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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海防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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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学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抗倭援朝战争爆发,山东海疆因与朝鲜、日本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而成为海防前哨。但是,山东的海防军事体系,自明初建成后,此时已经窳败不堪,海防力量十分薄弱。面对严重的海防危机,朝廷官员提出了怎样的筹海理论?这些理论有何新颖之处?明廷和山东地方政府是如何筹划和建设海防的?这些筹海举措的效果如何?山东海防在抗倭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截至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无系统论述。因此,本文将对此作一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日本侵朝与山东的海防危机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征服朝鲜,进而侵占中国,独霸整个东亚。明朝政府得知后,立即派遣军队应援朝鲜,与朝鲜军民齐心协力,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挫败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发动的侵朝战争,历时七年之久,使朝鲜人民惨遭涂炭,使明朝政府付出了沉重代价:“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縻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1](第27册,P8299)但是,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拯救了处于危亡之际的邻邦朝鲜,它使中国免受了日本的蹂躏践踏,它使东北地区的秩序重获稳定,它为今天中朝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历史见证。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侵占朝鲜以后,可以采取陆路、海路或者海陆结合的单攻或并攻方式侵略中国。在陆路方面,日军可以凭借朝鲜与辽东接壤的地缘条件,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在海路方面,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日军可扬帆渡海直接侵入中国。正如明人许孚远所说:“辽阳、天津两地密迩京师,一由朝鲜度鸭绿江而上,一由山东海面乘风疾趋,设有疏虞,令倭得长驱而入,震惊宸极,此不可以不虑。”[2](第5册,P4340)山东的海疆危机和海防战略地位由此凸显。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日本水军自釜山北上,击败朝鲜守军,侵占闲山岛,此时沿海局势骤然紧张,山东的海疆危机亦愈加严重,“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3](第3册,P973)然而,自明初以来建成的山东海防军事体系,此时却窳败不堪,海防力量极度薄弱。卫所城池坍塌严重,“门楼铺舍,形迹全无”[4](P378),不得修缮;军伍空虚,“行伍逃往过半”,“海防废弛已甚”,“地方渐以多事”[4](P354,P380);战船失修,海上力量空虚;卫所屯田,“斥卤沙薄,军逃地荒”[5](卷184,P6),屯政荒废。面对极度废弛的海防,山东巡抚郑汝璧就曾痛心地说:“从海东三郡历卫所而周视,则叹祖宗之防海一何精密也。卫所星列棋布,兵多者六七千,少亦千余人,率其法不废,即鲸鲵故浪立歼耳。”[6](第1357册,P23)山东海防的衰颓,由此可见!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山东海防危机的日益严重,迫使明朝政府和朝廷官员不得不重新思考筹海问题,各种海防理论应运而生。

二、朝廷官员的山东海防理论

随着山东海疆危机的日益严峻和海防地位的凸显,海防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朝廷官员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海防理论,这对战争期间山东的海防建设、海防战略调整、海防布局的完善诸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增强了山东海防的实力。山东巡抚郑汝璧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而科学的海防理论。郑汝璧,浙江缙云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任山东巡抚。在任期间,经过实地考察后,郑汝璧提出了必须全面调整山东海防政策,以“为经久营卫之谋用”的筹海主张[6](第1356册,P627)。对于这一筹海主张,郑汝璧在《条议防海六事疏》中做了具体阐述。这六条防海措施是:“练兵马以在战守”、“议积粟以广贮蓄”、“修城垣以固保障”、“开岛田以佐军资”、“置将领以便统率”、“分信地以专责成”:第一,建设一支强大而训练有素的海防军队。第二,保证充足的粮饷储备,以稳定军心。第三,增强沿海城防。第四,在海岛屯田,以解决海防驻军粮饷不足的问题,同时充实海上防御力量,“一遇有警,船可哨而兵可水,且耕且防。万亩之地即可资千军之食,有屯田之利,无诲盗之害”[6](第1356册,P633)。第五,设将置兵,加强和完善海防布局。郑汝璧认为,山东北强南弱的海防布局不适应当时抗倭形势,应该加强胶州防守。因此,他建议把即墨营移驻胶州,设将置兵,以增强山东南部海疆实力,“西可以控安东,东可以援即墨,而北亦可以援莱登,南海之备周而犄角之势成”[6](第1356册,P634)。同时,他主张将王徐寨营守备移驻莱州府城,带兵操练,使之成为北海的一支海防机动劲旅,以调整北部海疆布防中的缺陷。第六,划分海疆防区,明确海防责任。他将山东海疆划分为五大防区,分别以登州、文登、即墨、王徐寨、滨州守备负责,并明确各营的管辖范围。为了避免产生互不统属、事权不一的情况,郑汝璧制定了一套五大防区互为应援的方案,使山东海疆全线形成了布防严密的网络体系。除了提出这套较为完整的海防理论外,鉴于青州府在山东海防布局中的重要地位,郑汝璧还建议设立青州守备,专理陆、海防军务,加强青州府的防守,“遇警则督率战守,捍卫海滨,隐然虎豹之形,联成臂指之势”[6](第1356册,P664),这对于山东海防布局的完善颇有价值。总之,郑汝璧的海防思想,是他在综合考虑了山东海疆特点、海防原有力量和战争实情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优化山东海防,以保障海疆的长治久安。

