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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投资理论研究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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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5日,温家宝在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职业教育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方向时强调,要理顺管理体制,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形成共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合力。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2]为了深入研究职业经费保障问题,本文研究分析西方教育经济理论学者对“人力资本”等理论的研究及其贡献,以期对中国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研究与改革提供借鉴。

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伴随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国外教育经济学理论得到确立和快速发展。一种教育新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不仅是消费,而是投资”,“教育事业不仅是消费性事业,而且是生产性事业”,“教育是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事业”。为使教育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西方各国政府与经济界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援助,更多地投资于职业教育。国际教育经济学理论界对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侧重从教育投资问题入手,对教育投资是否合理、充足,用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和在政府预算中的份额来定义。世界银行采用的衡量标准包括:有关年龄组就读小学的比例;妇女受教育的比例;相关年龄组在中学注册人员的比例;成人文盲率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有西奥多•舒尔兹(美)、亨利•莱文(美)、曾满超(美)、布鲁斯•约翰斯通(美)、马克•贝磊(美)等,他们卓有成效系统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获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在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

(一)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通过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翻一番中所增加的1520亿美元进行分析发现,上述增长中物质资本贡献率为25%,劳动力贡献率为75%。在劳动者总收入从570亿美元增加到1140亿美元过程中,劳动人口数量增加所引起的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数量是430亿美元,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另外710亿美元,是人力投资的结果。美国1929~1957年雇佣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从不同年限看,1929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34.9%、15.3%和9.0%,各级教育平均收益率是17.3%;1958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40.2%、11.8%和11.0%。从不同教育级别看,美国1929~1958年间,小学教育收益率在34.9%以上,中学教育收益率在10%~15%之间,大学教育收益率一般是10%以下,最高年份为11%。为了使各级教育收益率更近似实际经验,使数值更符合雇佣劳动者的能力,舒尔茨把影响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所有因素,包括学校和家庭因素、个人动机、智商都考虑进去,对各级教育收益率加以调整即“能力调整”,得到的各级教育收益率是:小学35%,中学10%,大学11%。舒尔茨用各级教育经费所占教育总经费的平均比率(小学28%,中学45%,大学27%)分别乘各自教育的收益率,算出美国各级教育对美国经济收益的贡献率是:小学9.8%,中学4.5%,大学2.97%,三级教育合计为17.27%,近似值是17.3%。这个数字成为美国一段时期测算教育收益率的一般常数。舒尔茨因为首次对教育收益率进行宏观定量分析,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3]

(二)丹尼森关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研究与贡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74)等论著中,通过自定义模型,对教育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出美国1929~1969年,个人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增长率为23%,个人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收入增长率为41%。1929~1957年,个人通过教育就业个人的收入增长率为42%,同时段工人增加物质投资收入增长率仅为29%和9%。又据丹尼森在对美国1929~1969年国民经济实际增长中教育贡献率量化分析,1929~1969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3.33%,归因于教育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0.14%,占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2.3%,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12.3%。研究中,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率中其他可计量的因素减去,余下的“余数”,就是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29~1969年间,美国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率是27.6%,如果把知识进展因素的一部分也看作教育因素,那么,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12.3%,很可能接近舒尔茨的计算结果。[4]

(三)舒尔茨、丹尼森研究贡献小结根据舒尔茨的计算,1929~1957年,美国对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投资增加了约8.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了4.5倍,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增加了17.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只增加了3.5倍。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48~1982年的3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由教育水平提高和技术革新提高而获得的增长约占83%。“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等量的资本用于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明显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主张投资的重点从物质转向人力。“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结果及其政策主张,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世界范围迅速出现教育投资增加并导致教育大发展高潮。美国中等和高等教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37年是3.5%,1968年达到6.3%。同年英国达到5.5%,德国达到5.7%。国外学者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普遍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教育成果的积累”,是“存在于人民中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所致。“人力资本理论”成为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大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西方“筛选假设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平反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三、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5]

四、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五、西方教育投资理论对职业教育投资影响

20世纪50~70年代,战后经济迅速恢复,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适时、快速、空前规模的发展,不仅为战后西方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懂技术、有专长的中、高等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实的人力资源保障,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5%提高到13.5%,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提高到13.5%,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大学、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沟通的体系,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包含本科,乃至硕士、博士水平层次。当然,专科仍为主要层次。

作者:牛征张彤单位: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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