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执政”基本理念和实践路径范文

《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四期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从幼年走向壮年，其间新闻宣传是活跃而强大的显性力量，在国内树立了公信力，同时形象也为全世界感知和理解。党关于新闻宣传的若干基本原则在此得以确定，于是延安时期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时期。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靠着一系列政治观点议题传播的广泛性和稳定性，靠着符合着传播规律的传播，使得党在延安时期全面的执政能力中，关于“新闻执政”理念和实现路径显得清晰而朴素。“新闻执政”似乎是一个新兴名词，但在党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一直运用着。执政的理念，“是指执政主体对其执政活动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取向，是产生执政纲领、主张、方略、政策以及工作思路的思想基础，是执政活动的理论指导和执政能力的思想基础”。于是笔者认为新闻执政理念，实质上就是党和政府对新闻宣传原则和原理的认知，也代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新闻宣传总体价值观取向。当然除理念之外，实现和印证理念的延安时期新闻实践的特征，以及在当时各种新闻文本中体现出的风格也是重要的方面。

一、延安时期新闻宣传的事实原则与人民利益

党的新闻执政理念集中体现和反映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延安时期关于新闻宣传最基本的原则和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真实，符合客观事实规律;二是强调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在战争环境中总结新闻宣传的基本规律的。强调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其他党派的宣传鼓动有基本的原则性区别，具体体现的第一条，便是“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客观真理的，符合于客观发展的规律的”［2］(P103)。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原则，就是说实话，“只有大喊大叫地去宣传实话”，“在那里面才存在着和生长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力量”①。在延安的这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新闻虚假和失实，《解放日报》社论认为这是主观主义作风，要“作坚决的斗争”;也有过夸大，《解放日报》有论点鲜明的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直到1943年，陆定一在《我们关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确定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的基本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也成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理念。接下来的1944年，《新华总社关于通讯社工作致各地分社与党委电》中对分社希望的第一条便是:“新闻的真实性关系党的宣传工作的信用，应引起最大的注意，在新闻宣传上，我们同样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是发扬成绩或是检讨错误，都应老老实实讲求分寸，不应夸大吹嘘。解释为什么做的理由时，对外，是“要知我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愈高，各方对我们所发消息的注意愈切”;对内，是“对中央供给不准确的材料，将使上级难以正确了解情况，如根据此指导工作，势必招致错误”。从中可以看出，其实新闻真实已经不仅仅限于新闻宣传报道，更成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对自己形象和信誉自觉维护和传播的价值观取向的第一标准。选择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简洁、最核心和最基本的执政起点和理念，则是延安时期一直强调和不断明晰的。1944年9月8日，在悼念张思德会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使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系统阐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次被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并被写进党章。从此，这一政治准则或曰执政理念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出发点和目标所在，也自然成为新闻宣传的目标与使命。延安时期，哪怕是类如当下的“负面舆情”。主席曾因一位农民的“怨言”引起重视，立即派人深入调研并调整相关政策②。直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三提此事，特别强调和提醒党的政策必须以人民的满意作为依据。当时在延安，边区经济发展是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一系列发展措施如实行减租减息、开垦荒地、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工商业等实施，到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都是基于“为人民”的目的，而这些理论、政策、措施等广泛且长时间地通过报纸、电台、各种乡村小报告知、沟通，对边区干部百姓增强积极性和凝聚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成为党“执政为民”理论的先期实践和新闻报道的总体准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建设、维护、传播，最主要的理念保障就是为人民服务，最基本的前提便是强调客观原则，尊重事实。延安时期理论和实践都在证明，延安时期的新闻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党的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

二、延安时期新闻宣传的文风改进

党在延安时期执政过程中如何保持政治性议题广泛性和稳定性几乎是一个奥秘，在探秘的过程中，文风培育和自觉改进是一个有价值的观察点。联系延安时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还未实现真正的新闻事业大众化，共产党执政的方针政策等一系列政治议题不可能主动进入社会底层民众的活动区域，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和文化水平都非常落后的陕甘宁地区。从传播需要的物质条件而言，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下，政治议题似乎并不能够广泛、持久、有效地传播，然而党最终将稳定的执政议题和革命方针传达给边区民众，使之成为唤醒民众国家、民族意识的重要精神武器。斯诺在去延安之前，听到的传说中的延安所谓“红色中国”是“更大的谜”和“更混乱的传说”;所谓“红军”，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南京方面的解释，“红军”是“文匪领导下的新式流寇”，是“共产”“共妻”，斯诺列举了70个问题决定了他的“延安之路”，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延安镜像的“妖魔化”程度。这其中文风似是一个表征，但其实无论是当时落实执政理念、工作作风或传播效果，还是现今判断其延安的新闻宣传是否暗合传播理论和规律，文风都是关键性因子。延安时期需要团结联合、组织动员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行动起来，争取自身解放。于是党延安初期关于宣传方式与方法上的第一要求便是:“一切的宣传必须普遍深入、通俗简明，改正过去一些高谈阔论使人厌烦的宣传。”