作为一名山东人,礼部尚书冯琦(山东临朐人)也高度关注和重视海防问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筹海主张。在海防武力的增强方面,冯琦从三个方面做了考虑。一是积极筹措海防经费;二是修葺城池,加强海岸陆地防守,阻止日军深入内地侵扰;三是训练民兵,增强海防兵力。在海防布局的完善方面,与郑汝璧的认识相同,冯琦也认为南部海疆应该是山东海防的重点,主张加强南部海疆的防御。在海防战略调整方面,冯琦提出了建青州为军事重镇,加强内地纵深防御的理论。明初布置海防,仅重视单纯的海岸陆地防御,而忽视了海疆地区的内陆纵深防御。其实,内陆纵深防御是海上一线防御的后备保障,不容忽视。对此,冯琦有深刻的认识,他说:“登莱可捍外,不可卫内,若外控登莱,内护省直,扼山海而居其会,则惟青州为重”,“故莫若建青州为重镇”,“倭至登莱,我失大海之险一矣;至青州,我失群山之险二矣;过此以往,更无险阻”,“故青州守,则我东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则倭北面以扼我”[2](第6册,P4831-4832)。与郑汝璧相比,冯琦对青州重要性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的这种理论“将海疆防御与内地防御综合考虑,不失为兵家卓见”[7](P326)。经略宋应昌的海防观也颇有价值。宋应昌,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任山东巡抚。巡抚山东期间,他关心武备边事,积极筹海,颇有政绩。在抗倭援朝初战失利之际,明廷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负责蓟、辽、山东、保定等处的防海御倭军务。宋应昌就任后,结合山东海防地理特点和战争形势,提出了如下颇有价值的海疆防御论:第一,驻守海岛,加强海上防御能力。海岛是镇守海防的前哨阵地,是实施海上防守和进攻的有利依托。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其间岛屿星罗棋布,是拱卫环渤海地区海疆安全的天然门户。宋应昌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主张充分利用这些海岛的战略地位进行海洋防御,并提出了具体的部署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派遣军队驻守海岛,招募海岛之民为兵,二者齐心协力,加强海上巡逻,及时打击来犯日军。与明代前期的空岛政策相比,宋应昌的这一主张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增强环渤海地区的海防协调作战能力。宋应昌说:“辽左以及山海,山海以及天津,天津以及山东,地壤相接,势若率然,有如修守诚设,则戒备自严。倭犯辽,则蓟兵可以扼其前;倭犯蓟,则辽兵可以蹑其尾;倭犯山东,则蓟、保可以遥其声援,而辽兵可以直渡朝鲜,捣其巢穴。兵连势合,权一事专,战守有此动彼应之机,调度无左牵右顾之虑。”

