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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语义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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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文杂志》2014年第三期

1.语义学与生成语法:从《句法结构》到“语言学大战”

1.1从《句法结构》到《句法理论面面观》在60年代早期,Katz和Fodor(Katz&Fodor,1963)开始在生成语法中添加语义成分。他们将自己关注的问题称为投射(projection)问题:如何从句子成分的意义中获得整个句子的意义。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当时,否定和疑问形式是对肯定陈述句的转换,它们是意义改变的转换形式的最佳例子。所以,意义必须依存于转换。当语义投射规则运用于短语结构的时候,短语标记(P-marker)就扩展为时制标记(T-marker)。Katz和Fodor关于在整个时制标记的基础上计算意义的思想,与蒙太古的推导树(derivationtree)的思路是一致的。(3)[Mary[has[visitedMoscow]]](深层结构)T-NEG[Mary[hasnot[visitedMoscow]]]时制标记指的是(3)中的深层结构(短语结构树)加上表明推导中运用的转换类型的图示,这样的语义操作还是比较原始。Katz和Fodor开始研究语义特征,但是这些语义表征没有真正的结构,只是一些特征束,充其量更适合一元谓词(one-placepredicate)的解构。后来,他们决定增加几个结构来处理及物动词及其两个论元,但是忽略了量词(quantifiers)的问题。他们的工作局限于对“解读”的表述,“多少、相同或不同”等。1964年,Katz和Postal(Katz&Postal,1964)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在深层结构中加入表示否定的语素NEG和表示疑问的语素Q。这种操作有独立的句法动因,并且句子的意义由深层结构决定。(4)a.[NEG[Mary[has[visitedMoscow]]]](深层结构)T-NEG[Mary[hasnot[visitedMoscow]]]b.[Q[Mary[has[visitedMoscow]]]](深层结构)T-Q[has[Mary[visitedMoscow]]]我们看一下这个漂亮的结构:深层结构是语义的输入,表层结构是语音的输入,句法将深层结构映射到表层结构。在该理论中,句法结构在中间,一方面连接着语义,另一方面联系着语音。这样的理论结构还是非常优雅和有吸引力的。这一结构上的大的变化的理论根源是:转换应当具有意义维持性。这是一个有趣且颇有挑战性的主张,并直接导致了关于它明显反例的争论。

1.2伊甸园时期Chomsky关于语义的思想主要是从1957年的《句法结构》和1965年的《句法理论面面观》发展起来的,他尝试性的接受了Katz和Postal的假设,认为在深层结构层面,存在着句法和语义的系统联系。在《句法理论面面观》占支配地位的较短时期内,存在着一种乐观主义,认为句法理论形式或多或少地可以被理解,并且可以开始尝试着得出“作为独立存在的语法普遍性”。这一时期,我们认为,生成语法学家们广泛接受了Katz和Postal的假设,深层结构决定了意义的观点成为超越语言学上的深层结构的概念的一部分(Bernstein,1976),并且可能对“语言是思维的窗口”这一思想有所贡献。

1.3逐出伊甸园和语言学大战的根源发生了什么?答案是语言学家发现了量词!根据Katz和Postal的理论,对有定名词使用时的转换基本上维持了意义的统一,但对量词使用转换时却并非如此。首先,先简单看一下等值NP删略的情况(后面蒙太古语法部分会详细讨论):有定名词:(5a)JohnwantsJohntowin.(5b)Johnwantstowin.但是,量词:(6a)Everyonewantseveryonetowin.(6b)Everyonewantstowin??在其它句子的推导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7)Everycandidatevotedforhimself.(8)Everynumberisevenorodd.

