成吉思汗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源义经。源义经是河内源氏义朝之九子,故又名九郎,其兄乃是开创镰仓幕府的源赖朝。源平合战后,与兄长反目,源义经被迫在衣川馆自尽。然而,对于源义经是否真的自杀了,尚存不少疑点。室町时代开始,出现了源义经不死之传说,它和“御曹司岛渡”民间故事结合在一起,衍生出源义经北行虾夷地的传说。之后,有位荷兰商馆的德国医学家———希波尔德,在访日期间,从荷兰翻译吉雄忠次郎处听说了源义经相关的传说。希波尔德在收集了许多传说、小说并进行研究后,极为支持源义经北渡虾夷地,进入大陆的说法。他在写作专著《日本》时研究态度极为严谨,但是希波尔德依然采用了源义经就是成吉思汗的说法。1885年,末松谦澄在剑桥大学做的英语毕业论文《大征服者成吉思汗与日本的英雄源义经为同一人》被译成日语。该论文在日本发表时,更名为《源义经再兴记》。末松谦澄在撰写这篇论文时,英国很多人都以为日本是大清的附属国,所以末松谦澄抱有自卑的心情,他为了替日本民族张目,大胆提出日本是个诞生过世界英雄的民族。该书又对小谷部全一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小谷部全一郎曾赴美国留学,有神职工作经历,后移居北海道,致力于解决阿伊努问题。他听说阿伊努人所信仰的“オキクルミ”其实是源义经后,就对义经北行说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之后,他作为日本军的翻译官远赴满蒙地区取材,企图寻找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蛛丝马迹,1920年回归日本。他认为,源义经并未在平泉自尽,而是渡过北海道与桦太岛,进入蒙古,成为成吉思汗。1924年他出版《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一书。该书抓住了日本普通民众对英雄悲剧结局所抱有的同情心理,成为极畅销之作,《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迅速在日本民众间口耳相传。可是,主流学术界并不太赞同这个说法。期刊《中央史壇》立即做出反应,增加了以“成吉思汗并非源义经”为题的临时增刊,组织了当时国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国文学、国语学、语言学的一流学者予以反击,全面否定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推论”。众多学者十分严厉的炮轰,居然丝毫没有影响“成吉思汗传说”的传播,该书依旧畅销,在昭和初期不断重印,甚至还出了增补版。小谷部全一郎等日本学者构建了一副美妙的景象,使许多不知真相的日本民众深信他们的民族曾经产生过一位世界英雄。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位英雄驰骋天下,所向披靡,征服了欧亚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基业。另一方面,日本诞生过征服世界的英雄的故事,巧妙地迎合了日本民众由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滋长的“满蒙乃日本之生命线”的心理,使得当时的日本人对于满蒙的关注度达到空前的地步。可以推断,成吉思汗乃源义经的传说正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上领土扩张与入侵大陆的风潮,表现出部分日本人征服世界的野心。明白了以上的背景来看电影《苍狼:直至天涯海角》,编导故意加上这一段,是以正视听,明确告诉日本观众,成吉思汗绝不是从日本过去的源义经,他身上流淌的是“苍狼的血”。

现在,回到孛儿帖怀孕并生下术赤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情节的电影处理都不尽如人意,远不如包丽英在小说中的描写丝丝入扣、真实可信、细腻动人。包丽英把孛儿帖从被抢到被救的时间拉长到三年。这样成吉思汗见到的不是怀孕中的孛儿帖,而是孛儿帖和三岁的术赤。这个构思令人佩服。这样,戏的展开更加波澜起伏。铁木真终于找到了孛儿帖,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可是,孛儿帖从不远的侍从手里抱过了术赤。铁木真一见,“心冷得像冬夜”。孛儿帖发觉无法证明术赤是铁木真的儿子,那个能够证明的医生早已不知去向,于是,“没有一句解释和抱怨,孛儿帖抱着孩子转身就走”。铁木真赶紧拦住,“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丝微笑”,说道:“孛儿帖,我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我一人之错。”他把妻儿一起揽入怀中,“不!说什么他也不能再失去她了!绝对不能,永远不能!”包丽英写出了铁木真的真正心情。然而,铁木真跟孛儿帖之间的隔阂不是马上能够消除的。被叫醒的术赤天真地环顾四周,茫然地问母亲:“额吉,我们要去哪儿?阿爸呢?”铁木真一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伤心和失落,“翻身跃上马背扬鞭而去,借以宣泄内心的愤懑和痛苦”。包丽英用一句短短的文字形容现场的气氛:“夜色更加沉寂。”片刻,铁木真回来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温情地走向妻子,请她赶快动身去见克烈王汗。孛儿帖虽然有千般委屈,但却深明大义,她把术赤放到了马上。铁木真带着术赤奔驰。“或许是苍茫的夜色使孩子产生了寻求保护的愿望,或许是父子天性,术赤将头紧紧依靠在父亲怀中,两只小手轻轻地环抱住了父亲的手腕。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异样感情漫上铁木真的心头,那既不是恨,也不是爱,而是难以解释的辛酸和满足。月儿将柔和的光辉洒在夜幕中的草原,洒在几个匆匆赶路人的身上。”