可见,宋应昌的海防战略并未顾此失彼,而是把山东海防作为环渤海地区海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来布置,这种点面结合的海防全局观是颇有见地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对山东海防给予了高度重视。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沈一贯在《议设天津登莱巡抚疏》中指出,应设立天津登莱巡抚,专门负责环渤海地区的海防事务,以统一海防事权。沈一贯说:“事权宜一不宜分。天津与登莱同是一海,不得分而为两……请于天津、登莱沿海居中处所设立一巡抚,率总兵、兵备、参游总辖海道,北接辽东,南接淮安,臂指相使,首尾相应。”[2](第6册,P4760-4761)这有利于提升山东海防的行政效率,有利于加强环渤海区域的海防协调作战能力。万历二十六年(1598)一月,沈一贯上《垦田东省疏》,提出开垦荒地、筹备海防经费的主张。他说:“倭氛飙起,海防戒严”,“山东巡抚原有营田一事,后亦具文而不行。今日时务,特宜重此”,“则可望山东一省,不请户部,不派小民,而自裕其海防之资”,“今日之事,宜令巡抚得自选廉干官员,将该省荒芜地土,逐一查核顷亩的数,多方招致能耕之民”,“不问远近,凡愿入籍者悉许报名择便。官为之正疆定界,署置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谷六蓄之利”,“不出数年,可称天府”,“而本地自称富庶,足以省司农请发之烦,免百姓加派之苦,纾九重东顾之忧,增环海长城之重矣”。这一主张是颇有长远眼光的。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期间,代任天津巡抚汪应蛟,结合倭情和山东海防地理特点,提出了一套山东海疆防御计划,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倭氛未灭防御宜周疏》中。在该疏中,汪应蛟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第一,“莱海宜增水兵以防流突”。汪应蛟认为,莱州海域是扼守登州和旅顺两地的海防门户,是海运粮饷到旅顺的良好战略物资基地,必须在莱州增设水军[8](P397)。第二,“成山宜增战卒以控孤悬”。成山卫与朝鲜的汉江和临津互为东西犄角,海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了防范盘踞在朝鲜的日军循此航线侵扰山东,汪应蛟建议在成山卫增加海防兵力。

第三,“安东宜置重将以护运道”。安东卫是山东南部海疆的重要门户,是南北海运的重要枢纽。鉴于安东卫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海防兵力的薄弱,汪应蛟建议在安东卫添将置兵,“则淮青海上屹然增一重镇,而漕运可保万全矣”[8](P398-399)。第四,“运艘宜给兵器以防战斗”。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登州是海运粮饷输送朝鲜的战略物资集散中心,为了保障从登州至朝鲜海道的安全畅通,汪应蛟建议应增强海运士兵的战斗力。“凡运船出海……量给铳炮、刀枪等器。仍慎选管运官,必以精强颇识水战者充之,沿途守风驻泊,责令登岸演习器械,倘遇有警息,则各奋长技,与防护官兵并力追截,是运艘皆为战舰,运卒皆为战兵,以扬威海上,则足以壮声援之势。万一朝鲜更需水兵,亦足以长驱珍岛,效一臂之助矣”[8](P400-401)。汪应蛟主张加强莱州、成山卫、安东卫和海运军队的海防武力,弥补了以往只重视登州防守的海防布置缺陷,认识到了海防与海运、漕运互为依托的紧密联系,使山东海防布局和海防体系更加趋于完善。综上所述,与明代前期相比,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其突出表现有四点:一是强调重视南部海疆防御,优化海防布局;二是强调建立海疆纵深防御,完善海防体系;三是强调海岛驻防,增强海上防御能力;四是从加强环渤海区域的海防协调能力的理念出发,布置山东海防。这是对以往山东海防理论的突破,也是明代山东海防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山东海防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充分分析倭情变化基础上的,反映了明代对海洋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为明朝政府筹建海防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建议。

