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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院校的思想教育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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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的高校思想教育

(一)课程的隐蔽性在美国学校的课程表上,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一类的专门课程,但走进美国学校的课堂,随时都能感受到思想教育的气息。这种气息不光表现在文学、历史、地理、社会等课堂上的正面“灌输”,更多地渗透于各专业课的授课过程。美国学者N•V•黑沃勒在1970年首先提出了“隐蔽课程”的概念,主张学校应着力创设情境,组织活动,让学生在无意识中获得经验,受到启迪。这样的教育不带任何强制性,而是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参与交流,感悟真谛,从而自然而然地达到教育目的。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方法,可以有效克服学生对单向灌输教育模式的抵触心理,利于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也会取得更为理想的教育效果。

(二)方式的多样性美国高校的思想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自主参与,讲究教育艺术。为实现其政治教育目标,一般是按照“场景设置—引导角色进入—体验—选择”的模式来进行的。美国更有数不清的博物馆、纪念地、庆典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大众传媒在舆论引导和意识培养方向的积极作用,他们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平台,打的旗号是客观、超脱、舆论自由,但各大媒体无不把宣扬国家的政治理念放在突出位置,尽管在很多时候对这种宣扬进行了巧妙的包装,学生也被包围在这种浓厚的宣传氛围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有意无意中接受着美国式价值观的熏陶。采取多种措施,将思想教育蕴含到有形的服务之中,是美国高校比较普遍的做法。为了解脱学生的心理困惑,各高校都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围绕大学生的就业需求,不少高校配备了足够数量的职业规划师,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帮助。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思想教育与学业发展“两张皮”的现象。另外,美国政府和联邦各州对教师的任职资格要求都很高,只有学识、品格等综合素质达到相应标准者方可准入,从而保证了师资队伍的总体质量,教师在言传身教中赢得了学生的信服与尊重,无形的教育也就蕴含其中了。

二、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高校思想教育

近百年来,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解体变质,在这块横跨亚欧两洲的广袤大陆上,演绎了一场政治风云剧烈变幻的人间活剧。随着政治体制的变更交替,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着巨大的动荡和变化。如影随形,高校的思想教育更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动荡和演变的影响乃至左右。回顾前苏联和当今俄罗斯高校思想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简约地勾画出一条轨迹,那就是探索→僵化→混乱→真空→复苏。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苏联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围绕培养“能够彻底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的终极目标,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1935年,最高苏维埃颁布《国民教育纲要》,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明确了高校政治教育的任务,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信念”。[2]9同时,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各级高校和教育工作者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关于学校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其中马卡连柯倡导的集体主义教育理论,强调“尊重与要求相结合”,充分信任教育对象,让学生在共同参与中培养责任意识和团队精神,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3]44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法”,充分肯定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大力倡导“自我教育”,让学生在一系列社会实践中感悟真理,增添智能,实现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升华等等,对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青年学生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104各个学校也都从实际出发,完善课程体系,改进教育方法,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种理论上研究和实践中探索的良好态势未能与时俱进,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苏联后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僵化的倾向:教育者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差异,不切实际地提出“一刀切”的要求,漠视学生的个人需要,课程设置单调,教育方法呆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未能实现与时代发展协调合拍,致使学校的思想教育严重脱离实际,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潭。学生学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产生了教育内容与行为的背离,思想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大大贬值。加之西方文化的极力渗透,不少青年学生由过去崇拜保尔•柯察金,到向往西部牛仔,厌倦学校的教育方式,思想上出现了极大的波动和迷惘。1986年,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出《改革与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一书,彻底搅乱了思想教育的传统局面。戈氏推崇的以“民主化、人道化、公开化”为特质的“新思维”,给教育界包括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片混乱。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被动摇和否定,代之以鱼龙混杂的所谓“政治思想多元化”。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流行着“多一些民主,少一些社会主义”之类的论调,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被全面否定,思想的混乱直接助推了国家政权的旁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思想教育曾一度出现“真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原有的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教育体制和机制被全部抛弃,新的思想教育规范的建立又未提上日程,国家不再制定统一的德育大纲,一任地方和学校各行其是,思想教育被极度边缘化,方向迷失,措施失位,直接的结果是造成了青年一代严重的精神危机,无所追求也无所适从,国家意识、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降到了最低点。以至于“尊重俄罗斯国家、热爱和忠于祖国这类感情遭到了不假思索的嘲笑和戏谑”。[5]叶利钦时期已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1996年7月,叶利钦在总统竞选讲话中谈到“思想教育”在凝聚民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继任总统普京主持制定了教育振兴战略,并颁布《关于2010年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被重新提上重要地位。同期颁布的《1999—2001年俄罗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纲要》再度确立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任务和方针等。在这些体现国家意志的法令法规的统领下,各地学校在改进学生思想教育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目前俄罗斯在实施学生思想教育上呈现出以下特色:突出思想教育内容的时代性,跟上社会发展的潮流;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加重俄罗斯悠久历史和国情教育的份量,让学生在不着痕迹的感悟中培养爱国情操;力图以人为本,教育方式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注重发展学生的自觉能力,引导他们关注自身发展和行为后果,强化大学生的责任意识等等。