1.4语言学大战(linguistic“wars”)对于经典转换推导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语言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生成语义学派和解释语义学派。生成语义学派(Lakoff、McCawley、Postal、Dowty、Bach等)认为,为了在深层结构上获得语义内容,需要研究得更深入、更抽象、更像逻辑形式,句法规则在表层结构层面的使用看起来绵软无力。解释语义学派(Jackendoff,Chomsky)则主张保持句法的完美性和独立动因,认为语义应作用于多个层面,并且把语义看成是无原则的、特设的。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两大学派在语言学领域内爆发了全面的“战争”。下面,我们看一下其哲学和逻辑渊源。

2.哲学和逻辑:蒙太古及其先行者

在哲学逻辑领域,Frege,Carnap和Tarski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并直接领导了20世纪中叶的哲学逻辑大发展。他们的工作涉及情态逻辑、时制逻辑、条件句、指称非传导性和其他一些有趣的自然语言现象。以不同的公理系统为特征的不同的情态逻辑之间的竞争,已经使得一些哲学家(如Quine)开始拒绝使用情态的概念,认为该概念具有不可救药的模糊性。但是该研究领域发生了大革命,当时Kripke(1959)和Kanger(1957a,b)正在探讨区分可能模型(possiblemodels)和可能世界(possibleworlds)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可能世界也应当作为一个元素,包含在给定的模型中,运用模型理论语义学代替情态的概念。可能模型主要是基于蕴含的语义概念,可能世界则包括可能的事态、可能路径等。这样,模型理论扩展到了情态逻辑的范畴内,并进一步促使逻辑和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包括量化情态逻辑、时制逻辑、形容词副词逻辑、命题态度动词逻辑、条件句逻辑和内涵逻辑等。上述大多数工作,都遵循着不把给定的自然语言结构和它们的逻辑语义分析之间的关系形式化的传统。蒙太古为哲学逻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把可能世界和时间都看作是指数成分,认为内涵是从指数(并非只有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蒙太古提出了关于性质、命题、个体等在内的广义内涵的概念,并将其囊括在完全的类型内涵逻辑中,并且加上了Frege的谓词—论元结构。自罗素)之后,谓词—论元结构同类型理论一样,都把内涵处理成外延的函数。蒙太古的最后三篇文章与语义学的相关性更强、影响也更大。那么,是什么使他从关注纯正的哲学和逻辑问题转到密切关注自然语言以及语义理论的最好形式的问题呢?据说蒙太古在1964年与Kalish合著逻辑教材的经历,使他萌生了这一思想:英语应当像逻辑中的形式语言一样,也能够进行形式化处理。Kalish和蒙太古在指导学生将英语翻译为一阶逻辑时费尽苦心。他们不是运用常见的随意的例子来解释,而是建立了一套运算法则,使英语句子能够逐步转换为一阶谓词逻辑方程。蒙太古据此推理,如果可以将英语翻译成逻辑,进行形式化处理,那么直接将英语的句法和语义形式化也是有可能的,这样还省去了中间层面的逻辑语言的转换,由此产生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作为形式语言的英语》(Montague,1970),还有开篇的那句广为人知的话,“重要的理论差异存在于形式和自然语言中,我拒绝就此进行争论。”Bach(1989)特别指出,此处的“理论”必须从逻辑学家的角度而不能从语言学家的角度进行解读。蒙太古所否认的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一种普遍认识,他们认为自然语言太杂乱,无法进行形式化的处理。他提出了描述句法和语义及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框架①,其核心就是Fre-ge的组合原则②,这也是当今形式语义学的核心。后来,蒙太古对英语句子的语义分析在很多情况下都已经被取代,但是,就起作用而言,PTQ(Montague,1973)对语义学就如同Chomsky的《句法结构》对句法学一样影响深远。Bach(1989)总结了二人的这种累积性的创新,指出乔姆斯基认为英语可被描写成形式系统,而蒙太古认为英语可被描写成解释性的形式系统。在蒙太古语法中,真值条件和蕴含关系是最基础的。观察的充分性这一原则,从逻辑和模型理论的传统继承而来,是蒙太古语义学的核心,并且是形式语义学的几个界定性原则之一。Cresswell(1985)将其称为“最确定原则”(mostcertainprinciple)———“我们可能不知道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两个句子中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条件为真,而另一个为假,即可确定这两个句子的意义是一样的”。如Cresswell所言,从总的结构到个体的事例,很多语义分析的结论都是遵守这一原则的。选择真值条件和蕴含关系作为基本的语义元素,并非从避免反对意见的角度出发,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进行明确的语义阐述比选择更宽泛的语义元素更为有用。在70年代早期,对很多语言学家来讲,真值条件已经不单单意味着歧义、同义和语义类比等现象。