三、明朝政府加强山东海防的举措

日本侵略朝鲜,对中国的海疆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的海防链条中,山东海疆起着连接南北的纽带作用,“最为防倭要害”[5](卷254,P5),海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战争爆发后,明廷严令沿海诸省加强戒备,并积极加强山东海防。第一,增设海防官员。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明廷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前往蓟辽、保定、山东等处经略防海御倭事宜。万历二十三年(1595)六月,在青州设守备1员,以“团练民兵”,镇压“濒海剧盗”[5](卷286,P1)。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明朝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全权料理援朝军务。同年,明廷将青州守备移驻安东,并增设游击1员,以处理安东和青州两处的海防事务。万历二十六年(1598)一月,考虑到“济宁乃运道咽喉”[5](卷318,P9),明廷在济宁增设备倭游击1员,以防止日军的侵扰,保护漕运的安全。这些海防官员为山东海防的筹划布置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宋应昌为例,他不仅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山东海防理论,而且以实际行动全力经营山东海防。宋应昌及时掌握战争动态,多次与山东有关将领、官吏函商筹海问题。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二十九日,宋应昌写信督促山东巡抚迅速制定方案,部署海防:“登、莱沿海一带直接天津地方,中间海口某处紧要,系适中去处;该镇旧无总兵,应否添设备倭总兵一员、或协守一员、或左或右;某处紧要,应否添设游击;其余某处紧要,应否添设守备;应否比照蓟镇事例,兵马作何召募,钱粮作何区处,屯扎作何修建。在登,如长山、沙门、古城、徐福等岛,在莱,如黑山、鼍矶、黄城、灵山等岛,其间可设水陆等寨。……凡未尽御倭事宜,从长计处停妥。”[9](P27)十一月十六日,当得知山东海丰县至青州塘头寨兵力空虚后,宋应昌随即命山东巡抚调兵遣将加以充实[9](P57-58)。第二,增加海防兵力,改进军队的领导体制。战争爆发之初,山东沿海“卫所空虚,主兵人数甚少”,海防兵力十分虚弱。为了解决兵源问题,山东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地募兵以充实军伍。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山东巡抚在保甲军中挑选了部分壮丁,分守沿海要地;尔后,又增设了水兵和步兵,并招募浙兵和标兵。据山东巡抚郑汝璧奏称,万历二十年(1592),山东招募海防兵力3000名,并调南兵3000名。万历二十五年(1597),山东巡抚万象春募兵2000名驻守塘头寨和青州府城,招募水兵3000名驻防登州,并在莱州增设南、北兵2000名。此外,战争期间,山东还增设了莱州营和王徐营两支海防军队。莱州营,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设,共有马步兵3000名。王徐营设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共有兵力500名。[10](卷2,P76-81)募兵制的实行和莱州、王徐二营的增设,使山东海防兵力得以改观。

同时,为了适应抗倭需要,明朝政府将明初所建登州、文登和即墨三大海防营的营制做了改变。登州营组建于永乐七年(1409),设有把总、指挥各1名,旗军1524名,马521匹。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朝政府将登州营分为中、后2营。中营设把总1名,哨官2名,兵力400名,屯种长山岛;后营设把总1名,哨官4名,兵力686名,屯种濒海荒[11](卷4,P3)。即墨营,组建于永乐二年(1404),原来设有把总2名,兵力1200名,万历二十一年(1593)改为守备府,设有守备1名,中军1名,哨官4名,兵力919名[12](卷5,P10)。文登营,建于宣德四年(1429),原设把总1名,指挥1名,中军等官23名,旗军1140名,万历二十一年(1593)改为守备府,设有守备1名,中军1名,哨官2名[13](卷1,P30)。营兵制下,这些海防官职是常设性的,这使得将和兵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军队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第三,修建海防设施。海防军事设施是海岸陆地防守的重要依托,直接影响着海防军队的抗击能力。因此,为了加强山东海防,明朝政府修缮和加固了沿海的一些重要城池,并增筑了敌台。根据山东方志文献的记载,在抗倭援朝战争时期,蓬莱县城,增筑敌台28座;蓬莱水城,增建敌台3座;宁海州城,建筑敌台12座;掖县城被扩建;即墨县城,由土城改为砖砌;日照县城,由土城改为砖砌,并增筑瓮城重门,敌台4座[14](P30,P214-221)。黄县城,“创砌以石,极其坚备”,并在东、南二门各建敌台1座[15](卷3,P1-2)。第四,开垦岛田,筹措经费。在抗倭援朝战争中,山东担负着巨大的军粮和财政开支,致使“民间骚动疾苦,愁怨之声载道”,给山东海防带来诸多不利,“匮则坐困……万一海上有警,民望名城以为归,门扃不三日,而城中告急变且内作矣”[6](第1356册,P629)。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山东巡抚郑汝璧提出了“开岛田以佐军资”的主张,明廷予以应允。实践证明,这一方法颇有成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内,山东就在南、北长山岛开垦岛田22025亩,减轻了海防军饷的压力。总之,万历援朝抗倭战争中,明朝政府在充分重视和采纳朝廷官员建议的基础上,从倭情实际出发,积极筹海,使山东海防得到了重建和增强。山东海防力量的增强,无疑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强的军事后盾,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支援。