延安时期的一向重视文风建设，他所倡导的运动整顿的“三风”之一就包括“文风”，他的文风和对文风的独特见解极大推动了延安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深入人心，这集中体现在反对党八股和力倡并且身体力行生动活泼的新闻文风上。批评空话连篇的长文章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倡导“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延安时期写消息、写评论、写发刊词、写按语、写征稿信、写研究报告，留下众多名言佳话①。他借批评说明了什么是所需的文风，并且提出，“洋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时期乡村治理的三大渠道是报纸、识字组、黑板报。1943年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来自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村“村民公约”②借助鲜活的语言进入乡村，有了读得懂记得住的全新的公约和生活制度，生产、支前、读报、识字、卫生等行动便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延安时期留下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话语，有“小米加步枪”和“飞机加大炮”的比喻，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迈。初到延安的几年，延安经济困难，描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这严峻的现实还有什么更好的表述么?自然地，在1939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大生产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自然地，斯诺的红色中国印象也得到了彻底的刷新。习在2010年号召革新官话和文风体系时提倡党员领导干部要力戒长空假，力求短实新，他总结道:“我们党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以来，一直为培育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风而努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文风”。“同志笔下的愚公、白求恩、张思德，我们今天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些人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过激烈震荡，所以讲出的话饱含深情、富于哲理，能深深植入人民心里，引起共鸣”，这也就阐明了党在延安时期官方话语和文风的创新意义。

三、延安时期新闻宣传的动员引领

重新回顾延安时期的新闻媒体角色定位，在于其虽居喉舌和工具地位，却能够艺术地保持与党的决策目标一致而表现出的同向平行关系。新闻宣传是延安时期党中央联系群众的纽带，党运用新闻宣传报道与人民沟通、互动，进而动员引领，“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党报就是党的教科书”［4］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突发事件最能集中体现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应急处置能力，尤其是事件传播中与各方的沟通对话，以及在失速情势下的舆论引领能力。延安时期，有一例典型的“媒介事件”便是“黄克功案件”①。这一案件的关键的环节在于，借给当时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同志信件，阐述和解释了中央的处理决定，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这封信即时公开发表，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坦率和近乎赤裸的信息公开回应大为震惊。之后又化危为机，引领舆论，在抗大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后来李公朴先生也称赞其为“为将来的共和国树立了很好的法律榜样”。黄克功事件的新闻传播中，处置决定和处置的过程，对决定的解读和决策的过程，都借助当时并不发达的多种传播渠道广为传播。中，《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了党报基本的采访方法规定，注重调查研究，崇尚实事求是，提倡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同时，还要求新闻工作者注意自觉地深入群众，虚心地向群众学习。1942年3月18日，他为《解放日报》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鼓励解放区新闻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延安时期，党运用所掌握的传播工具有效有力展现出自己的媒介形象，获得了理解与支持，更凝聚起不可战胜的民族力量。

四、结语

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和民族救亡的媒介记忆，而且也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源泉和标杆。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体系具有思想宣传与信息传播同构并体、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同形合一等特点，其中一些经验对当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仍具有全面指导效能。当然，本文的一个认识起点，便是基于现今对党在过去的新闻宣传历史中形成的某些好传统、好经验，存在着淡忘甚至丢弃的问题。无论是在历史和现实背景中评判，延安时期具有魅力和活力的新闻宣传以至于从中体现出的“新闻执政”理念与路径，价值与意义都非常显著。如何深度解读延安时期党的新闻执政方式，创造多样化的、具有亲和力的官方话语和文风，也是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如今政府执政的媒介生态业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提高对新闻事件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内舆论的驾驭能力正在成为加强执政能力的突破口［5］。政府要学会把政治价值变成新闻价值，把政府工作变成新闻工作的一部分。对执政者而言，运用新闻传媒的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很重要的是要通过它来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心声，达到两者的统一，并在政党执政规律与新闻传媒运行规律之间寻求统一［6］。延安时期的经验也给今天网络背景下如何管理运用媒体提供了基本精神营养。所以，梳理其理念，探求其路径，完善党的新闻执政理论，就成为一件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作者：韩隽 单位：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