3.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合作:蒙太古语法和形式语义学的发展

蒙太古是站在生成语义学与解释语义学的“语言学之战”的高度,对自然语言进行处理的,尽管当时他和其他语言学家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蒙太古对语言学的贡献中最吸引人的是他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前人,而且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来处理句法语义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他把交战双方的观点更好的融合在一起。PTQ以实例的形式展示了蒙太古的代数理论,阐明了Bach所命名的“规则对规则假设”(rule-to-rulehypothesis)对句法语义对应的问题。句法原则通过结构进行表述,而对应的语义规则负责对这些表述进行语义解释。这些处理与生成语义学和解释语义学有很大不同,后两者只是为语义解释寻找某种合适的句法层。对蒙太古语法进行介绍的早期的语言学家有Partee(自1973年起)和Thomason。Thomason1974年出版了《蒙太古论文集》,并附有很长的介绍性文章。Partee和Thoma-son认为,蒙太古允许句法结构相对保守地生成,同时,在语义原则的指导下研究语义热点问题,比如,生成语义学中的辖域歧义。阻碍蒙太古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的整合的问题之一是删略原则(deletionrule)。在经典的转换生成语法中,(9a)是由类似于(9b)的结构生成的。(9)a.Marywaseagertowin.b.[SMarywaseagerfor[SMarytowin]].考虑到组合性原则,以及蒙太古语法通过次成分的意义构建成分意义的方式,在蒙太古语法中是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既是句子的组成部分,意义又被删除的成分。对于(9b)分析的结果令人联想到(10a)。假设(10b)是(10a)的深层结构,结果是它可能给出错误的意义解释。(10)a.Everyonewaseagertowin.b.[SEveryonewaseagerfor[Severyonetowin]].Partee(1973)给出了蒙太古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的解答:我们要求的内嵌句中隐性的主语应当是个约束变量。按照蒙太古的研究思路,通过λ-抽象使之受到约束,从而形成VP。(11)a.[[towin]]=^λx[win(x)]b.alternatively:everyone’(λx[xwaseagerfor[xtowin]])乔姆斯基的句法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用空代号PRO取代此前经常使用的NP,PRO也是个约束变量,而广义短语结构语法、中心语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范畴语法等句法理论,从创建之初就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到70年代中期,作为哲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杰作,蒙太古语法和相关的形式语义学进入全面繁荣时期,美国、荷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包括奥斯陆和特隆赫姆)、新西兰等地的学者都对此展开研究,到7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已是无法计数。在此期间,有两大思想从哲学和逻辑进入语言学,一是开放句的递归思想,二是运用谓词论元结构研究意义的构成。

4.句法学家对形式语义学的反应

4.1乔姆斯基的质疑乔姆斯基对形式语义学以及以任何形式出现的组合性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尽管他对此没有明示。删繁就简地说,乔姆斯基是对蒙太古语法中提出的语义自治(semanticau-tonomy)感到怀疑,因为,蒙太古语法或任何形式语义学中的句法都并不具备“解释上的充分性”(explanatoryadequacy),并且也未看到任何理论依据。Partee是赞同乔姆斯基的观点的,因为儿童习得句法的同时也习得了语义,毫无疑问,这是儿童的“天赋知识”在起作用。尽管乔姆斯基对此怀疑,形式语义学已经推广开来,并且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主流语义学。麻省理工学院于1989年邀请了第一位形式语义学家IreneHeim,在1994年又邀请了第二位形式语义学家KaivonFintel。不久,就像句法学一样,形式语义学也成为了语言学的主流研究领域。

