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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目的与规范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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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文杂志》2014年第三期

1.清末译者的翻译目的

1.1提升政治小说的地位作为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首先想到了翻译小说,但是小说在传统士人的心目中历来是“稗官、末流”。梁启超对小说的肯定中含有大量的否定因素。换句话说,梁启超所倡导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的旧小说,他肯定的只是抒发政治情怀的所谓政治小说体式。毕竟目的是最重要的,目的决定手段,只要目的实现了,其中采取怎样的途径和手段是次要的。因此梁启超在喊出“小说界革命”时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和工具,一方面痛陈本国的“诲淫诲盗”小说之低下,另一方面盛赞西方国家政治小说之高尚。他大声呼吁小说之神奇的改良国民性作用,号召海外留学生担当翻译小说这一使命。1902年他又在《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极力渲染小说之支配人道之力量。1898年梁氏继续引导人们相信小说之魔力“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陈平原,1997:67)。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政治小说与科学小说作为改良群治的工具,发挥着燎原之势。翻译家利用小说形式,从事新思想新学识灌输,把高深学理,以简单的对话方式深入浅出翻译出来。翻译在此时发挥着重要的叙事重构作用。在这种叙事活动中,“译者并非是翻译任务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往往主动地选择文本材料以及翻译方法,有意无意地参与到创造、协商或挑战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来”(Baker,2006:105)。因为“叙事重构现实而不仅仅是表现现实”(Baker,2006:17)。考察清末译者在文本层面的选择,关注他们特定的翻译目的对其翻译材料、翻译策略选择译者的翻译活动,我们发现,梁启超摒弃了其他的翻译文体,认为政治小说文体对推进政治改革作用最大。梁启超翻译了日本政治家、小说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这部译作不仅表达了译者要救国图强的决心,同时也宣扬了译者要与西方强国抗衡的决心。这本政治小说使读者重新理解、体验和参与社会现实,形成一种熟悉的社会身份。

1.2扩大读者群译者面对民智愚弱,自然是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影响的读者越多越好,但是一次翻译活动必然涉及到原作者、赞助人、译者以及读者等主体,他们有自己的翻译目的和利益。一旦翻译活动中各方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就会导致利益各方不均衡。翻译活动的效果也无法达到最大化。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尽量了解翻译发起人或委托人的需求,了解读者市场的需要,在此条件下才能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就翻译活动而言,其中各主体的存在状态首先满足博弈决策所谓的相互依存性:没有翻译活动的发起,没有发起人,就不会有译者的参与;没有译者的参与,没有翻译行为,就谈不到译作的生成和阅读,而没有读者的阅读,一篇再怎么好的译本也发挥不了作用。一个好的翻译必然要有读者群的衬托,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同样需要民众的参与。所以梁启超肯定希望在清末这个文化素质并不高、受教育人群并不多的社会里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读者群。他幻想“彼中缀学之子,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巿侩、而农民、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陈平原,1997:67)。他不仅亲自参与翻译政治小说,而且仿照外国政治小说来进行创作;他不仅号召国人翻译政治小说,而且推动留学生翻译政治小说,使读者市场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政治小说的翻译与阅读。

1.3改良民智通过以上种种努力,译者们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在最大范围内开启民智。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连续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三个革命,认为“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罗新璋,1984:130),高度的责任感使好为人师的清末译者看到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出路。他们努力配合着梁启超的言论。在这点上,他们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言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1903年,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在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在《辩言》中他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陈平原,1997:47)。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隐藏着鲁迅的豪情壮志、勃勃雄心。他认为我国的言情以及志怪小说已经充斥了整个国内市场,而科学小说却寥寥无几,因此倘若要让民众了解点科学知识,则对于开发民众的智力大有益处,要很好地引导民众学习科学知识,就必须从翻译科学小说开始。邱炜瑷认为小说“能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次则开学智,祛弊俗”(陈平原:37)。经过他们的宣扬,几乎所有新兴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毫无例外地与翻译扯上关系,而它们的主题也基本一致,在于使民开化。