三、日本和新加坡的高校思想教育

日本和新加坡同属亚洲国家,和我国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东方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千百年来深深地渗入国民的心理,尽管经受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这种植根于民族血脉的东方情结仍然表现出顽强的活力。尤其在东南亚岛国新加坡,这种文化情结更为浓重。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曾发起过自上而下反对全盘西化的社会运动,时称“文化再生运动”,其要义就是倡导以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公民的行为准则。[6]73虽然中国与该两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存在很大差异,但其施实思想教育的做法中仍有诸多可取之处。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整合和发扬的民族,古代学中国,“明治维新”以后推崇“脱亚入欧”,积极学习西方,学校的思想教育也呈现中西合璧的特色。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既有顽固的自己的本土思想—神道教、武士道,又有积极汲取的外来思想,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思想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民主主义教育、国体教育和集团主义教育。长期以来,日本非常注重吸收和消化他国文化为我所用。一方面,他们继续探索东方传统的国家思想和奉献精神,把爱国思想与乡土观念有机地协调起来,同时又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大力推行“个性教育”和“国际化教育”,在不否定社会、团队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尊重个人价值,鼓励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独创精神,达到自我觉醒,成为一名“独立”的人。[7]日本对学生进行“国际化”教育的思路也颇有见地,他们主张,学生应广泛了解世界,熟悉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会用国际眼光认识事物,在广泛的接触与锻炼中,增强适应能力,去科学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注重这种国际化意识和专业、非专业各项技能的提升,其用心是颇为深远的。新加坡思想教育的成效也是广受称道的。他们的学校普遍开设诸如《儒家伦理》之类的思想教育课程,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正面传授和引导。同时实施“社会认同工程”,开展“共同价值观”讨论,使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凝聚成为“新加坡人”。在学校则积极推行“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教育,努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尚品德的社会公民。新加坡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全方位展开的,但是在教育过程中则针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及认知特点传输不同的内容,分阶段,分层次展开。政府颁布了详细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纲,从小学到大学,课程循序渐进,涉猎不同主题。即使是同一主题,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教育内容也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衔接。不同年级思想教育的具体要求不同:低年级偏重发展良好的行为习惯,而高年级则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由浅入深的教育,符合教育对象心智的成长发育规律,也符合教育活动循序渐进接受的规律,体现了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新加坡的教学方法也不乏新意,比如热情鼓励学生开展讨论和辩驳,让各种真实的思想观点直面交锋,通过陈述争辩,加深理解,取得共识,这样的教育势必要优于传统的单向灌输。而且新加坡学校十分重视包括小区服务等社会实践在内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认识社会现实,践行道德规范。他们还十分注重学生对自己行为表现的自我评价,引导学生反思反省,主动提高个人修养。参观、旅游等方式也常为高校所采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方式,深受广大在校生的欢迎。

四、若干启发

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从前述几个国家的主要做法中,我们可以受到以下启发:

(一)科学的规划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制定科学的教育规划是完成好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的前提条件。国家层面的规划应涵盖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并注重之间的衔接,高校则应在国家宏观规划的指导下,结合专业特色,设计系列活动,并把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人员,确保教育意图落到实处。

(二)合理的内容组织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是基础,是根本,关涉培养目标,牵动资源配置。内容设计,要把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放在突出位置,用统一的意志构建大学生的精神支柱。要加强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的协同推进,逐步建立与人才培养标准相吻合的思想教育内容体系。各门专业课程中也都蕴含着思想教育的资源,要热情鼓励任课教师深入挖掘,有效开发,把思想教育贯穿到专业学习的过程之中,形成“高校无处不教育”的文化氛围。笔者认为,某些国家在思想教育方面的“隐蔽性”特征需要我国高校的各级领导和教育工作者认真地思考和借鉴,改善当前普遍存在的单向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灌输教育模式,化解教学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抵触心理,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这样的教育效果会更加理想。

(三)灵活的方法方法为内容服务,却又是制约教育绩效的关键因素。时代发展了,教育对象的思想基础和接受意向也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创新,积极创设新载体,开辟新途径,尝试新方式。尤应注意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作用,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明确目标,激发内在动力,自觉提高综合素质。

(四)完善的机制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是一项事关大局、事关长远的战略任务,不可缺少机制的保障。首先是从准入、培训、激励等多个环节入手,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全面提高广大教师思想教育水平的同时,引导大家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用人格的魅力影响学生。其次,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评价体系,包括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对教师和学校思想教育总体绩效的评价等,用评价促导向。最后,要进一步制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学校的思想教育始终沿着科学、规范的轨道健康运行。

作者:白君堂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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