包丽英提供了多妙的镜头处理啊!她对孛儿帖事件的艺术加工是匠心独具的,写出了铁木真的挚爱,也写出了铁木真的郁闷。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有伟人素质的男人!我以为,成吉思汗题材的电影,应划入“历史剧”的范畴。虽然当下通行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这一词模糊不清,他既指被认为是实际发生或原始的事件,又指对这些事件所作的口头或文字描述,后者是对前者的记录,但一般都要经过中间媒介的过滤。实际上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在以前的作品之上,对过去和现在的思想观念既有采纳,又有摈弃”。因此,采用不同的叙事观点就会产生不同的呈现。但是,无论如何,对一位伟大人物的艺术表现,不能过分强调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而随意编造历史。在存在诸多文献资料可供对照的情况下,创作者在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时应当尊重历史真实。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影片非常离谱。比如《蒙古王》。影片中有一段关键的情节:铁木真因不愿做札木合的二汗,而率众离去,札木合追击,兄弟俩首次兵刃相对。接着,札木合的弟弟偷马被铁木真部下所杀,札木合大怒率兵复仇,打败并活捉铁木真。札木合对铁木真说:“我不是你兄弟,我是你的汗,你是我的奴隶。”一年后,铁木真以五吊铜钱的价格被卖,关在铁笼子里示众。而营救他的,居然是流离失所、手无寸铁的孛尔帖!这样的情节安排,虽然抹去了成吉思汗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可是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对他的银幕形象带来了明显的伤害。铁木真被救以后东山再起,与札木合决战。在该片中,铁木真挑起战争的理由十分冠冕堂皇———“我要统一蒙古,而札木合要分裂蒙古”。但上下文的真正含义只不过是“复仇”!这就贬低了铁木真的形象。在影片中,到了最后的决战时,铁木真赢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而是腾格里的天助。在闪电惊雷中,札木合的军队顷刻瓦解。札木合问铁木真:所有蒙古人都怕闪电,为什么你不怕?铁木真回答:我无处可躲,所以不惧怕。这看似把铁木真写得英勇无畏,但增强了神话气氛而弱化了成吉思汗本身的形象。总体上看,在我提到的几部成吉思汗的电影中,或描写了他的苦难,或描写了他的成长,或揭示了他的心路历程,特别是表现了他的武功和军事才能,这些都是这几部电影的可取之处。但是,对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政治智慧和文治才华,特别是对他卓越的思想,这几部电影都缺乏重点的表现。

电影《成吉思汗的意愿》的最后,撰写《蒙古秘史》的史官把书稿交给约翰神父,他说道:“为世人找出成吉思汗的秘密。”可是,这几部影片都未能揭示这个秘密。日本小说《征服世界的男人:成吉思汗》作者堺屋太一用崭新的眼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作者推翻一贯的认识,即游牧民族是停留在农耕社会之前的“落后民族”。作者认为,成吉思汗是清醒地拒绝农耕社会的技术和知识,而“孕育了另一个文明”。他认为成吉思汗的伟大在于他“打破部落氏族封建制,确立了可汗独裁专制王权”。因此它拥有了强大的统制力和完善的指挥命令系统。作者认为,成吉思汗跟札木合的真正矛盾,不是权力之争,而是两个人的政治观念截然不同。札木合反对成吉思汗的政治思想,力图保留部落氏族封建制,终遭淘汰。其次,作者认为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原因,是由于他具有一种理想,即创建“人间无差别,地上无国界”的崭新社会。正是成吉思汗青年时期所经历的实际生活,教给了他这种新的生活理念。第三,作者认为成吉思汗成功的秘密在于实行严格的可汗领导下的国民皆兵制:百户、千户、万户制。还有就是极为重视信息收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四,依法治国治军,制定“大扎撒”,革新用人政策,赏罚公正严明,等等。以上种种在诸多成吉思汗电影中都还没有得到有力的表现。成吉思汗的银幕形象还处于起步阶段。它说明我们创作的空间还非常大,需要继续努力。正如《拿破仑一世传》的作者约翰•霍兰罗斯所言,拿破仑“在他的私生活方面,除了才气焕发的谈吐之外,并没有什么永远使人感到兴趣的特点”。“我是把拿破仑当做一位军人和政治家看待的”,“我主要叙述的是他的政治事业”。他在全书结尾时指出:拿破仑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在于他在始创以至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宏伟壮丽”。[9](P.551)我以为,塑造成吉思汗的银幕形象时,我们应当平视,但要带着敬仰的平视。我们不能把成吉思汗神化或宗教化,但也不能把他同一个普通百姓混为一谈,毕竟他是一个做出了惊天动地伟大事业的巨人。

作者:张仲年单位: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戏剧艺术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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