2.翻译功能的缺失

清末译者们如火如荼的政治小说翻译并没有达成其所预想的翻译功能。

2.1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泛滥译者们翻译得更多是通俗小说,尤其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泛滥。政治小说基本没有市场,市民口袋里揣着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之类的言情小说,书店里卖光的是《迦因小传》。就日本小说的汉译而言,大作家如幸天露伴、森鸥外,夏目涑石等人的作品就无人翻译,反而译了尾崎红叶的《寒牡丹》、《美人烟草》等二、三流之下的作品,还译了菊池幽芳、黑岩泪香、押川冲浪等人的许多通俗作品。林纾翻译的外国作品达170多部,而他翻译得最多的却是英国的哈葛德、柯南道尔的作品,达30余种。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约占当时翻译小说的一半,加上所谓“冒险”、“侠情”、“神怪”小说,风靡一时,它们以曲折离奇的情节迷惑读者。

2.2读者群相对扩大随着政治小说的衰落,其读者群日益减少。但是整体来看,由于译者的努力,市场上出售的创作和译作数量惊人,有据可证的如《小说林》第七期所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所列,创作小说共40种,翻译小说则有80种。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竟达400种。这也说明清末的读者群在日益扩大。

2.3客观上教育了民众由于清末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当译者发现翻译小说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译者由最初改革政治的目的转向争取读者这一商业上竞争的需要。翻译小说逐渐从精英小说向流行作品发展,其最初的启蒙特质也逐渐让位于赚钱的需要。清末翻译家包天笑翻译了《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之后,卖给文明书局。这不仅解决了他的生计还为他博了个好名声。“文明书局所得的一百余元,我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可以供我几个月的家用,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包天笑,1971:174)虽然如此,清末流行的通俗小说客观上还是达到了教育民众的目的。

3.翻译规范

清末译者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翻译功能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主要是其规范意识的缺失。Le-fevere认为有两方面因素控制着文学多元系统与社会中的其他系统的协调。第一方面,在文学多元系统内,是专业人士(1992:14),包括批评家、评论者、教师、译员等;第二方面,在文学多元系统的外部,称为赞助人(身份)。它由意识形态、经济支持、身份认同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专业人士借助赞助人的经济支持维持生活,通过控制文学系统内的诗学观念为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服务,并获得赞助人的身份认同。就翻译研究而言,翻译领域的观念、实践通过译者、赞助人与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等社会因素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本文认为这里的规范主要是指文学规范、社会规范以及市场规范。按照Toury的说法,规范是是在日常交往活动中传承下来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产生一定变化,也就是说翻译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时代属性。规范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翻译的普遍价值观,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在特定的场合下作为译者的行为指导,确定什么是允许,什么是禁止的。(Schaffner,2007:14-15)