4.2关于取消转换的可能性蒙太古提出了一种取消转换的可能性,即对于含有不定式的句子,在句法上完全没有必要内嵌一个完整的句子,只内嵌一个VP就足够了。如上文例(9),beeager的主语和towin的主语是完全可以通过谓词eager的语义得以确认并且等同的,都是Mary。这对生成语法学家来讲是一种新观点。从动词词汇语义角度出发,可以考虑一下控制动词(controlverb)。词汇语义包含了很多的信息,尤其是蕴含。比如,XpromisesYtoleave就蕴含了XpromisesYthatXwillleave。或者Xtriestowin就蕴含了XactswiththegoalofbringingaboutastateofaffairsinwhichXwins.这同样体现在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关系上。Dowty(1978)指出,所有“受管辖的转换规则①”能够,也应该被词汇规则所替代。(12)a.Archaeologistshavediscoveredanewfossilskele-ton.b.Anewfossilskeletonhasdiscoveredbyarchaeologists.(12a)就不是运用转换规则而映射为被动句(12b)的,应再加上一条词汇规则(简化形式):如果及物动词V带有NP1NP2句法结构,并且其意义是α,那么V+ed是该动词的被动形式,且其句法结构为NP2be(byNP1)。有一条方法论原则是隐含在转换生成语法中的,但在生成语义学中却显性存在,并包含了Katz-Postal假设,即意义的同一性反映了深层结构的同一性。但是真正的语义学,并不需要任何句法(甚至是逻辑表达式LF)层面上的同一性,来获得意义上的同一性(Thomason,1976)。我们注意到,触发转换的句法相关性是部分地存在于语义的,这导致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即,可以把英语看作是一种独立于语境的语言(Gazdar,1982)。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可用来解释对非转换句法②的偏好与形式语义之间的正相关性的原因。然而这种偏好并不彻底,尤其是90年代以来,以Heim和Kratzer为主导的很多当代语言学家开始将当代乔姆斯基句法和形式语义学结合起来。这里仍需注意的是,在广义短语结构语法和其他一些非转换句法理论中,量词的辖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句法语义接口上,任何一种理论对量词的辖域的解决都不全面。量词辖域歧义所带来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但都不够完美。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原则的组合性,那么如(13)这样的歧义句,必须有两个不同的句法结构,虽然有可能没有独立的句法歧义的证据。(13)Everystudentreadsabook.

5.形式语义学:语言学的自治性分支学科及后期发展

我们认为,在80年代,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语义上的高度互动已经过去。紧随其后的是认知科学的兴起,语言学内部对语义学的关注也在增强,因此对语义学的研究既有从语言学本身出发的视角,又有从认知角度的跨学科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知语义的兴起,使得很多美国大学的语言学系开始开设为期一学期或者一学年的形式语义学课程。这一时期,Dowty(1981)编著的相关教材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几乎被全美大学采用,德国也出了几本蒙太古语法教材,而荷兰使用的则是Gamut(1982)编写的上下册的教材。90年代初,形式语义学不再只是蒙太古语法,开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具有完全形式的领域,但是当时的学生们还没有意识到语言学的核心学科并非总是语音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出版于90年代左右的教材包括Bach(1989),Chierchia&McConnell-Ginet(1990),Gamut(1991)。并且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两个形式语义学系。90年代的美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语义上的互动明显减少,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哲学领域内的语言哲学的兴趣下降,而对心理哲学的兴趣上升。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研究重点有很大分歧。逻辑、语言和计算研究所于80年代末成立于阿姆斯特丹。他们将语言、逻辑和运算并重,并创立了自己的学术期刊《语言、逻辑和信息杂志》,开办了欧洲语言、逻辑和信息暑期研修班。而在美国,在Heim和Kratzer的领导下,《自然语言语义学杂志》于1992年创办。他们特别注重将形式语义学整合到语言学理论中去,二人于1998年合著了一本具有后蒙太古主义的形式语义学教程。2003年,Partee(2004)撰写她半自传体的文章时,似乎还没有真正的语言学和哲学的再次互动,但现在,这种互动又多了起来。一是因为随着哲学领域内“语境主义”的兴起,语言学中的形式语用学开始发展起来。二是存在一个长期互动的兴趣点,并且近期非常活跃,即模糊性(vague-ness)。三是谓词参数的判断带有了很强的个人特点。所有以上这些都牵涉到语义和语境的某种互动关系,从而促使互动性增强。

作者:代尊峰孙洪波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外语部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

外国语文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