四、山东海防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的作用

在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海防对于战争的彻底性胜利、对于拱卫京师的安全、对于稳定东北亚地区的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为海运保驾护航。战争爆发后,明朝派遣大批军队开赴朝鲜增援。由于国力弱小,加上遭受日军的侵略,朝鲜对明朝援军粮草供应极为有限,明朝政府只得依靠国内供应粮草。当时,明朝政府主要依靠陆地和海运两种方式运输粮草。在海路方面,环渤海区域的辽东、天津和山东三地是承办筹粮、运粮输送朝鲜的前线阵地。在山东,登、莱二州因与朝鲜和辽东距离较近,成为战略物资集散中心,承载着海运粮饷支援朝鲜的重任。据《明史》卷86《河渠志四》记载,万历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又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乙巳条记载,户部奏称:“辽东所积米豆及朝鲜现报粮数止二十余万石,恐经用不足,请行山东发公帑三万金委官买籴,运至登莱海口,令淮船运至旅顺,辽船运至朝鲜。又借临、德二仓米各二万石,运至登莱转运。”[5](卷310,P4)明廷允准。在万历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的大规模海运中,在几个海运口岸中,发自山东蓬莱一带沿海港口的军粮尤其多,当时就有亲临其境者统计:这两年该地共计运粮40万石,金银143万两,绢帛布匹43万余段,另外还运输4万余名士兵。这些军事物资的顺利转运,离不开山东海防的保驾护航。在明代海运制度方面,为了防御倭寇和海盗,保护航道的安全,海运一般由海防军队守护和押运,且运舟必须同日出发。此外,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之初,山东巡抚郑汝璧派遣水兵驻守长山岛开垦荒田,兼防日军;万历二十六年(1598)一月,明廷又令山东总兵李承勋率水兵驻守长山岛,以扼登莱之门户。这些举措的采取,提升了山东海上防御力量,为海道的安全畅通和海运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二,为朝鲜局势的彻底稳定提供了军力支援。战争期间,山东登州因“外接重洋,距朝鲜不远”,所以“御倭之制为特备”。万历二十六年(1598),山东总兵李承勋又“率舟师出汛于长山岛,以守登莱之门户,备旅顺之应援,并壮朝鲜之声势”。山东海防实力的增强,使日军不敢冒然从山东半岛偷袭中国,为朝鲜战事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战争结束后,为了防止日本卷土重来,明廷又派李承勋率军暂时驻守朝鲜,协助朝鲜增强军务。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李承勋率领约3600余名标兵赴朝驻守,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0)六月才撤回。李承勋带领的这支登州部队英勇善战,为朝鲜局势的彻底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廓清倭氛,保定属藩,乘秋南狝,放于东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虽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心头,但士兵们毅然坚持在战争前线:“兵将思归之念勃然而不可遏矣。岂惟兵将,即不佞先母长逝今几十月矣,寄榇旅邸,尚不得儿俯棺一哭,扶之归里。此等哀苦,百倍恒情。第念钦奉简命……报效职尔,安敢言劳。又安敢顾私情乎?”其精神是何等的可贵!时至今日,万历抗倭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0多年了。在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战争中,为了保卫中国的海疆安全,明政府朝野上下群策群力,掀起了一次山东海防大讨论的高潮,明廷也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海,地方政府同样不敢怠慢,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当前,中国的周边海洋危机不仅仍未消除,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中越南海争端都有逐步升级的可能。如何强大我们的海防,如何实现我们的“海洋强国梦”,成为我们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与山东海防有关的讨论及举措,无疑为我们今天的海防事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例证。

作者:赵红 单位: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

齐鲁学刊杂志责任编辑:chenpan04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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