3.1文学规范Bartsch把“规范”定义为“社会现实的正确性观念。”规范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发展着,它是约定俗成的,由社区所有成员共享。它作为行为模范发挥着作用,如果专业人士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赞助人对整个社会系统仍有控制力时,那么专业人士首先会采用一些较为隐蔽的方式向代表赞助人意识形态的主流诗学观念发起攻击。翻译有被当权者认可的,也有试图利用目的语文化以外的权威文本的权威性颠覆当权者的。通过专业人士及赞助人等中介使什么文类在文学领域受到读者的欢迎,还应看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是什么文类。事实上,小说虽然被称为“小道”,但是一直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这主要还在于其故事曲折性能够感动人心。如果它跟政治演说论文一样,说教功能过多势必阻碍其正常功能的发挥。随着清朝末日的来临,政治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批判势头日益减弱,社会翻译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社会黑暗以及丑陋面转向以耸人听闻为目的的侦探小说以及才子佳人爱情的言情小说。从理论上来说,把翻译用于政治运动的宣传固然可以达到启发教育国民的目的。可是具有政治、教育、启蒙意识的小说往往容易让读者厌倦。政治的枯燥和远离现实与读者对小说的审美期待无法融合,而启发教育程度低的国民,又必须以小说的趣味为诱饵。当翻译的动机和效果无法达成一致时,大多数译者纷纷放弃了小说的“政治化功能”,转而选择读者的阅读口味、翻译的效果作为翻译行为的衡量标准。于是有些译者为普通读者着想,选译那些有趣味的小说。这样,政治教育目的就被忽略,形成了以趣味、煽情为中心的翻译。此外,中国人向来重视感情,尤其是个人情感,这种人类所共有的情感经过译者的精心处理很快就会受到读者的追捧。清末言情小说泛滥,译者重在表现西方人如何处理“情”。首先是男女相爱之情,因为它具有个性自由的色彩。男女之情往往是冲击礼教的突破口。言情小说中的普世之情经过细腻笔触描写更能让读者有深刻的体会,同时这类小说的休闲作用淡化其严肃的伦理说教,更容易让读者接受。从梁启超等译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政治小说读者越来越多,但是其“政治小说救国论”仍然不脱传统旧时士人“以文载道”的窠臼,只不过这“文”不像“文”,“道”也不像“道”。译者们没有深入地探讨翻译之道就急于动笔翻译,无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贸然行事。他们没有意识到,普通民众与他们的“视阈”并不融合,因而难以产生共鸣。翻译的效果和功能自不必说了。另一方面,对政治感兴趣的普通民众本来就不多,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其读者群仅限于少数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们。文学标准是每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国家也要遵守译入语文学规范。清末,翻译行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为社会认可的规范,在新的标准还没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翻译标准的权威主要来自于享有较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译者。清末,大多数翻译家基本上同时都是文学作家,这种特殊的身份促使他们从创作中学习翻译,试图以创作规范建立翻译规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以中国传统行文之法来比附外国作品。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林纾提道:“在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陈平原、夏晓虹,1997:163)林纾在文章之道上不仅归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而且更以中兴古文的历史使命自任。林纾每翻译一本书都要拿古人写作的标准来衡量、评判一番,似乎他的译述西洋小说,除了借以正风俗、戒人心而外,还有着弘扬古文义法的曲折用意。更有甚者,当时的翻译评论者绝大多数对外文一窍不通,不可能拿译文与原文进行对照和比较。他们所做的,就是从译文读者的鉴赏角度出发,品评文笔。也就是说,论者所评乃译者的文字修养,而不是翻译能力。吴汝纶在《天演论》序文中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又说“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王栻,1986:1318)他对严复译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使严复声名鹊起。当读者和评论家无法核实译文的原作时,忠实就失去了意义。译文的流畅、通顺成为了评判翻译价值的唯一标准。

3.2社会规范Hermans强调各种规范之间的竞争和妥协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强调译者的能动性———翻译是选择,译者选择某一策略意味着放弃或抵制其他策略。规范背后的动力是社会的“价值观”,而价值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社会上的任何行业都有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有规范的存在就预示了一定权力关系的存在,“规范”表现出一定的价值观,突出了“操控”。(Schaffner,2007:57-58)然而,作为译者,其翻译行为都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思想上都具有道义与功利的二重性。儒家传统在“义利”问题上推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提倡“贵义贱利”、“重义轻利”。在儒家看来,义和利是相互冲突的。人们在面临两难选择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取义而去利。清末社会政局的变化使很多士人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和优势,一些士人生活落魄,甚至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随着社会分工的门类细化,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一些士人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劳动赚取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传统义利观有很大变化。处于过渡期的清末文人,既有士人干预社会政治的道义感,又有追求自身价值的世俗功利性。表现最明显的是,士人也关心社会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们的实践方向已经从朝廷转移到了社会,实践方式也从空谈政治到了办实业、开启民智、培养民德。他们通过办报纸、杂志以及翻译西学取得一定经济地位。随着稿酬制度的建立,追求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一部分译者翻译的目的。清末译者最初的翻译目的完全受到了政治热情的支配,随着这种高昂热情的消退,翻译家已不再热衷于政治。明朝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意识在清末一代士大夫那里已经越来越明显,很多翻译家翻译的目的和动机早已不是当初的“救国存亡”了,对政治的激情已经慢慢消退,对人性的理解开始高涨,而对世俗的追求日益浓厚。这使得他们开始以全新的观念看待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社会,美好的政治理想逐渐被现实生活所取代,翻译家也不再相信小说真的有扭转乾坤的神力了,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以娱人娱己、赚取金钱为目的的翻译家。

3.3市场规范规范的存在并不表示一种文化或一个历史时期的翻译行为完全一致。一个社会可能有多种规范并存,互相竞争,旧有的规范也会被新生的规范所取代。规范是社会遵从的行为准则,违反规范意味着要承担后果,可能受到制裁,也可能引起新规范的产生。清末译者虽然积极参与了翻译活动,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原文以及原文作者,而是把翻译全然当成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们在意的是文本的政治教育功能,要求任何小说都必须具有政治化功能,形成了政治化的小说观与平面化、概念化的叙事特征。虽然政治小说表现了更多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当时民众想象的空间。虽然这些译者给自己和读者各种关于中国未来的想象,这些乌托邦的想象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迫切性,但是小说中充斥太多关于改革的陈词滥调,堆砌太多的政治术语,教条主义太浓厚。这些枯燥的说教在读者看来太乏味而不切实际。译者所犯的最大毛病是过于急躁地、直接地传达政治思想,而忽略了小说的娱乐功能。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政治改革,而不是改革小说本身,所以他不可能以政治去迁就小说,而是牺牲小说以求更好地为政治服务。(王宏志,2000:188)规范之间也会竞争,毕竟它们存在于同一个动态的生活社会里,它们之间一直在为主导地位而斗争,产生新的规范,规范的运作方式和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很相似,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从中心到边缘不断运动的过程。(Schaffner,2007:27)科学小说也遭受了同样的危机,有些译者为了准确地向读者传达科学知识,把所有人名、地名以及科学名词附有原文名称,译注既长也多,同样也会令读者失去耐心。可见,任何译本都不能忽视读者,如果文本失去了读者,那么它存在的价值也随之消失。(涂兵兰,2011:152)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总是希望它能传世的。如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作家,创作完一部作品确实是经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清末译者的政治目的性使他们不管是选取翻译文本,还是翻译过程都是那么随意,仿佛只要借译本这个躯壳,加入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行,包天笑在他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的提到了这一点。为了摆脱教书先生的命运,包天笑早年就尝试翻译,他与杨紫麟在翻译《迦因小传》时,不能长住上海,“至多四五天便即回苏州”,所以后来杨紫麟说:“你先回去,以后我随便写出来,寄给你,不管通不通,请你重新做过就是了。”(王宏志,2000:198)这一方面暴露出译者的浮躁,另一方面泄露了译者们对域外文学集体无意识的抵制和蔑视。作为当时上海极有名的通俗小说翻译家尚且如此随意,更不必说其他人了。因而当时更多的译者几乎不把翻译当成“传世”之作,他们压根就不认为翻译外国小说文学作品会“传世”也不希望它能“传世”,能“传世”的应该是符合我国传统经文之作,而翻译作品与“传世”无关,他们只不过是为了一时之需而作的。市场是潜在的调节器,作为一个译者必须要注意翻译题材和门类的多元化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再次,译者要特别注意在翻译过程中处理译本的休闲与教育功能之间的关系,让读者在休闲中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而不是走向极端。

作者:涂兵兰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

外国语文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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